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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只再次见过那个人一次。当时，我在卡麦里卡街尽头的一群人中间看到他。一个穿着制服的和另一个穿着长皮大衣的人正抓着他，把他拖进旁边公寓的前厅里。妈妈僵住了。接着她拉着我跑到街边，我感觉到她身上的恐惧，这种恐惧如巨浪般向我涌来。过了一会儿，她又拉着我走上了街道，继续往前走，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穿制服的人和穿长皮大衣的人正朝我们这边走过来，当他们经过我们的时候，我感到周围空气都凝结住了。穿皮衣的人碰到我胳膊，和另一个人说：“一个犹太小孩。”他说得很肯定。
我们走过了几栋公寓。这时，我看到一个穿着沙滩迷彩外套人的脚。他正躺在一栋公寓前厅的脏地板上，裤子被脱下来了。他死了，大地真的把他淹埋了，我觉得很内疚。妈妈把我抓得更紧了。她加快了脚步，眼泪顺着脸角流下来。
我们一回到公寓，我又一次问她：“那个人是谁啊，妈妈？你是怎么认识他的呢？”
她用自己围裙擦干了眼泪，开始削土豆皮。
“他是利奥，”妈妈平静地说，“他是我弟弟———雅各布最好的朋友。”
之后，我们都不说话了。
第三部分 可怕的寂静10、感谢及时的生病
多年以后，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利奥当时很可能躲藏在我们公寓附近。一定是有人为了钱把他出卖了。在那些天里，神秘花园警察在短时间处理掉了很多怀疑分子：那些人脱了他们的裤子，检查他们是否受过割礼。如果是，就立刻枪毙。
这些天，整个城市都被笼罩在潮湿、闷热的空气中，衣服总是粘贴在身上。
克尔尼克家又一次把我们赶出了家，因为现在又开始进行夜间突击检查。这次我们真的是无家可归了。“我们去华沙吧，”妈妈突然说道，仿佛是刚刚下了很大的决心，“在那儿没人认识我们，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找到地方安身的。”
我提着手提箱，跟在妈妈后面进了火车站。我现在很难过。我还能再见到曼纽拉、祖母和我的那些演员朋友吗？华沙离这很远，这点我很清楚。
火车站里很吵，挤满了背着行李、匆忙赶车的人。我的耳朵被震得嗡嗡响。在这人群拥挤的地方，没人注意我们。我们正在寻找正确队伍的时候，巨大的黑车头带动着火车，已经进站了。车头喷出白色的蒸汽，还发出轰鸣的尖叫声。我盯着这只怪物，心里充满了恐惧。
“在火车开出前，我们还有几分钟。”妈妈说，接着她强打着精神向火车走过去。但是她突然停了下来。
“我觉得有点头晕。”妈妈含糊地说。她脸色发白，额头上冒出细汗。我被她这个样子吓坏了。
我扶着她在长凳上坐下。她浑身无力，斜斜地靠在凳上，看起来像是快不行了，整个虚脱下来，双眼也闭住了。
为了不让人们注意到妈妈，我站在她前面，像个医生一样拿起她的手把脉。她的手是冰凉的，但是这次不是因为恐惧。妈妈病了，我该怎么做呢？我明白我不能向任何人求助，否则会带来更多的麻烦。
“怎么了？”一个带着帽子的胖女人问道。她刚巧坐到我们的长凳上，她那只小狗不停地汪汪乱叫。
“不，不用，”我马上回答说，于是我在妈妈和胖女人中间坐下来，“我们很好，我妈妈只是有点累了。”
“她看起来好像病了，”胖女人说，面带疑惑地看着妈妈，“应该去找个医生。”
“不用了。”我马上说，当我扶着妈妈站起来的时候，暗暗地用肘子推着她。“我们本来就是打算去看医生，是吧，妈妈？”
妈妈睁开眼睛，虚弱地点点头。“对，对。”她喃喃地说。
我扶着她的胳膊，把她从长凳上拉了起来。
“再见。”我对那个胖女人说。她好像更不相信了。她的小狗还在不停的叫……
我知道当我扶着妈妈走向车站出口的时候，那个胖女人一直在盯着我们。妈妈摇摇晃晃地、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我搀扶下走着。我们被淹没在人群中，当确定没有人跟着我们时，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最后，我们回到了街上。
妈妈前后不停地晃动，眼看就要摔倒了！我得快点。
我搀扶着妈妈，每走一步都很艰辛。一只手搀着她的胳膊，另一只手提着手提箱，生怕有人跟踪我们。有人注意我们了吗？我们将会被抓住吗？妈妈将会倒下吗？我能及时地把妈妈送回去吗？
这条路好像没有了尽头，但是最后我们还是到了。我们现在正站在曼纽拉家的公寓门口。妈妈不愿意进去。“但是她们把我们赶出来了。”她说。我第一次意识到这对于妈妈来说是多么羞辱的一件事。但我也知道我们别无选择。我们从来都不能选择。
“我们必须进去，妈妈。你病了，他们应该帮助我们。”
过了一会儿，她屈服了。她的自尊如同被狂风吹过的茅草屋一样，瞬间倒塌了。她不再抗拒我扶她上楼。我摁响了门铃。
克尔尼克娃夫人打开了门。“波济欧姆卡！”她惊讶地喊出来。接着她看到了妈妈。“陶菲拉，谢天谢地……”她用胳膊搀扶着妈妈，扶着我们进了屋。
“陶菲拉，你应该感谢自己及时生病，要是你到了华沙，恐怕现在已经死掉了。”杜德克一边说，一边把一桶煤倒进炉子里。“嗯，看看这个。”
他把一份报纸顺着桌子传过来，给了妈妈。这是一份神秘花园发行的报纸，名为“波兰的战争”。
今天妈妈看起来气色好多了，我也放心了一些。昨天晚上，妈妈睡了好久。现在她看着报纸的大标题。
“德国公决日即将到来。他们将要站在国家公审法庭面前，对着自己的良心……”她读道，“这是什么意思呢？”她问杜德克。
“华沙已经起义了！”他解释道，眼睛闪着亮光。“到处都在打仗！每一条街道，每一栋公寓。很多人都死了，包括女人和孩子……德国人把他们活活烧死了———”他说了一半就说不下去了，暗自伤感。
“这些强盗，”妈妈说，眼中充满了恐惧，“这些强盗！”
第三部分 可怕的寂静11、离开那里，我的童年就结束了
埃拉突然冒出个想法。“听我说，陶菲拉，”一天她手里拿着一杯伏特加说，“和我们一起住怎么样？具体事情交给马瑞恩，他会办理租房和其他所有手续，你们俩只要和我们一起搬过去就行了。以后不会都像这样———不断地被克尔尼克娃从家里赶出来，毕竟，你们已经在她们那儿呆了一年半了。但是你们也不能再这样不断被刺激下去。你认为怎么样呢？”
妈妈一口吞下手里的酒，点点头。“你真是太好了，埃拉，”她说，“但是这样会使你和你的未婚夫更加危险。”
“你们可以挺过去的，就像我姐姐！”埃拉说，“我们都会挺过去的，战争就要结束了，要不然只能怪我们运气不好。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很幸运———不是吗？我们毕竟都活着！而且检查最近也松弛了一些。很多德国人已经离开或是调离了，他们的情况已经变得越来越糟。在前线，有几场重要的战役他们输了。这样你就再也不用麻烦克尔尼克家了，这你我都明白。”
埃拉是对的，我们真的不能再呆在克尔尼克家了，妈妈点头答应了，于是她们碰了碰绿色的玻璃杯。
现在她们又开始狂饮了。小狗卡西米尔和我彼此相互无奈地对视了一下。于是我们跑到厨房，坐在餐桌旁的地板上。我告诉它我就要过生日了，我希望能有个玩具娃娃作为礼物。卡西米尔是个很好的听众。几个星期后，我们并没有仔细地打理行李就离开了克尔尼克家，和卡西米尔、埃拉及她的未婚夫一起搬进了一个两居室的小公寓。当我们提着我们的行李箱站在前厅的时候，你会发现克尔尼克娃夫人脸上有一种解脱的表情。杜德克，也没多说什么，但他一定很高兴又可以搬进他那个床下放有武器的屋子。只有奶奶和我相拥了很长时间，“早点回来看我，小不点儿。”她边说边把围巾搭在自己瘦弱的肩上。我知道她会想我的。曼纽拉坐立不安地在前厅徘徊，而后轻轻地吻了我一下。“再见，波济欧姆卡！”她说，然后转身回到起居室，和她的朋友们排练新的剧本去了。
生活对于曼纽拉来说很简单。
我在克尔尼克家度过了我整个童年，总是小心翼翼———所以形成今天我这种性格。那里有玩具娃娃、剧本、书籍、音乐、蜡笔和纸片，这看起来就像在家一样，但是所有的都不属于我。这是一个借来的家庭———甚至还有一个借来的祖母，过着借来的生活，度过了借来的童年。离开那里，我的童年就结束了，这些是无法用战争结束前几个月，或者是战后艰苦的岁月来补偿的。我六岁的生日没能得到一个玩具娃娃———因为在当时那种日子里，根本买不起玩具。那时我六岁，但是已经长大了。
第四部分 俄国人到了华沙1、戴维之星（1）
1945年1月18日夜，俄国人到了华沙。他们趁着雪色，悄无声息地遛进城市，谁也没有觉察到。接着，他们分散到城市各个角落。他们脚上穿着闪亮的黑皮靴，就像我原来见过的那些人。他们的语言虽然和德国人不同，但是枪声也是那么刺耳、专横与恐怖。
这些都是发生在一月下雪天的一个早晨。然而那时我正和卡西米尔安静地坐在餐桌旁的地板上，偷偷地用自己的早饭喂它。对于这些事情，我丝毫没有察觉。
妈妈和埃拉后来听说了德国人已经攻占了华沙。消息是埃拉在买面包的时候听说的。知道这个消息后，她们心中非常激动但又有些害怕，同时还抱着一些希望。“战争快结束了吧？波兰可能就要被解放了。”她们担心这些人会怎么对待我们。她们说俄国人令人毛骨悚然。他们凶残、酗酒、偷窃，还强奸妇女。埃拉说每个俄国人都偷过很多块手表，而且全部都戴在手上。
一天，妈妈用力把外衣套在我身上，接着我们出了门。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们踏着雪走到集市广场，一路上我们都很小心。广场里挤满了人，广场周围站着许多俄国士兵。我看他们每个人的手腕，很失望。因为没有一个人手上戴很多块表。俄国人的制服和德国人的制服不一样，但是他们身上也有金黄色的扣子。在他们衣服上还别着一颗红星，这让我想起我们原来经常往身上别的黄星。
“为什么这些士兵身上都别着红星呢？”当我们回到公寓，在炉火边烤手的时候，我问妈妈。
“因为他们是俄国人。”妈妈回答。
这相当于没有回答。“但是为什么是俄国人就要别红星呢？”
妈妈思考了一会儿。“这很难解释。”她最后说，这也就是说她不想再讨论这个问题了。
“我们以前不也别过一颗星星吗？”我提醒着说。我还记得祖母坐在厨房的椅子上，在我们的夹克和外衣上缝制黄星。
“对。”妈妈叹了口气。“那也就是它的由来。那是戴维之星，是德国人给我们做标记用的……”
有一个词我没听懂，“给我讲详细点吧，”我哀求妈妈，“那时我已经出生了吗？”
1938年3月，当戴维和托西娅滑雪度假回来的时候———几乎已经是七年前的事了———托西娅突然意识到自己怀孕了。“这是意外，”她告诉妹妹萨宾，眼睛里闪烁着幸福的光。萨宾抱住姐姐，衷心祝贺她。萨宾那时经常来看望姐姐，她也结了婚，很幸福，丈夫是个工程师，是口碑很好的犹太小伙子，叫葛朗特斯。
后来，她们坐在客厅里喝茶，她们谈论着在德国发生的一些令人焦虑的事情。亚伯拉罕家的远房亲戚住在柏林，最近常给她们写信。他们说，在那儿，犹太人几乎都被解雇，并且在大街上总受人凌辱，还规定了很多新条令，使得他们的生活举步维艰。很多他们认识的人总是突然间就消失了，不留一丝痕迹。突然，托西娅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有种可怕的事情在等着他们。“当我听到这件事后，我真的很替我未出世的孩子担心！”她说，“如果这儿也发生同样的事，那该怎么办呢？”
萨宾一再让她宽心。“你不要对那个希特勒太在意，”她说，“他是个疯子，所有人都知道。德国是个文明的民族———想一想我们在学校里修女教我们的。德国人很快就会把他赶下去，正如他上台掌权一样迅速。”
刚刚下班回到家的戴维也点头称是。“现在你不要想这种事情，”他向妻子说，努力使她平静下来，“萨宾说得很对，这个阿道夫·希特勒就像个小丑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家里的狗也起这个名字。”说着，他拍拍这只德国牧羊犬。这只狗是他们最近刚买回来的。托西娅笑了，戴维当然是对的。
戴卫并没有告诉她，自己很多的朋友都移民去了巴西。他本来也打算离开波兰。但是这里还有他怀孕的妻子、年迈的妈妈和他辛辛苦苦一手创办的公司。而且，他的家族也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好几代了。克拉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