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处绝险的地方，为了使前后长城相连贯，而又不使一座奇险的制高点留在长城外面，城墙必须从这险地外侧断崖绝壁上通过。为了固定长城的根基，用了两根铁梁担在断崖之上，将长城从铁梁上修了过去。
明长城全长12000余里，其北京地段，依山修筑，雄险之极。长城的下部为石条，中间填土石、外层包城砖，上部为女墙。这次大规模地修筑长城，东起山海，西止镇边，绵亘2000余里，城垣普遍加厚，两面皆设垛口，并在城墙上兴建敌台。过去筑台，或在城内，或在城外，多无实效。明沿着长城，新建敌台，就是将旧有的烽火台和民间看家楼相结合，具有举燧、御守、住兵和仓储四个功能。敌台一般高5丈，四面宽12丈，中空，三层—上为平台、雉堞，设哨罙望、集兵御守、燃燧报警；中为室屋，住宿官兵；下为仓室，储存粮械。至隆庆六年（1572年），共建成敌台1200余座，2000余里，墩台耸立，声势相连，精坚雄壮。今见雄伟壮观之北京地区长城，主要是在明朝隆庆、万历年间的产物。万里长城既是伟大中华民族之骄傲，也是伟大中华民族之象征。
京杭运河，京师动脉。明兴元亡，战乱不已，都城南迁，故元时的京杭运河，部分河道淤塞不通。明永乐帝“靖难之役”取胜后，升北平为北京，兴建北京城池宫殿。时转运粮食、砖瓦和材料等，仍沿元之旧，水、陆、海兼运。于是，永乐帝诏令修通京杭运河。其大工程为永乐九年（1411年），开会通河，使黄河与卫水相联。后开通惠河，即北京至通州的河道。但是，几修几废。直至嘉靖六年（1527年），采纳御史吴仲之议，修通惠河，浚治河闸，历时四月，河工告成。自此，漕船直达北京城大通桥（今建国门外），迄于明末。吴仲并进所编《通惠河志》，命送史馆，采入《会典》，并颁工部刊行。人思吴仲之功，在通州建祠祭祀他。京杭运河全面开通，漕船多至11000余艘，年运京师的粮食，成化八年（1472年）额定为5189700石。
京杭运河北起北京，南至杭州，经今北京、天津二市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将本来不相连通的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连接起来，全长3588里，成为中国古代南北经济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今北京通州张家湾、江苏扬州、浙江杭州等，都有它的遗迹。
三大英杰
在明代北京的历史上，长城与运河，固然可歌可颂；但英雄与豪杰，更为可歌可泣。在许多可歌可泣的英杰人物中，于谦、戚继光和袁崇焕三位更值得一提。
于谦（1398～1457年），是明朝前期御守北京有大功之人。谦，字廷益，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幼机智，勤读书，少有奇志，《石灰吟》云：“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惜，要留青白在人间。”中进士后，先任御史，后巡抚山西、河南19年。他每次到京，不贿赂上司：“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居官清廉朴素，坚不馈赠权要，得罪了宦官王振，遭诬被下狱论死。但山西、河南百姓闻讯后集合万人，伏阙上书，请仍命于谦恢复原任，明廷允准。后于谦获释，调至京师任兵部右侍郎。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率骑入犯，宦官王振挟持英宗朱祁镇，率50万大军亲征。明军兵败土木堡（今河北宣化），裸袒践踏，尸体蔽野，英宗被俘。护卫将军樊忠以长锤击死王振，并骂道：“我替天下诛奸贼！”败报至京，举朝震惊。侍讲徐謒（有贞）主张迁都，于谦斥道：“倡议南迁者，当斩首！”廷议多主守，升于谦为兵部尚书。景泰帝立，于谦集兵备械，加强京师御守。瓦剌兵围北京，于谦亲自指挥，在德胜门和广宁门两败敌军。后瓦剌兵退，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取得胜利。后英宗被放归，居于南宫。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发动“夺门之变”，复辟帝位，加害于谦，天下冤之。后谥忠肃，在今崇文门内西裱褙胡同有“于忠肃公祠”。其灵柩后移葬杭州西湖畔，后人以“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之诗句，褒扬岳飞和于谦的功绩。
戚继光（1528～1588年），是明朝中期御守北京有大功之人。继光，字元敬，号南塘，山东蓬莱人。出身于世袭登州卫（今山东蓬莱）指挥佥事世家。早年怀有“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壮志。他在浙、闽、粤抗倭，建戚家军，屡获大捷。他曾在嘉靖中期，五戍蓟门，过着“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的军旅生活。隆庆二年（1568年），受命以总理兼镇守蓟州、永平、山海等处，督帅12路军戍事，卫京师畿防，在镇16年。他们在金山岭、慕田峪、黄花城一带险峻山岭上，修长城，筑台堡。其中一段，俗称“单边”，就是一面建墙垣垛口。城墙之窄，构筑之险，难以想象，令人惊异。还有在两山夹隙间，放置两根铁梁，铁梁上面，建筑城墙。往下看去，万丈深渊。现在人们仍不明白，当年没有起重吊车，铁梁是怎样横跨在两山之间的呢？他还创议在长城上修建敌台，奏《请建空心台疏》云：“跨墙为台，睥睨四达。台高五丈，虚中为三层，台宿百人，铠仗、糗粮具备。令士卒画地受工，先建一千二百座。”获准。他亲自督工，日夜辛劳，历时6年，工程如期告成。其建台之举，垂永世之功。今见北京蜿蜒雄伟长城，主要是在戚继光时重修的；其上的高耸敌台，则是戚继光首创之杰作。其时北方官兵，纪律松弛，练操之时，雇人顶替。他募练浙兵，严格军纪，检阅之日，天下大雨，兵士植立，半日不动，边军才知有军令。他镇蓟期间，击败南犯的北骑，京师未警，蓟门晏安。名相张居正死后，戚继光遭排挤。后以多病之躯，回归乡里，连治病的钱都没有。死后葬蓬莱芝山，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和《止止堂集》传世。
袁崇焕（1584～1630年），是明朝后期御守北京有大功之人。崇焕，字元素，祖籍广东东莞，落籍广西藤县。万历进士，任邵武（今福建邵武）县令。时满洲兴起辽东，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接着，后金兵下清河、陷铁岭，夺沈阳、占辽阳，进军辽西、攻取广宁。天启二年（1622年），他单骑出边考察，说：“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自请守辽。后赴辽东，筑守宁远（今辽宁兴城）。六年，努尔哈赤率倾国之师，攻宁远城，兵败受伤，不久死去。其子皇太极袭汗位，翌年攻宁远、锦州，再败而回。袁崇焕虽连获宁远与宁锦两捷，并震动朝野，但因得罪巨阉魏忠贤而去职。崇祯元年（1628年），受召起用，任兵部尚书、督师蓟辽。第二年，皇太极率军破长城，兵临北京。袁督师闻警，自山海关，率九千骑，“士不传餐，马不再秣”，驰援京师。在北京广渠门外，与后金军接战，他身先士卒，中矢如猬，大败敌军。皇太极设反间计，崇祯帝中计，将袁崇焕下诏狱，翌年寸磔于北京西市。袁督师戍辽九年，身捍京师，以“杖策必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的博大气概，血洒北京，魂动万世。清乾隆帝为其平反。在今北京广渠门有袁督师的墓、祠、庙，其祠“与文文山（文天祥）祠，并垂不朽”。两粤也有其纪念祠宇。
明正统帝、万历帝和崇祯帝，均不能吐奸纳忠，使于谦、戚继光、袁崇焕这些彪炳千秋的伟岸英杰，皆以悲剧而终其生。然而，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而且是整个明朝的悲剧。明廷这类悲剧演多了，也就自绝其社稷。
帝王癖好
明代皇位的继承为嫡长世袭制。就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所谓“嫡长”就是正妻所生的皇长子。皇帝在位时，立皇嫡长子为太子，嫡长子先死立次子为皇太子（有时立皇长孙为皇太孙），次子先死则立三子为皇太子。但在北京紫禁城登极的13个皇帝中，有3人例外。其一是，明正统帝年轻气盛，受太监王振怂恿，率军亲征，兵败被俘，时局倥锻，皇太后命其弟监国，旋正大位，是为景泰帝。其二是，正德帝死后无子，皇位由同父异母弟朱厚鎝继承，是为嘉靖帝。其三，天启帝的儿子早殇，皇位由其异母弟朱由检继承，是为崇祯帝。
明末内廷斗争激烈复杂，中心环绕皇位继承。如天启帝生母王氏，被西李选侍凌殴致死。其时天启帝才5岁，由西李选侍抚视，欲日后垂帘听政。又如崇祯帝生母刘氏，初入宫时为淑女，及生下由检（崇祯）后，失宠，忧死。崇祯帝幼年失母，先由西李选侍抚育，后由东李选侍抚视。东李选侍虽对由检较好，但她后因得罪太监魏忠贤，被矫旨赐自尽。她焚香礼佛后，痛哭自缢死（一说抑郁病死）。崇祯帝5岁丧母，不能记忆生母相貌，命画工照宫人中状貌相似者绘图，图成后，迎入宫中悬挂供奉。
明代276年，凡16帝。在16帝中，有洪武、建文、永乐三帝在南京登极，其余13帝在北京登极，君临天下。明代在北京紫禁城登极的13个皇帝中，登极时年龄18周岁以下的占8位—正统帝9岁、成化帝18岁、弘治帝18岁、正德帝15岁、嘉靖帝15岁、万历帝10岁、天启帝16岁、崇祯帝17岁，他们登极时平均年龄为14。25岁。
皇帝是人，并不是神。他们在日理万机之外，也有自己的爱好、自己的生活。但是，皇帝的爱好与性格，理性与感情，意志与行动，秉赋与品质，都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治策得失、用人臧否、国家盛衰和人民生计，发生重要的直接的影响。明朝皇帝的癖好与性格，举永乐帝、正德帝、嘉靖帝、天启帝四位皇帝的某个侧面，略加介绍，以见一斑。
永乐帝（1360～1424年）是明代在北京紫禁城里生活的第一个皇帝。他“智勇有大略，能推诚任人”，乘建文帝孱弱，欲起兵南进。在起兵之前，建文帝疑其为变，下诏诘责。他便装病佯狂，走呼市中，夺人酒食，语多妄乱，或卧土壤，竟日不醒。建文帝派使臣至王府问疾，见他在盛夏季节，蓬头垢面，身穿破裘，围着火炉，浑身摇颤，口中说“寒甚，寒甚！”在王宫中拄杖而行。使臣疑解，他却暗自备兵。永乐帝发兵南进，历时4年，夺取帝位，迁都北京。他先后7次率师，出征漠北，又派郑和，远航西洋，使明朝更为强盛。如果不是永乐帝有雄才之略，超人之勇，又娴熟军旅，知人善任；而是出师败北，九鼎不迁，那么北京的历史与明朝的历史定要重写。
正德帝（1491～1521年）喜游幸。他15岁登极，过了两年就在西苑构筑宫殿，内设密室，叫做“豹房”。里面蓄集乐工、美女、太监等，朝夕处此，不居内廷。佞臣进献能歌善舞的回女12人入豹房，歌舞达昼夜，犹以为不足。后来他经常微服出宫，甚至到外地巡幸。凡车驾所至，近侍先掠民女，以充幸御，至数十车。各地处女寡妇，闻听皇帝要来游幸，纷纷择配，有的抢鳏夫强作婚配，一夕殆尽。他游幸时，命备大车数十辆，里面杂坐和尚与妇女，每车数十人，车盖悬球，车疾驰行，悬球与僧头相碰，和尚与妇女相拥，帝视大笑，以为取乐。他出京巡游时，娶乐工已婚女刘氏，称刘美人，装载回京，住在豹房，饮食起居，形影不离。他率师南征，携刘美人至通州（距京10公里），约其先驻足，而后遣人相迎。临别，刘美人脱一簪，请帝佩戴，为迎接时信物。但途中失簪，及至临清（距京师约500公里），遣人迎刘美人，答曰：“无信物，不敢行！”正德帝于是单独乘船，昼夜疾航，至通州亲迎刘美人，偕行而南。正德帝的南行，廷臣舒芬等上疏谏止，不听。命将舒芬等107人于午门前罚跪5日，每日自早至晚，跪12小时。时满之后，并施以廷杖。后他自乘小船，在池中捕鱼，舟覆落水，不久咯血而死。正德帝视出征、朝政为儿戏，视廷臣、黎民为草芥，任意胡闹，紊乱朝纲，最后不得其死。
嘉靖帝（1507～1566年）崇道教。明朝的国教不是道教，而是佛教。明开国皇帝朱元璋早年为僧，称帝之后给封王诸子择名僧为师傅。燕王（永乐帝）傅僧道衍，在藩邸定策起兵，出入帷幄。所以明代尊崇佛教，优礼僧尼，大兴佛寺，雕塑佛像，刻印佛经。京师觉生寺（大钟寺）的铜铸大钟，法海寺的神像壁画，智化寺的木雕佛像，大慧寺的泥塑佛像，都是明代工艺和艺术的珍品。但是，明中期以后，国势逐渐转衰，佛教追求来世幸福的说教，虽可做麻醉人民精神的鸦片，而不能解脱帝王内心的苦恼。他们已享尽人间荣华富贵，惟求长生不死，羽化成仙。嘉靖帝崇尚道教，建大高玄殿，范金为像，一意修玄，炼丹制药，祈求长生。他多年不视朝政，大权旁落，严嵩父子擅权。后籍没严嵩父子家产，仅金器皿、金首饰就有3983件，合纯金共重32969两。当时讥讽嘉靖帝的民谚说：“嘉者，家也；靖者，尽也。”就是说在嘉靖朝民穷财尽，一贫如洗，无有孑遗。嘉靖帝长期炼丹吃药，脾气暴躁，耍起性子，惩罚宫女。受辱宫女，串通起来，进行报复。一天夜里，趁嘉靖帝睡熟，宫女杨金英等，用黄绫带子猛勒他的脖子，嘉靖帝气绝。另一宫女害怕，跑去报告皇后。皇后赶来，见皇上气息已绝，急忙派太监去找御医许绅。许绅下猛药，后使其口吐紫血，苏醒过来。杨金英等被凌迟处死。
天启帝（1605～1627年）好绳墨。天启帝袭受皇位时，明朝已临末世，辽东告警，党争益烈，财政枯竭，民怨沸腾。但他16岁登极后，埋头绳墨，不理政事，亲昵客、魏。客氏为天启帝乳母，和阉宦魏忠贤私通。忠贤本为乡间无赖，赌博输钱后，自宫为太监。他不识字，善于阿谀，勾结客氏，专擅朝政。天启帝是一个优秀的木匠，但不是一位明智的君主。他好盖房屋，自操斧、锯、刨、凿，技艺之高超，虽良工巧匠所不能及。整天同近侍朝夕营造，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