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元代铸钱显得格外珍贵。发行于元代的纸币“至元通行宝钞”，是1959年在西藏萨迦寺内发现的，纵31厘米，横21。8厘米。这枚“至元通行宝钞”弥足珍贵。显然，元代大都的金属铸币与通行纸币，在当时促进商品流通、加快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特别是这枚“至元通行宝钞”，有极高的历史、文物、艺术和学术的价值。
四域富商大贾，八方奇珍异宝，车载舟运，齐集大都。据载：当时举凡“天生地产，鬼宝神爱，人造物化，山奇海怪，不求而自至，不集而自萃。”文明门外满舶着南来的船只，顺承门外聚居着南方的商客，平则门外多留居西方的商人。马可·波罗在他的行纪中说，汗八里城住着许多商人和外国人，这座城像是一座大商场。世界上再没有别的城市能运进这么多的宝货。每天运进的丝就有千车。汗八里城周围各城市的商民都要来到这里买卖货物。他赞叹说：“外国巨价异物及百货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
科技文化
中国的科学技术在元代是居于世界先进行列的。伟大的科学家郭守敬，在天文历法等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所谓天文历法，一是观测，代表仪象；二是历算，代表历法。观测和历算，要有司天台即天文台。北京早在金代就设置司天台，元政府于至元十六年（1279年），在大都设置司天台。后来明、清两代的观象台，也都设置在这里。今存观象台为明代所建，台上仪器则为清代所造。
郭守敬是一位勇于创新、勤奋好学的科学家。他在前人基础上，设计制造了测量赤道坐标和地平坐标的简仪，并制造了测量日影长度的圭表等天文仪器。古书记载：“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影适与土圭等，谓之地中。”就是说，圭表用来测量日影长短，所以又叫做量天尺。元代的圭表，圭为石制，表有石制、也有铜制。在大都的圭表，据记载表为铜制，圭为石制。表通高50尺，宽2尺4寸，厚1尺2寸，石圭以上表身高36尺，表上端铸有两条蟠龙，龙半身附表侧，半身凌空擎起一根6尺长3寸粗的横梁，自梁心至表上端为4尺，自石圭上面至梁心40尺。石圭长128尺，宽4尺5寸，厚1尺4寸，座高2尺6寸，圭面中心和两旁均有刻度。这是中国古代最高大的圭表。在大规模仪器观测的基础上，郭守敬主持编制的新历《授时历》，精确度很高，以365。2425天为一年，比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只差26秒，其准确程度与现行公历相同，但公历的使用要比《授时历》晚300年左右。
郭守敬还进行了恒星位置测量工作，测量出前人未命名的恒星1000余颗，使记录的星数从1464颗，增加到2500颗，并编制成了星表。还有，札马玣丁制造了“苦来亦阿儿子”等七种天文仪器。“苦来亦阿儿子”的“苦来亦”（kure）意为“球体”，“阿儿子”（arz）意为“地球”，即为早期的地球仪。据《元史·天文志》记载：“其制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串于其中。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员之广袤、道里之远近。”就是说，在木制的圆球上，七分为绿色的海洋，三分为白色的陆地，并画有江河湖泊。在球面上用经纬线画成许多方格，以便进行幅员宽广远近的计算。这是中国史籍最早记载的地球仪。此外，元顺帝妥跆帖睦尔曾设计制造过计时宫漏。《元史·顺帝纪》载：宫漏“高六七尺，广半之。造木为匮，阴藏诸壶其中，运水上下。匮上设西方三圣殿，匮腰立玉女，捧时刻筹，时至，辄浮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人，一悬钟，一悬钲，夜则神人能按更而击，无分毫差。当钟、钲之鸣，狮凤在侧皆翔舞。匮之西东有日月宫，飞仙六人，立宫前。遇子、午时，飞仙自能耦进，渡仙桥，过三圣殿。已而，复退位如前。”这架计时宫漏，以水激转匮内的机械，使飞仙神人，按更报时，配以凤翔狮舞，其精巧构思，精绝技术，令人赞叹不已。这位“鲁班天子”会做木匠，但不会做皇帝，他玩物丧志，腐败已极，终被赶下宝座，逃往蒙古大漠。
元朝皇帝崇奉佛教。皇帝、皇后、贵族、官员等，不断建造新寺。所以大都寺庙比前代数量更多，规模更大，精严雄伟，雕华壮丽。佛教的高僧，尊为国师，佩以玉印。先是，旧蒙古文识者很少，成吉思汗调发兵马，用结草或刻木记事。忽必烈时，高僧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八思巴为喇嘛教萨迦派的第五代祖师。蒙古宪宗三年（1253年），忽必烈闻其名，召置左右，从受佛戒。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尊之为国师，赐玉印。至元六年（1269年），八思巴献所制蒙古新字，颁行全国，是为八思巴字。第二年，升其号为“帝师”，进封“大宝法王”。佛教受到特殊的荣宠，就连皇帝、皇后、妃嫔、公主，都因受戒而向他们顶礼膜拜。佛僧享受着特权：民众殴打佛僧者，断其手；詈骂佛僧者，断其舌。而有的佛教僧侣恃势恣睢，气焰薰灼，殴打王妃，作恶多端。
大都的佛寺，华严宏大，宝刹林立，僧徒众多，香火繁盛，其中大圣寿万安寺，精严壮丽，坐镇都邑。忽必烈营建大都时，在今阜成门内，敕建宏伟华丽的白塔。建筑这座白塔，花了8年的时间，还邀请著名的尼泊尔工艺家阿尼哥参加设计，并通过他把尼泊尔白塔的形制传入了中国。又以白塔为中心，历时10年，敕建一座规模宏大、一如内廷的大圣寿万安寺。元朝皇帝即位和正旦的朝仪，多在寺内演习。元末寺被雷火焚毁，明代重修寺院，改名妙应寺，所以这座白塔称做妙应寺白塔，相沿至今。
妙应寺白塔是一座砖石结构的喇嘛塔，因塔身通体皆白，俗称白塔。白塔通高50。9米，由塔基、塔身、塔顶三部分组成。塔基的基座面积800余平方米，基高9米，叠起三层方形折角须弥座，上面用24个莲花瓣围成圆形莲座，莲座上有5层迭收的环带，使塔从方形折角基座，过渡到圆形塔身，自然而富有装饰性。塔基上面托起一个硕大的覆钵形的塔身主体，直径为18。4米，有7道铁箍环绕，以加固塔身。主体顶上有小须弥座，座上再托起节节拔高的锥体13相轮—用13重圆环形铁圈迭套的塔刹底部。它的顶部，承托一个如伞状之盖，称做华盖。华盖直径9。7米，厚木作底，铜瓦作盖。华盖四周挂着36副铜质透雕的华謦，每副长2米，各悬小风铃。华盖上竖起一座重4吨的铜鎏金宝顶，也呈塔形。它的顶端有8根铁链，牵固着华謦。白塔落成后，大都市容为之生辉。元代碑文赞道：“非巨丽，无以显尊严；非雄壮，无以威天下！”它巨丽、雄壮、秀拔、威严，其“制作之巧，古今罕有！”
白塔中珍藏着许多宝物，其中一宝是1978年夏，北京市文物部门维修白塔时，在塔顶发现一尊“赤金舍利长寿佛”，佛身嵌有44颗红宝石，手中捧着一颗舍利子，圆润晶莹，光泽夺目，是一件文物珍品。
大都与佛教相关的建筑，有居庸关云台。元代的首都在大都，陪都在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大都和上都是元朝的两个政治中心。皇帝每年四月至九月，都要到上都去避暑，许多军政要事都在上都处理。大都与上都之间的交通联系，就成为元朝的政治动脉。居庸关是大都往来上都之路的交通咽喉，元帝几乎每年都要经过居庸关，正如元僧诗中所说：“上都避暑频来往，飞鸟犹能识衮龙。”但居庸关一带山险路隘，道路难行，所以元帝曾在这里大兴土木，修建塔寺，以求佛保佑行路平安，并装点山路风光。元至正五年（1345年），在居庸关修建云台，上设过街石塔三座，车马行人从塔下券门通过。云台券门上的浮雕象、狮、大龙神、金翅鸟和洞券内壁的浮雕四大天王、侍从等神像，造型生动，雕刻精美。券洞内壁石刻梵、藏、八思巴、维吾尔、西夏、汉六种文字的《陀罗尼经咒》等，是研究佛教经典和古代文字的宝贵资料。
元朝皇帝不仅崇佛，而且尊儒。国子监是元代的最高学府，主要教授儒学。它建于大德十年（1306年），在今安定门内成贤街。入学的监生有蒙、回、汉、女真等族的学生，还有高丽（今朝鲜）、暹罗（今泰国）、安南（今越南）和日本的留学生。现国子监建筑经明、清两代重修。
孔庙位于国子监的东侧，是祭祀中国儒家学派创始人、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孔子的庙堂。早在成吉思汗起兵之后，攻城略地，掳掠焚杀。耶律楚材向蒙古大汗谏言，要尊儒，用儒生，后被采纳，儒学成为国学。孔庙建于元大德六年（1302年），明、清时又重修和扩建。孔庙有三进院落，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为大成门、大成殿、崇圣门和崇圣殿。大成殿面阔九间，进深五间，殿内有祭孔用的礼器、乐器，殿外四周有石护栏。殿后过崇圣门为崇圣祠。它是供奉孔子先人牌位的地方。孔庙院内古柏参天，气氛肃穆。矗立着元、明、清进士题名碑198块，记录着51624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和名次，是颇为珍贵的文物。
元朝皇帝，不仅崇佛尊儒，而且重道，道即道教。道教是产生于中国的宗教。道教主要经典《道德经》的作者老子相传姓李，唐朝的皇帝也姓李，唐高宗就以老子为李氏祖先，上“太上玄元皇帝”尊号，令各州县建道观一所。宋徽宗又自称“教主道君皇帝”，一时道教大盛。但中国正统的儒教和印度传来的佛教势力也很大。所以金代道士王重阳创立以道为主，兼融儒、释的全真道，成为道教的一个重要教派。他的学生丘处机，入穴居住，乞食度日，行携一蓑，精心求道，称长春真人。蒙古太祖十七年（1222年），成吉思汗在阿姆河畔营帐里，会见了丘处机。成吉思汗和丘处机论道三日，并请他讲授长生不老之术。丘处机针对蒙古军的屠杀和焚掠，讲述了治国和养生的观点：
为治之方，以敬天爱民为本；
长生之道，以清心寡欲为要。
成吉思汗深契其言，赐号“神仙”，掌管天下道教。两年后，成吉思汗命丘处机住持今北京西便门外的道观太极宫（今白云观）。
白云观在今北京广安门外，金代为著名的太极宫。成吉思汗将太极宫赐给丘处机（1148～1227年），因丘处机称长春真人，而更名为长春宫。丘处机仙逝后，将其遗骨埋葬此处，又改称白云观。正月十九日是丘处机的生日，人们来这里会神仙，祭真人，车马喧嚣，络绎不绝：“或轻裘缓带簇雕鞍，较射锦城濠畔；或凤管鸾箫敲玉版，高歌紫陌村头。”至夕阳落山，才人影散乱。
白云观是北京历史上最为著名的道观，曾经历代多次修葺和扩建。它的建筑布局，由数进四合院组成，主要殿堂都布置在中轴线上。观前有木牌楼、石狮和山门。进山门依次是灵宫殿，供奉总执天道最高之神玉皇大帝的玉皇殿，供奉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及其弟子七位真人的七真殿，供奉丘处机的天祖殿，供奉四位天帝的四御殿。四御殿是二层建筑，上为三清阁。三清阁供奉着高于四位天帝的三清，即居于天上的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阁旁的藏经楼，珍藏着明代正统十年（1445年）所刻印的一部道教经典《道藏》，计5305卷，分装480函。这是今存最早的道教经书总集。道教和佛教有两个共同点，这就是崇拜多神与经典庞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也有同上述宗教相反的两个共同点，这就是一神崇拜与一部经典。当然它们各有其因，也各有其果。
前述元帝崇佛、尊儒、重道的政策，它的一个结果是在大都城内留下许多的殿堂、宫观和寺塔。这是元代文化的重要成就。元大都的文化，除科学技术、殿寺建筑外，诗文发展、戏剧繁兴、书法崇古、绘画荣盛、雕塑精细、瓷器精丽，均达到新的艺术水平。
大都的诗文，在元初一洗金宋季世之弊，而趋于雅正。元代诗文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前期的元好问、郝经，中期的赵孟、虞集，后期的萨都剌、欧阳玄等，都曾在大都生活过。他们用汉文写下不少描述大都的诗文。在大都留居的文人中，除汉族人外，还有蒙古人、维吾尔人、回回人等，他们用汉文写下许多诗文，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各兄弟民族之间在大都的诗文交流，众多少数民族文人的涌现，为大都文化增添了光彩。但是，由于元代复杂的社会矛盾，许多文人心怀悲怨，其郁愤之情，溢于诗文。赵孟在《岳鄂王墓》诗中，对宋代民族英雄岳飞坟的离离荒草、漠漠西湖，伤感地写道：“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另一诗人周驰，在《送李伯英》诗中，更将心中的苦闷诉诸笔端：“休向蓟门寻古迹，黄金台上草连天。”大都的统治者常对士大夫施以淫威，钳制舆论。时医家用纸开具药方，以蜡丸装地龙散，用酒服下，此方大行。大都人范中为此赋诗云：
嚼蜡谁知滋味长，一杯卯酒地龙汤。
年来纸价长安贵，不重新诗重药方。
大都城的纸不用来写诗而用作写药方，这同崇尚骑射的元世祖忽必烈排斥诗歌的态度是分不开的。他认为：汉人惟务课赋吟诗，何关修身？何益为国？元代皇帝和贵族虽大多贬抑诗文，却普遍爱好戏曲，尤其是杂剧。
大都是元杂剧的摇篮。在通称“元曲四大家”中，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都是大都人；白朴虽不是大都人，也长期在大都生活和创作。《录鬼簿》一书称关汉卿在大都是“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他一生创作杂剧60余种，但多已散失，仅传世10余种。他的《窦娥冤》、《救风尘》、《单刀会》等最为脍炙人口。《窦娥冤》是一出悲剧。窦娥3岁丧母，7岁离父。她父亲是个穷书生，把她送到蔡婆婆家当童养媳。10年以后，她的丈夫早死。婆媳二人过着清寡的生活。一日蔡婆婆外出，赛卢医谋财害命，企图勒死她。地痞张驴儿和父亲将蔡婆婆救活，遂乘机要挟，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