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寡的生活。一日蔡婆婆外出，赛卢医谋财害命，企图勒死她。地痞张驴儿和父亲将蔡婆婆救活，遂乘机要挟，搬到蔡家居住，涎贪这两个寡妇。蔡婆婆孤苦懦弱，遭欺辱临身。但窦娥拒绝了张驴儿的无耻要求。张驴儿要毒死蔡婆婆，凌辱窦娥，却毒死了自己的父亲。他转而诬陷窦娥，逼她随顺。窦娥捍卫贞洁，严词以拒。后窦娥在刑逼之下，画供屈招。临刑之前，她嘶喊道：
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六月天，窦娥被斩后，雪花掩埋了她那纯洁的躯体。三年不雨，草木枯焦。这一切都证明着她的冤枉。关汉卿《窦娥冤》这部现实主义杰作，是对元封建王朝残暴统治的愤怒控诉和有力鞭挞。王实甫《西厢记》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的色彩，几百年来，备受赞誉。大都剧坛，人才辈出，光彩夺目。著名女演员有珠帘秀、顺时秀、天然秀、赛帘秀和燕山秀“五秀”，她们歌声高婉，表演动人，技艺精绝，揭帘倾城，对于丰富大都市民的精神生活和促进杂剧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不仅如此，大都杂剧，在北方的影响，既广泛、又深远。在山西洪洞县广胜寺应王殿内《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壁画，高390厘米，宽312厘米，其内容是杂剧明角忠都秀在这里演出写实。这幅壁画为杂剧提供了生动的史证。
大都的书坛，人才济济。中国的书法，宋人欧阳修感叹地说：“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宋人书法学步，而元人书法崇古。这同元朝为蒙古贵族所建立有密切关系。元朝初年，一部分宋朝的遗臣和文人应召做了新朝的官吏，内心却矛盾、怀旧；另一部分人以隐居表示不与新朝合作，又彷徨、苦闷。自宋以来作为文人雅好的书法，这时就愈加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从而在书法上形成一股崇古的艺术潮流。这股崇古书法艺术潮流的代表，就是大都书坛盟主赵孟。赵孟为宋朝宗室后裔，虽出仕元廷，却萦怀宋室。他工于诗文，擅长绘画，通晓音乐，尤精书法，是一位艺术大师。赵孟主张书法复古，以古人为师。他于隶、真、行、草，各体皆能，尤以真、行、草见长，又以小楷为上乘。他天资聪颖，又刻苦好学，相传他一天可以写一二万工整的小楷字，这是古往今来书法家所罕见的。他很讲究笔法结构，每一个字，每一笔划，都端丽秀逸，萧爽动人。他日书万字，落笔迅捷，工力深厚，风格秀媚，遂以书法名冠当世。书法家虞集云：“书法甚难，有得于天资，有得于学力，天资高而学力到，未有不深奥而神化者也。”赵孟的书法，可谓天资高，学力深，神融笔畅，婀娜华丽，成为中国书法史上为人景仰的一座高峰。有天竺（印度）高僧数万里来求其书，视为国中之宝。赵孟的书法，对后世影响很大，世称赵体，作为楷模。尤在清朝乾隆年间，提倡赵书，风行一时。
大都的画坛呈现出繁荣的局面。中国的绘画，自宋代以来，山水林石，花竹禽鱼，占据画坛，风靡一时。元朝多数当权者，都对绘画采取提倡的态度，后期的几个皇帝，于绘画更为热心。一些蒙古贵族，也赏识绘画，附庸风雅。大都的画坛，名家辈出，日新月盛。据元末《图画宝鉴》一书著录，知名画家约200人，其中一部分是大都人，还有许多人曾经在大都进行创作。如山水画赵孟、黄公望、张彦辅，竹木画李蝎、王冕，人物画李肖岩、陈芝田，界画何澄、王振鹏等，代表了中国元代的绘画水平。元代文人身受蒙古贵族的统治，常以笔墨抒发心中的郁结。这或使写意画更趋兴盛，或使界画更臻完善。所谓“元人尚意”，就是不重形似，而求意趣，这是元代画风的一个重要特点。赵孟不仅是元代大书法家，也是大都画坛追求意趣的大画家。界画在大都有一定地位。所谓界画，是指中国古代用界笔直尺绘制的建筑设计图画；后来由于绘画艺术的发展，从建筑设计图画中分出一门新的画科，即界画。元代界画家以描绘蓬莱仙境般的映水楼台，来抒发追念故宋的情怀。王振鹏的界画《大都池馆图样》虽已失传，但夏永的界画《映水楼台图》等却流传至今。这是一幅圆形墨笔白描绢本界画。画面右侧为一幢高大楼阁立于水中石基之上，左侧为一条如虹石桥将楼阁与岸边连接，楼下水中有片片荷叶，楼外远处有座座青山。有诗云：
下临无地上凌空，般礴精神想像中。
远山更带林枝绿，近水还支荷柄红。
此外，传世的元代界画《卢沟运筏图》，描绘了大都西南卢沟桥一带的秀丽景色，是一件宝贵的艺术珍品。
大都的雕塑，为全城增添了光彩。大都殿堂楼阁林立，坛庙寺观栉比，石雕泥塑，美不胜收。整个大都城，就是一座琳琅满目的雕塑艺术博物馆。大都的雕塑，随着喇嘛教的传入，在传统内容与技法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尼泊尔人阿尼哥，不仅是建筑名师，而且是雕塑巧匠。他传入了“西天梵相”，就是将尼泊尔佛像塑造风格传到大都，对元代佛教雕塑艺术产生了很大影响。大都人刘元，原来是个道士，学过雕塑，后从阿尼哥学“西天梵相”，兼取汉族传统工艺和尼泊尔工艺之长，雕塑技艺超群，号称“艺绝”。凡是大都著名寺庙的佛像，多出自刘元之手，时称“天下无与比者”。至今北京还有一条胡同叫“刘蓝塑”，相传就是纪念元代大都雕塑家刘元的。
大都的瓷器，汇聚了元代瓷器的精萃。元代瓷器的特点是以青花瓷器为代表作。青花瓷是用钴矿物作蓝料，先在坯件上笔绘青花，然后罩以透明薄釉，经高温（约1300℃）一次烧成的白地蓝花瓷器。元青花瓷的烧造成功，不仅是中国陶瓷史上一块里程碑，同时使盛产高岭土的景德镇，一跃而为“瓷器之都”。在瓷器中，青瓷是属于淡雅清和的洁净瓷器，刻划趋向于沉静阴柔，因此使其成为佳作颇为不易，但它却能达到成功的境地。元代青瓷的造形，既承袭宋制而有新意，又融入西藏与中亚形制而有创新。青花瓷制作精细，色彩淡丽，釉质光润，明静素雅，是中国瓷器中具有民族特色的珍品。元青花瓷如青花龙纹扁瓶，已发现10余件，大多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一带出土；但在今北京出土的大都窖藏青花凤头扁壶，却是一件稀世珍品。这件青花凤头扁壶，造型别致，图饰典雅，壶嘴为昂起的凤头，壶腹作蓝彩绘画的凤身，壶把是上卷的凤尾，壶身凤羽丰满，表现动态，有一腾则飞之感。
此外，大都的工艺品，连座瓶、三彩炉、红白玛瑙围棋子等，都是工艺品的杰作。特别是螺钿漆盘，工艺精细，色彩斑斓。螺钿盘用五光十色的贝壳，在漆盘上镶嵌了一幅以神话中广寒宫为背景的图案。其残片部分有一座两层楼阁，重檐歇山，围有护栏，阁旁有桂树兀立，阁上有云气缭绕。螺钿的光泽，有闪青光的护栏，闪红光的明柱，闪黄光的屋瓦，闪绿光的树叶，闪蓝光的房脊，闪紫光的云气，色彩绚丽，镶缀精细，是一件巧夺天工的艺术品。
还有，大都的民间技艺，有杂技、唱词、相扑，以及傀儡戏等。杂技中的爬竿，演出时有鼓笛伴奏，引人入胜，时人诗云：“自取当场戏险家，喧声百万动京华。”爬竿还进入宫廷表演：“当筵一博天颜喜，百尺竿头稳下来。”唱词，就是在大都的街头巷尾，由表演者说唱故事。市民喜欢唱词，听而不厌，盛况繁盛：“聚集人众，充塞街市。”相扑和傀儡戏，在大都城乡人烟辐辏之处，广泛演出，颇为盛行。
中外交流
元朝与亚、非、欧三大洲许多国家的文化交流更为发展，谱写出新的历史篇章。外国的科学家、医生和传教士等成批地来到大都，中国的学者、官员和僧侣等也大量地去往世界各地，大都成为当时世界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
在亚洲，高丽（朝鲜）同元朝的关系密切。元仁宗赠给高丽4300多册宋秘阁珍藏的善本。两国的商人和僧人也各将本国的大批书籍运入对方境内。高丽纸运到大都，很受士大夫的喜爱。高丽还派留学生到大都国子监学习。程朱理学在元初传入高丽。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高丽人安在大都获得《朱子全书》，回国后在太学讲授“朱子学”。后来白颐正从大都带回许多程朱理学著作，也在太学传授。高丽又刊行了中国南宋大理学家朱熹对四部儒家经典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进行注释的著作《四书集注》，理学在高丽开始广泛传播。皇庆元年（1312年），高丽诗人李希贤来大都，长期居住，与赵孟等来往甚密。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元代中、日的文化交往，仍很密切。中、日商人和僧人的往来，加强了两国经济文化的交流。大都的许多书籍、绘画、书法传入日本，特别是元僧在日本传播程朱理学，后来对日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国和东南亚诸国早有友好往来，元代更有发展。交趾、缅甸、暹罗的使臣到大都，元曾三次遣使往暹罗。南海诸国多遣使至大都纳贡，并进行文化交流。此外，元朝不仅遣使至印度，忽必烈还遣使臣往锡兰（今斯里兰卡）访求佛牙，求得佛牙、佛发等奉还大都。
中国和中亚、西亚诸国早有密切往来。到了元代，蒙古军西征后，形成窝阔台（蒙古迤西一带）、察合台（中亚一带）、伊儿（西亚）等汗国，它们虽各自独立，又奉元帝为大汗。这就为东西文化交流提供了空前有利的条件。中国的匠师、医生等到上述地区，把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及其使用方法传了过去，并经阿拉伯而传入欧洲，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前面提到的道教祖师丘处机和政治家耶律楚材都曾亲历中亚。阿拉伯的医学和天文学等也传入大都。波斯天文学家札马剌丁来到大都，带来了天文仪器和回回历法。忽必烈曾一度颁行这种历法。札马剌丁制造了“咱秃哈刺吉”（浑天仪）等七种天文仪器，并担任了管理天文历法的回回司天监负责人。在大都的秘书监里，保存有大量的回回书籍，其中多数是阿拉伯人关于天文历法、仪器制造和医学药物等方面的著作。回回医学在大都颇负盛名。元政府在太医院下面设置广惠司，掌管回回医药事务。它的创建者是叙利亚人爱薛。著名的《回回药方》，也是从伊斯兰国家传来的。大都不仅有回回司天台，还有回回国子监，培养回回人材。大食人也黑迭儿为大都城的设计和营建，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与《出使波斯国石刻》，一文一物，是为史证。汪大渊乘外贸商船航行，游历地方，记下名胜。所记100条，其第一、第二条记“澎湖”、“流求”，介绍中国澎湖和台湾的情况。全书记叙所到诸国的风土人情、物产名胜。书中提及地名200多个，贸易物品300多种。
《出使波斯国石刻》，1953年在福建泉州出土，石上文字是：“大元进贡宝货，蒙圣恩赐赉。至于大德三年内，悬带金字海青牌面，奉使火鲁没思田地勾当。蒙哈赞大王，特赐七宝货物，呈献朝廷，再蒙旌赏。自后回归泉州本家居住，不幸于大德八年十……”（残）。是说当事者受波斯国之托，向元朝呈献贡品。他又被委派出使波斯。这是元朝与中亚往来的珉石之证。
在非洲，由于中西交通发展，元朝同非洲的联系增多。《马可·波罗行纪》载述，忽必烈时，朝中有埃及地方之人，被忽必烈帝派往福州城，授民以制糖的技术。同书还记载，忽必烈曾派使臣至东非马达加斯加岛。使臣回来后，向忽必烈奏报该岛的奇闻。元末到过中国的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美好国家旅行者的欢乐》一书中，对大都作了生动的描述，为中非文化交往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在欧洲，蒙古军的几次大规模西征和钦察（南俄、西伯利亚南部）等四大汗国的建立，揭开了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的新篇章。忽必烈建立元朝后，欧洲的教士、使臣、商人和旅行家，抱着各自不同的目的，涌向东方，来到大都。元朝的教士、使臣等也千里跋涉，前往欧洲。元朝初期，据说大都的景教（基督教的一支）徒很多，一说达30000人。大都籍景教长老拉班·骚马，在至元十五年（1278年），奉命前往耶路撒冷朝圣。他首抵巴格达，经君士坦丁堡，至那不勒斯。又往法兰西，受到国王腓力四世的接见。继往英国，会见英王爱德华。后回抵罗马，受到教皇尼古拉四世的接待。
教皇尼古拉四世派传教士约翰·孟德高维诺来到大都。他在大都居住约30年，建教堂3所，用蒙古文翻译了《新约全书》，曾任大都总主教，先后洗礼了六千人。基督教僧侣还曾出入宫廷，举行宗教仪式。孟德高维诺死后，元顺帝派遣使团往罗马，受到教皇别内迪克十二世的接待。教皇派出一个使团东来，至正二年（1342年）七月，使团抵上都，向顺帝献骏马，群臣争献《天马赋》。使团在大都留居3年，然后西归。
意大利人鄂多立克东游抵扬州，循运河北上，来到大都，在大都寓居3年，然后返回威尼斯。他在游记中对大都的万岁山和太液池等都作了记述。当然，鄂多立克的同乡马可·波罗及其行纪，更是蜚声中外。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15岁随他的父亲和叔父东来，经历长途艰辛，来到大都，在元朝留居17年，深得忽必烈的信任。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忽必烈应伊尔汗国请求，将阔阔真公主嫁给阿鲁浑汗。马可·波罗随同阿鲁浑汗的使臣护送公主，护送任务完成后，返抵威尼斯。根据他口述整理的《马可·波罗行纪》，记载他在旅途中和在元朝留居期间的见闻，特别对大都的雄伟壮丽和繁华富庶备加赞扬。马可·波罗东来和“行纪”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