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安全了。”她回答道。
安全？我盯着她：“也就是说再也不会发生什么事了吗？”
她蹲在我面前，紧紧地搂住我。她的眼睛闪着光，看起来非常激动。我从未见过她这么高兴，“对极了，”她眉毛舒展，笑着说，“也就是说我们再也不用躲藏了。”
“你保证？”我问。
“我保证。”她回答说。
“但是多长时间？”我不明白这点。
“我们现在自由了，懂了吗？”她说，“战争结束了。希特勒死了。世界和平了。现在我们和任何人都一样了。”
“多久呢？”我又问。
“永远。”
“永远？但是永远是多久？”我摇摇头不相信，因为她总不明白我的意思，我急得都快生气了。不可能。她原来没说过“永远”这个词。
现在我们真的和别人一样了。真不能相信，我们的生活的确是变了。我们不用再躲藏了。我们可以任何时间去任何地方，不再害怕什么。但是，我还是总有种感觉，什么时候可能会突然被抓住。当我们去一些地方的时候，我总感觉不自在，而且在大街上，我不敢直视别人的脸。
一时间，寻找失散的亲戚、朋友的人像闪电般地出现在大街小巷。他们一个人挨着一个人地问，不分白天黑夜地找。我经常听到的一个词是“存活下来”。他或她是否存活下来？人们互相询问。人们通常并不是完全照实情说出来，但是只要还有希望，他们就一直希望下去。在犹太教会堂里，人们贴了很多小纸条，写着简短的话，例如：
有人看到我妹妹罗莎了吗？
她21岁，有一头褐色的头发，带着眼镜。最后一次听到她的消息，是在1943年3月初，她在犹太人区。
如有消息，请与米里亚姆联系。
一些人可以重新相聚，但那些大部分被寻找的人都死了。
第四部分 俄国人到了华沙5、噩耗仅仅是个开始
萨宾姨妈还活着！妈妈听说她被从奥斯维辛放出来了。我们都开心得要发狂似的。当然，我妈妈打算立刻去把她接回来。这是一次漫长、费力的行程，因为现在没有火车通行。所以她只能先尽量搭便车，然后剩下的路程再步行。
等她到了那儿的时候，萨宾已经死了。她在集中营里，得了极其严重的恶性斑疹伤寒，所以出来的时候她一直病得很厉害。对于妈妈来说，谈论这些事情是很痛苦的。她甚至连哭都哭不出来。直到一天晚上，父亲讲述萨宾如何想办法去探望已经在布拉祖集中营被判死刑的丈夫时，妈妈终于哭出来了。她的丈夫，葛朗特斯，他因为试图去保护一个小男孩而被判刑。他曾经企图割腕自杀，但没能成功。他们把他挂起来，直到他体内最后一滴血流干为止。而且强迫所有的犯人站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
但是后来，当他们把她送到奥斯维辛后，萨宾又恋爱了，她甚至秘密结婚。她嫁给了一个犹太教教士，和她的新丈夫是在被关押的铁丝网后面结了婚。
“她总是不断地谈恋爱，相当固执。”妈妈抽噎着说。我想起我最后一次见到萨宾姨妈时，她活泼，漂亮，头发用一块花手绢系着。
噩耗接连不断地出现。慢慢地，我们又得知我们家族其他成员的情况。亚伯拉罕祖父、祖母和艾琳死在白尔兹克死亡集中营中毒气室里。雅各布，妈妈的弟弟，在德国人扫荡他所工作的军工厂时，被杀死了。我另一个祖母，玛丽亚·赖伯宁失踪了，没能找到关于她任何消息。她可能已经死在某个毒气室里。
我不愿意相信我所听到的这些事实，用被子蒙住头，就像我原先住在犹太人区时一样。但是我无法逃避这些事情。现在我听到的这些噩耗其实仅仅是个开始。
突然，克拉格挤满了人。那是因为华沙几乎被炸平了。几乎没有一个犹太城镇存留下来。在克拉格镇上能找到一套公寓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妈妈说我们能有一套公寓实在是很幸运。埃拉和她的未婚夫，马瑞恩，回到了他们的房子。我想他们带走了伏特加酒，因为这以后我再没见过妈妈喝酒。
她也没有时间去喝酒，因为不停地有客人来借住。越来越多的陌生人来我们家，几乎就像很久以前一样。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吃住在我们这个小公寓，我妈妈已经有些吃不消了，她几乎快累垮了。最后我们的家庭成员扩大到14个。
我现在有一个小“弟弟”。是父亲把他带回来的。他叫瑞斯诺德·豪若维斯，他比我小6个月。我看到他第一眼就喜欢上他了。他有一双大眼睛，一头乌黑凌乱的卷发，身体却很瘦小。接着他们全家一个一个搬来住在我们家，他的父母，他的祖父母，还有他12岁的姐姐，布诺尼娅。他们全家是被一个叫奥斯卡·斯根德勒的人所救。
在那段时间，罗斯尼尔的兄弟和豪若维斯夫人的兄弟也都住了过来。他们是音乐家，曾在集中营的司令官吃饭的时候，为他演奏过音乐，从而存活了下来。后来，我父亲的两个兄弟也过来了。有一个我已经认识，就是西蒙———躲在迪特家大衣橱后面的那个叔叔。他的妻子躲在一个农场附近，也过来和我们一起住。父亲的另一个兄弟，摩西，我并不认识。我一直有些怕他。他个子不高，但很强壮，而且总是动不动就发疯似地吼叫。正是因为这样，他被换了好几个集中营；人们真能被他这种毛病给逼疯。
瑞斯诺德也是个小疯子。他的胳膊上刺了个编号，就像所有大人胳膊上的一样。蓝色的字体以“144”打头。当我们洗澡时，会坐在一起。我有时会好奇地摸一下那里，但是他总立刻就把胳膊缩回去了。吃饭的时候，他就变得很狂野，抓起一片面包，藏到坐垫底下。他也从不坐在餐桌旁吃。但是一到晚上，熄了灯他才把它拿出来吃。因为我们睡在同一张床上，我经常会听到他咀嚼的声音。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
大人们也不明白。他们不认为他疯了。当他藏面包的时候，他们总是训斥他。他们想叫他和大家一样坐在餐桌旁吃饭，能安分点。
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大人们并没有多少时间能和我们呆在一起。就好像战争对小孩并没有什么影响。小孩们还是应该听话，应该懂规矩。大人们从来都不考虑小孩子的感受。每个人都在克服自己的战争后遗症。大人们觉得没有足够的精力去容忍每件事，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安抚我们。
在以前，每次到了晚上我感觉害怕的时候，他们总会晚点关灯。但是近来，妈妈变得非常严厉。
“闭上眼睛，转过去赶快睡！”她边说，边关上了灯。
于是，我只好躺在漆黑的夜里，听着旁边瑞斯诺德偷偷啃他的面包片的声音，而大人们这时坐在厨房餐桌旁，谈论着，抽泣着。
他们谈论的话题总是死亡。
父亲每天早晨出门，夜里很晚才回来。他有时会去自己原先的公司看看，有时也会拿回来些钱或者带回些吃的。他经常把在大街上游荡的犹太小孩带回来。他们或是迷路或是被人遗弃。带回来以后，他会把他们送到他和其他一些犹太人一起建立的一个孤儿院里。
第四部分 俄国人到了华沙6、永远做个好女孩
一天，他带回来一个小男孩，他比我大几岁。他看起来很凶而且目中无人。我忍不住一直看着他，因为他的凶狞而崇拜他。
“罗玛，猜猜这是谁？”妈妈边说，边给小男孩端来一碗汤，“他是你堂哥，罗蒙。”
“我一下子就认出他了，”父亲向妈妈说，“我立刻就看出来他是我哥哥的儿子。托西娅，他现在能站在你面前真是不容易。我几乎是把他从贫民窟里拖出来的。他在犹太人区被偷走后，一定经历了可怕的事情。但是他还活着！”
小瑞斯诺德和我现在可以和罗蒙共睡一个床。在被子里，他向我们讲述很多阴森可怕而又令人兴奋的故事。
我还是可以经常听到大人们谈论那些事情。我无法忘了这些事，即使我偷偷躲在床底，用手捂住耳朵，或是用毯子蒙住头。对于我们小孩几乎无处可藏，他们根本不顾忌我们的感受。那些亲身经历过的目击者强迫我们做听众。只要外面天一黑，那些大人们就开始谈论他们所经历的一切：死亡、不可想像的残暴、不可置信的拷打折磨———包括所有凡是人类可以施加给其他同类的，以及他们的受害者可以承受的各种痛苦。此时我们可以不断去悲叹、去感伤，可以尽情地去抱怨、去宣泄。经过这个阶段后，存活的人们才能平静下来，永远地平静下去。而我们的后代，后代的后代，也就不再提及此事了。
在那些无眠的夜晚，“奥斯维辛”这个地名，在心中像扎了根，我的心不断受到它的煎熬。大人们谈论着那里的集中营，迫切地、饥渴地想要描述每一个恐怖的细节。人们如何被枪杀，如何被绞死，他们的血管如何被割开，他们如何赤裸地被关到毒气室；人们尸体如何被悬挂在奥斯维辛的圣诞树上；这些注定要死的人是如何在临死前整理他们的衣服和鞋，而要处死刑的孩子们是如何站在那里，拿着自己的鞋带等着把鞋系在一起。
他们还说，那些被鞭打得背部血肉模糊的人，在被打时，还被迫去数鞭子数。他们不允许这些人使用自己的名字，而是在他们身上刺上蓝色的编号作为名字；强迫他们赤裸着身体在寒冷的空气中站上好几个小时，在快被冻死的时候，还强迫他们背诵出他们集中营里其他犯人的编号，然后再用冰水往身上泼。他们还描述狗是如何把那些犯人的身体给撕开，饥饿和寒冷使他们几乎失去了意识。他们一遍一遍地复述———非常具体，非常确切———在集中营每天重复的生活细节：藏面包最好的地方是哪里；当鞋子被偷该怎么办；如何用刺痛手指以及往脸颊上涂血而使自己看起来健康；如何喝自己的尿，并用它来洗漱———这类事情处理的好与坏很可能决定了自己的生与死。他们那些一成不变的窃窃私语听起来甚至已经没有了愤怒。他们只是在陈述他们所经历的事实、经历、结局。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一个晚上接着一个晚上，一个月接着一个月，不断地重复这些故事。
我几乎受不了了。为什么没完没了呢？为什么他们要一次又一次地折磨自己，折磨我们呢？要是我能像罗蒙那样狂喊大叫就好了，或是像小瑞斯诺德不受干扰呼呼地睡过去，他能很轻松地接受听到的一切，因为他自己就曾经历过。但是我不能大叫，他们不让我吵闹；我得规规矩矩、安安分分地躺在床上，听着他们的故事。我必须做一个好女孩。我一直都是个好女孩，永远都得做个好女孩。
虽然在晚上我们家充满了癫狂，但是到了白天，这些大人们努力表现出一切正常的样子。家里的食物越来越不够吃了，但是现在家里没有一个袋子上有“UNRRA”（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标记。有一天，爸爸真拿回来一个有这几个字母的袋子，他为自己能得到这么一袋难得的东西感到特别骄傲。包裹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当妈妈看到里面的东西的时候，高兴得叫起来。袋子里有几个罐子，其中有些是很浓的甜奶，味道很香；还有一个罐子里面盛着黄色的液体，“橙汁，”爸爸激动地说。橙汁？我对着打开的罐子闻了闻，有一股很清新的味道。我啜了一小口，凉凉的，甜甜的。我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东西！
接着，妈妈递给我一个扁平圆形的盒子，眼睛里闪着惊喜的光。“罗玛，看，”她的脸上带着一种向往的样子说，“这是巧克力。”一股强烈的震颤袭遍全身。巧克力！我梦寐以求了很久的东西！现在我终于可以真的尝一尝了。打开盖子，我看到里面有一块深棕色、硬硬的东西。我掰下一小块，放到嘴里。很硬，但一咬就裂开了。甜甜的，带着点苦味儿。它实际上很难吃。
“这是巧克力？”我问。他们都点点头，我感觉就好像是心中的伊甸园变成一个普通的小园子。
我仍然保留着一张那时候的照片。那是在1946年妈妈生日的时候拍的，里面有罗蒙、豪若维斯和我。那是五月的一天，爸爸从公园里采回来一束丁香花。爸爸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妈妈，然后又带着我们大家去克拉格的华威尔城堡参观。我们就像是一个普通的家庭：父亲、他的小女儿、他的侄子和两个小孩的好朋友。
我还记得当时照相的时候，照相的人让我们对着镜头微笑。我笑得有些腼腆，但是我很开心，也很骄傲。
第四部分 俄国人到了华沙7、去上学
“孩子们应该去上学。”妈妈说。在这之前，妈妈用有条纹的、犯人的旧衣服染成蓝色，然后给瑞斯诺德缝制了一件海军军服，给我缝制了一条小海军裙。
克拉格的一所小规模的犹太小学又重新开始上课了，它被安置在一个破旧、阴暗的建筑中，里面有几间小屋子。他们让我上二年级，因为我已经会读会写了，而且我已经快七岁了。我们班有11个人，他们来自祖国各地：有来自乡下的，有来自华沙的，甚至还有来自俄国的。
此时，我正坐在课桌旁的板凳上，沉默不语。我原来渴望赶快上课，但是现在我们都不想说话。班里的气氛很紧张，几乎还没过一分钟，有人就开始掉眼泪。接着，老师、学生都开始号啕大哭。每个人都神经质地、歇斯底里地哭喊。一个人的哭声越来越大，她就是我们的女老师，她也曾被抓到进过集中营。开始她有些畏缩，接着也开始抽泣。当她擦拭眼泪的时候，我看到她胳膊有个被刺上的蓝色编号。教室变成了哭泣的集会地。
我不想哭，也不想学习，不想吃饭，我不想听那些谈论，更不想说话。
我们现在得学习依地语（德语、希伯来语和斯拉夫语的混合语，犹太人使用的国际语）和希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