《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北方吹来的风俄罗斯-苏联文学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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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北方吹来的风俄罗斯-苏联文学与中国- 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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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四溢的作家也不免写出了又一个中国的巴什马奇金——唯唯懦懦、忍辱苟安的悲剧人物汪文宣(《寒夜》)。从其他一些中国作家写小人物的作品中也可以找到果戈理《外套》的烙印。

  果戈理的作品魅力四射。他笔下那些活生生的艺术形象,仍能帮助我们认识今天的中国社会——唯利是图、荒淫无耻、卑鄙奸诈、阿谀奉承等人类的劣根性时有表现,乞乞科夫、赫列斯塔科夫、巴什马奇金式的人物不时出现。

  1852年,四十三岁的果戈理拖着病体,将《死魂灵》第二部的手稿扔进火里。随着多年的心血化成灰烬,这位从乌克兰乡间走来的一代大师孤独地离开了人世。五十五年后,他那不死的魂灵走入中国。

  从1907年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最初介绍果戈理至今,中国读者所知的这位文坛巨人的作品已远不止限于《狂人日记》、《死魂灵》、《钦差大臣》、《外套》这几部,他的《狄康卡近乡夜话》、《密尔格拉得》、《肖像》、《鼻子》、《塔拉斯·布尔巴》、《婚事》等佳作在鲁迅、瞿秋白、耿济之、姜椿芳、韦素园、鲁彦、孟十还、魏荒弩等几代翻译家的共同努力下,为更多的中国读者熟悉、接受。

  从前面的行文中,读者已不难猜到,在众多的译介者里,鲁迅不仅是最初结识和最早介绍果戈理给中国的人,而且也是研究和翻译果戈理作品最力的一位。鲁迅一生先后译介过二十一个国家的一百六十六位作家,其中最多的是俄罗斯作家,共四十七位,几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而果戈理,又是鲁迅评论最多、翻译其作品最多、见解最精的一位。从1907年写《摩罗诗力说》到逝世前翻译《死魂灵》,鲁迅曾在十九篇文章和通信中谈到果戈理。鲁迅一生如此重视研究果戈理,不仅身体力行,而且还鼓励别人评介果戈理。果戈理对鲁迅影响之深、更从鲁迅本人的创作中体现尽致。前文已作详细介绍,这里不再重复。

  果戈理的文学遗产,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和成长,曾经历过巨大而深刻的影响。除鲁迅之外,张天翼、沙汀、鲁彦、叶圣陶、陈白尘、老舍等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学习借鉴过果戈理。在当代中国文学界,当东西方文学交流空前频繁时,果戈理的位置已失去了往日的醒目,但在当代中国讽刺文学中,我们还是不难从蒋子龙的《找“帽子”》、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张贤亮的《黑炮事件》等作品中听到果戈理的声音,尽管中国的讽刺文学至今没有获得长足的发展。

  果戈理当初是以“进步人类所珍贵的文化巨人”(丁玲语)的姿态步入中国新文学的。几十年来,我们对果戈理的研究一直是沿袭社会批判的思维模式进行的。这给果戈理研究蒙上了极深的社会政治色彩。这样做实际是降低了果戈理应有的档次。好在新一代文学研究者已经开始扭转固有的思维轨迹,转换视角,从创作本体去重新全面审视果戈理——这位列入世界文化名人行列的俄国作家。顺着这样的导向,中国读者定会发现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果戈理世界。

  屠格涅夫与中国:精神上的遇合

  二十世纪初,一位,“相貌柔和,眼睛有点忧郁,绕腮胡长得满满的北国巨人”悄然走进中国。从那时起,中国和他的艺术间产生了一种奇特而持久的天然亲和力。他就是屠格涅夫 (1818—1883)。“前夜”里,涌来一股“春潮”……

  1915年,“五四”运动前夜,中国散文诗的倡导者刘半农在《中华小说界》上发表了他翻译的屠格涅夫散文诗。中国读者结识了又一位俄国文坛巨星。俄国文学有计划地、大量地被介绍进入中国,是在“五四”文学革命之后。“五四”后十多年间,俄国主要作家及高尔基等苏联作家的作品,很多都翻译了过来,但译印最多的还是屠格涅夫的作品。他的 《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新时代》、《烟》、《猎人笔记》、《初恋》、《春潮》、《村中之月》、《散文诗》等,都有了一种或几种译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批名流组成了强大的屠格涅夫译者阵容:郭沫若、郁达夫、耿济之、郑振铎、沈颖、王统照、赵景深、梁遇春、刘大杰、巴金、丽尼、陆蠡、黄源、黄裳、李健吾、丰子恺等。有这么多著名的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参与翻译,使得屠格涅夫作品的译文质量起点颇高。屠格涅夫的评论阵容与翻译阵容旗鼓相当,除上述译者中的一些外,鲁迅、瞿秋白、茅盾、许钦文、焦菊隐、夏衍、胡风、艾芜等名家都曾撰文评述屠格涅夫。而屠格涅夫对中国作家创作活动的影响,直接谈到的就有郭沫若、郁达夫、瞿秋白、丁玲、巴金、沙汀等人。阅读这些作家的作品和他们有关屠格涅夫的评论,突出的感觉是:中国知识界、文学界与屠洛涅夫有着一种广泛的神交。

  郭沫若是较早接触屠格涅夫作品的中国作家之一。1921年,他翻译了屠格涅夫的五首早期诗作。同年东渡日本途中又读到了《处女地》。三年后向成仿吾要来这本书,并于当年译成中文发表。书中的主人公涅日达诺夫是个浪漫有余的理想主主者,对革命的浪漫幻想破灭后,对革命及整个生活的理想也随之破灭。郭沫若喜爱这本书,认为涅日达诺夫“有点象我”。茅盾的长篇小说《蚀》、《虹》单从题目看,就与屠格涅夫的《前夜》一样,都是一种象征,使得人物在时代氛围中体现社会、情绪、心理、愿望、矛盾。茅盾在 《虹》中着力塑造了一个热情似火的女子形象。她摆脱家庭束缚,从个性解放走上社会解放运动的成长历程,与《前夜》中的叶琳娜同出一辙。丁玲的《韦护》所体现的主题正是屠格涅夫作品中常见的主题——革命与恋爱。主人公韦护身上表现的处于革命大潮中的知识分子克制私欲,以革命工作为重,最终理智战胜情感的经历,明显透出屠格涅夫作品的影子。丁玲本人大致也是循着“新人”的足迹成长的。王西彦短篇小说《雨天》中的女主人公夏小兰正是从屠格涅夫笔下的坚强女性身上吸取到精神力量,最终离开小家庭,走上了为死去亲人的复仇之路。王西彦日后谈到他当年创作的知识分子题材的长篇小说 《古屋》、《神的失落》等时,很吃惊于自己对屠格涅夫的模仿:努力想做到简练朴素,因而结构缺乏宏大的规模,情节缺乏曲折的变化。王西彦还写过有关屠格涅夫研究的论文。《活尸首》的译者——作家王统照准确地抓住了屠格涅夫的艺术风格,他称屠格涅夫的小说是“诗的散文的叙述”。既是翻译家,又是作家的陆蠡与丽尼,与巴金情况相似,他俩都是屠格涅夫作品的出色译者。他们的散文又都接近屠格涅夫的风格,具有清丽委婉的抒情韵味。如《囚绿记》(陆蠡)、《黄昏之歌》(丽尼)等。丽尼对屠格涅夫作品的特色也有精辟的概括,即“抒情主义和忧郁”。三十年代的何其芳、陆蠡、丽尼、巴金等青年都带有屠格涅夫在 《幻影》、《当我独自一人……》、 《我夜里起来……》中传达出的心态情绪:惆怅、寂寞、期待。端木蕻良虽后来转向追求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式的气势和广度,但他还是十分喜欢屠格涅夫在艺术手法上的精纯。这些作家在创作中,从各自的特点和需求出发,主动吸收、借鉴屠格涅夫,为屠格涅夫在中国的影响添光增彩。

  郁达夫的“屠格涅夫情结”

  提起屠格涅夫与中国作家相互间的精神联系,笔者首先想到了“忧郁王子”郁达夫。郁达夫对屠格涅夫的钟爱流于言表:“在许许多多古今大小的外国作家里面,我觉得最可爱、最熟悉、,同他的作品交往得最久而不令生厌的,便是屠格涅夫……因为我的开始读小说,开始写小说,受的完全是这一位相貌柔和,眼睛有点忧郁,绕腮胡长得满满的北国巨人的影响”。为什么屠格涅夫对郁达夫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时代、不同文化造就的作家,在身世命运、内在气质上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郁达夫和屠格涅夫一样,童年生活充满了郁郁寡欢的孤寂,缺少母爱和温情;郁达夫和屠格涅夫一样,天性中都富有“自然之子”那田园牧歌般的诗韵;郁达夫和屠格涅夫一样,在近代文明生活中每每生出居无定所,活无位置的孤叶飘零之感;郁达夫和屠格涅夫一样,爱情无着、婚姻不幸的满怀愁绪一生无法释然;郁达夫和屠格涅夫一样,对故国孱弱,社会黑暗的忧思久难排遣……所有这一切,使我们看到两位各自文坛上的“忧郁王子”。他们身上弥漫山的浪漫主义敏感性成为识别他们独具个性的艺术风格的鲜明标志。

  带着这种时时感到个性被压抑,个人被社会排斥的感伤心态,郁达夫对这位异国知音的理解极为独特。他将屠格涅夫的作品一概看作“自叙传”。而郁达夫本人的创作也可看作是他自传性心路历程的写照。郁达夫的作品会使读者不知不觉地溶入一种特定的情绪氛围,从而淡忘了情节内容。屠格涅夫通过描写与人物心境相对应的景物来渲染情绪氛围,进而达到诗意境界的笔法,这在郁达夫的不少作品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怀乡病者》、《蜃楼》、 《十一月初三》、《春风沉醉的晚上》、《迟桂花》等。

  郁达夫的作品,其主人公几乎都是潦倒失意、感到被社会排斥、遗弃的殉情青年——“零余者”,这与他对屠格涅夫《多余人日记》的偏爱不无关系。这些时代桎梏下的青年与“多余人”罗亭(《罗亭》)拉夫列茨基(《贵族之家》)在精神气质上息息相通。

  郁达夫与屠格涅夫气质上的这种接近和相似,为屠格涅夫进入中国现代文学打开了一条通路。

  瞿秋白的生命纪程和屠格涅夫

  笔下人物的命运轨迹

  早在俄文专修馆当学生时,瞿秋白就曾阅读屠格涅夫的作品。他对屠格涅夫的创作思想作过深入的研究。瞿秋白在他写的俄国文学史著作《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中,精辟地将屠格涅夫小说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单纯的结构和客观反映现实的态度。并从社会意识的发展过程入手,独到地论述了屠格涅夫笔下“多余人”的形象——“多余人”和被屠格涅夫称为虚无主义者的巴扎罗夫 (《父与子》)在历史上是一脉相承的,不能简单地认为他们是对社会无益的人。这些新颖精辟的见解,在屠格涅夫的研究中,至今仍很有份量。

  瞿秋白不仅对屠格涅夫深有研究,而且公开承认他本人的思想与屠格涅夫创作的关系。他的《俄乡纪程》、《赤都心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两部散文佳作。它们不仅以对苏联——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初期社会生活的忠实记录,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报告文学,而且坦率地叙述了作为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轨迹,具有突出的文献价值。瞿秋白在 《赤都心史》中,以坦荡的胸怀作了严格的自我剖析,该书第三十二节“中国之‘多余人’”,首先引用了《罗亭》中的话。瞿秋白的自我剖析精神,将自己与屠格涅夫的“多余人”相提并论的勇气,使他成为兼作家、翻译家、党的杰出活动家、宣传家于一身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瞿秋白的一生恰似屠格涅夫笔下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的命运:追随俄国“到民间去”的“忏悔贵族”的步履,抛弃安闲优裕的生活,投身于革命激流,逐渐成长为革命领导人,但在复杂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身心疲惫,困惑不适,最终成为“脆弱的二元人物”(瞿秋白自语)。屠格涅夫等俄国作家笔下的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的历史悲剧在瞿秋白身上重演。

  鲁迅——跨入屠格涅夫的“门槛”

  鲁迅没有翻译过屠格涅夫的作品,但与他有着密切关系的《小说月报》、《语丝》等杂志刊登过不少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和有关的介绍性文章,有时鲁迅自己的文章与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在这些刊物上同期发表。鲁迅还在与郁达夫共同主编的《奔流》上,刊载过屠格涅夫的著名演讲:《哈孟雷特和堂·吉诃德》,并在《〈奔流〉编校后记》中介绍了这篇论文。演讲中屠格涅夫对堂·吉诃德献身精神的赞颂,引起了鲁迅的共鸣。鲁迅还对屠格涅夫世界观的进步性和对人生的认识深表赞同,并强调这篇演讲对于认识屠格涅夫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与屠格涅夫在堂·吉诃德问题上的共识,也反映在鲁迅的创作,尤其是散文诗的创作中。鲁迅的散文诗《过客》较明显地受了屠格涅夫著名散文诗

  《门槛》的影响。两者在艺术构思上极为相近——都在诗剧中采用对话形式。过客的昂首前行和俄罗斯女郎的跨进门槛,都表现了一种堂·吉诃德式的信仰。他与她都具有为寻求光明,克服重重障碍,坚韧不拔,勇于献身的精神。他与她同样有着战斗中的孤独、上下求索时的寂寞和前进中不明具体目标的徬徨。鲁迅这一类散文诗还有《秋夜》、《复仇》、《雪》、《影的特别》、《墓碣文》、《颓败线的颤动》等,它们都笼罩着屠格涅夫散文诗(尤其是《门槛》、《老妇人》、《狗》、《虫》、《大自然》《天巢》等)的地狱的阴影和死亡的鬼魂,它们都描绘了一种惨淡、灰暗的心境,传递出深刻的孤独和寂灭的情绪,呈现给读者一种悲凉、感伤的美学氛围。但鲁迅和屠格涅夫散文诗的悲剧风格在相似之外又各有千秋:屠格涅夫更突出无可奈何的悲凉与忧郁,蕴含有幽婉动人的情致;鲁迅则更敢于品味地狱的阴暗与寂寥,呈现出沉郁、悲怆的壮美风范。

  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和屠格涅夫晚期的《散文诗集》之间有着明显的借鉴关系。但鲁迅的《野草》没有屠格涅夫《散文诗集》中所流露的绝望感和宿命观。由此可见,影响和独创不是对立的,受了某种影响不一定就缺乏独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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