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人和日本同属东洋国家，但其心情风俗不同，这是世界上众所周知的事实。要说最显著的不同，就是支那开国已经百余年，日本开国只有三十年，尽管有前后七十年的差别，但由于支那的迟钝，对文明为何物一无所知。据说近年来采纳了西洋的一些东西，但却止于器的层面，没有人关心文明的主义如何。不究其主义而单采用其器，认识只限于表面，就没有进步的希望。而我日本人一旦开国，人心为之一新，脱掉数百年的旧套，而追求新文明。从无形之心，采有形之事物，三十年虽日月尚浅，倘若日此进步下去，〔与支那相比〕可以说定形成冰炭之差。日支两国之所以呈现这样显著的差异，有立国根源的不同、数千百年的教育的不同等，原因不一而足。但从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一个止于外形，以我鄙见，可以说原因在于进入两个国家时的途径不同。有什么不同呢？在日本，文明由国民的上层进入；在支那，文明由国民的下层进入。支那国民与西洋人接触已有百年，其交接的方式只有商业贸易，外来者为利而来，内应者为利而应。交往的动机，除了利以外一无所有。……在支那群民中，虽然也有通晓外语的人，但只限于日常生活用语，而不能成为知识传达的媒介，其证据就是百年来能说洋话的人不少，但在进口品中，西洋书籍却很少，特别是有关事物的真理原则的科学书籍几乎没有。因为从事商业贸易的支那人不读这类的书。（《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第49～50页）
在这里，尽管有意无意地歪曲和忽略了一些史实，如中国人介绍西洋的东西仅限于商业目的，而对西洋的“主义”不感兴趣，殊不知中国的严复等人，更早的如明末的徐光启等人，对西洋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翻译并不比福泽谕吉等日本人晚，更不比他们少。尽管如此，福泽谕吉对中国与日本接受西洋文明途径的不同的分析，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甚至有些话颇中要害。但问题是，他要得出的是这样的结论：
以上的理论如果没有错误的话，可以说终究不能指望今天的支那人能够开化。人民不开化，作为敌手就不足惧怕，作为朋友就不足利用。既知没有好处，那就对它避而远之，以防同流合污。双方的交往只限于商业，知识上的交往应一律断绝，其国的政教不采纳，其风俗不效法，以至衣服器玩之类的东西，不管其使用价值如何，只要有可替代的，支那品就要摒弃。我国现在是日新之国，必须防止邻国的弊风污染我文明。（《福泽谕吉全集》第51～52页）
这种断绝交流的主张实际上就是对中国实施“锁国”，因为中国已经很不合他所提倡的“近代文明”了。但是另一方面，福泽又清楚地知道，中国是一个大国，在许多方面是日本这样的蕞尔岛国不可比拟的，并时时在文章中流露出对中国的复杂心情，鄙夷之后，则是嫉妒。1884年，福泽谕吉在《日本不能被支那所遮蔽》一文中，强烈地表现了与中国的竞争意识。他认为，由于中国面积广大，物产丰富，人口众多，与西洋人的利害关系大，所以在东亚国家中，西洋人更重视中国，中国的名声在西洋很响，西洋人对日本相对不够重视。对此，福泽认为，日本要不被中国所遮蔽，“就要进一步不断地采用西洋文明的利器，扩大贸易，伸张国权”。而在嫉妒之后，就是艳羡、垂涎中国的地大物博的富足，所以尽管福泽尽情地表达了对中国的不屑和厌恶，另一方面却又主张日本人应多多到中国去，他在《到支那去应受奖励》（1883年）一文中，认为日本人到中国去的太少，鼓动日本的“有为之士”多多到中国去闯荡。为什么呢？因为“支那是天兴的富国，大河直达四境，有舟楫之便，金银铜铁，矿脉历然，沃野千里，可谓东方田园”，因此他鼓动日本人要大胆西渡，将“支那的四百余州”，作为经营事业的地方，这样一来，“大至国权扩张，小到一身荣华，都有好处”。这就是他提出的为什么要奖励日本人“到支那去”的理由。“大至国权扩张，小到一身荣华”，如此而已。事实上，此后的许多日本人或成群结队，或只身闯荡，怀着各种目的，纷纷来到中国，其中许多人成为日本对华侵略的先行者。可见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对华锁国论是思想层面上的，而在军事经济层面上，他是主张对中国“积极进取”的，而以经商等和平的方式到中国去搞“国权扩张”，毕竟不能尽速，也不能尽兴。所以，福泽谕吉最推崇、最力主的，还是武力侵华。
第一部分：数百年前日本民间文化人的侵华迷梦日本近代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1）
福泽谕吉是一个典型的穷兵黩武主义者，也是日本近代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他在《通俗国权论》一文中说过：“百卷外国公法不敌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表明了他对武力的崇尚。他在不少文章中无所顾忌地大谈战争的好处、打仗的好处。他反复强调：“和外国的战争未必是凶事危事”，他在《和外国的战争未必是凶事危事》（1887）一文中开门见山地说：“兵为凶事，战为不祥，古今皆以为如此。没有人不希望国家无事太平。然而，在某些时间和某些地点，打仗未必是凶事，打仗未必是不祥之事。”究竟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和“外国”打仗是好事呢？统观福泽谕吉的全集，答案十分显然，就是在那个时候、在朝鲜或中国土地上跟中国打仗。和中国打仗之所以是好事，就是因为日本可以从中“扩张国权”。
当年的福泽谕吉密切关注着世界及亚洲的局势和动态，从不放过一切可以从中国得到好处的机会。如1891年当他听说英法等国因中国国内焚烧教堂、杀伤外国传教士事件而正与中国交涉，若中国不答应，便组成联合舰队占领上海吴淞口，他便写了一篇题为《支那的交涉事件是我国的好机会》的文章，指出：“今我日本在东洋立国，与支那有极大的利害关系，必须高度予以注意。以我所见，目前的〔列强〕与支那的交涉，是我国国权扩张的一大机会。从我国的国家利益来看，求诸支那的很多，不一而足。”他接着举出的有：希望修改以前的条约（指《天津条约》——引者注），使日本商人直接进入中国内地，还有朝鲜问题、台湾问题等等。众所周知，1900年日本果真加入了主要由西洋人组成的八国联军，侵入中国大捞一把，从而又一次在中国伸张了日本的“国权”。福泽谕吉早先提出的这一“莫失良机、趁火打劫”的“建议”，自然是产生了一定作用的。
1884年10月，福泽谕吉在《东洋的波兰》一文中，对当时正在进行的中法战争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和法国的战争——福泽称为“法清战争”——“是支那灭亡的伏线，即使一时得以和解，今后不可挽救的顽症，必由此事件引发出来”。在他看来，现在的中国就像此前欧洲的波兰，免不了被列强瓜分的命运。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福泽的看法基本没有错。然而，福泽强调“支那必被分割”，并非同情中国的命运，而是为了鼓动日本人参与“支那分割”。他在文中附了一张《支那帝国分割之图》，称是一位“在外国的友人寄来的一本《支那帝国未来记》中抄下来的”。这张图把中国的各省份都标上了外国的主人，例如东北各省是为俄罗斯所分割，山东、河南为德国分割，湖南、江西等为法国分割，福建和台湾为日本人所分割。福泽附的这张图上的文字全是汉字，并无洋文，而且日本分割福建、台湾，和福泽此前此后的主张都非常一致，所以有理由怀疑这张图实际上并非外国某书所绘，而是假托洋人，实则出自福泽自己之手。他在解释这张图、谈到日本为什么可以分割到台湾和福建时，这样写道：
日本在地理上与支那相近，欧洲列强能有今天的幸运，十几年来日本不仅与之有共同方向，给予大力协助，作为东道主人也给了他们不少便利，所以今天占领台湾全岛和福建省的一半，实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特别是福建、浙江沿海地区，在支那的上一个朝代大明的末叶，一时为日本兵侵略（原文如此，福泽并不忌讳使用“侵略”一词——引者注）之地，这是历史上鲜明的事实，这次在故地插上日本的国旗使之飘扬，可使日本国人得以满足。（《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第78页）
在中国的土地上“插上日本的国旗使之飘扬，使日本国人得以满足”可以说是福泽谕吉的夙愿。福泽明白，要实现这种夙愿，单靠坐等“分割”不行，而是要对中国发动战争。1894年12月，当日本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已占上风时，福泽谕吉就迫不及待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强令割让台湾的理由》，提出日本接受中国投降的条件是同意“朝鲜独立”、赔款、割让土地。关于割让土地，福泽说，有人也许认为日本一打胜了马上就让中国割让土地，似乎是“非君子所为”，所以在割地这个问题上可能有所犹豫。对此福泽认为，“这毕竟是忘掉了军国大事的迂腐之论”，“以我所见，分割〔中国的〕土地不但有理由，而且在国防上是不得已的必要”。因为中国东北的土地从地理上说是对朝鲜的一种掩护，而分割台湾也是为了日本南部冲绳县的安全。所以首先必须割让台湾。他接着在《眼中无清国》（1894年12月）一文中又称，让清朝割地赔款，不要怕它来日报复，因为它腐败透顶，完全不足畏惧；现在割让台湾只是一个开头，“待他日分割四百余州的时机一到，就必须向它的中原地区大力挺进，选择立足之地”，并认为这是“今后的大势所趋”。
第一部分：数百年前日本民间文化人的侵华迷梦日本近代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2）
怀着对中国的领土及财富的贪婪的欲望，本着这种“打仗是好事”的想法，福泽谕吉一直密切关注中国动势，一直在寻找与中国“打仗”的机会。当清政府应朝鲜政府的请求，派兵赴朝平定朝鲜动乱时，福泽谕吉认为时机到来了。作为一个民间人士，福泽谕吉一直以强硬的霸道的态度，煽动舆论，怂恿日本政府把朝鲜国内的动乱与中国的干预作为一个良机，趁机把朝鲜从中国的藩属中拉出，并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中，声称如果中国干预朝鲜事务，即与中国开战。他在《日支韩三国的关系》（1882年）一文中说：
如果虚妄自大的满清不知自己的空虚而以强大自居，以此次事变为借口干预朝鲜的内政外交，如果它说什么朝鲜国是我属国，朝鲜政府是北京政府的别府，属国别府发生的事本国本府加以处分是理所当然的事，而朝鲜亦敢甘于从属地位，支朝串通一气敌视我日本……如果支那傲慢无理，使我日本人在世界上丧失体面，那我日本就应该勇敢应对，开启战端，将东洋的老大朽木一举摧毁。（《福泽谕吉全集》第8卷第304～305页）
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福泽谕吉密切地关注着中国和朝鲜的动向，并不断写文章煽风点火。当时的清政府应朝鲜政府的合法要求，以两国既定的关系为依据，派兵前往朝鲜帮助平定国内叛乱，日本却蓄意趁火打劫，也派兵侵入朝鲜，遭到中朝两国的抵制。消息传来，福泽谕吉恼羞成怒，反咬一口，说什么：“在今次的朝鲜事件中，我日本国的名誉、权力、利益蒙受了大侮辱、大损害。其主谋是支那人，其教唆者是支那人，其实际行动者，又是支那人……支那人的罪行不遑枚举。”他还宣扬中国兵虐杀日本妇女儿童，肆意煽动日本国内民众的反华情绪（《支那士兵罪责难逃》，1884年12月）；还说什么在这次事件中，“日本是被害者，支那和朝鲜是加害者”，日本应当向这两个国家兴师问罪，尤其是对中国，光让他“谢罪”远远不够，“事已至此，必须抛弃以口舌论是非，而必须断然诉诸兵力，尽快了结局面，虽然这对两国人民都是一个不幸，但国耻难消，此事必须断然实行。”接着，福泽在《一旦开战，胜券在握》一文中还提出了更狂妄的作战计划：
我国一旦向支那朝鲜两国兴师问罪，朝鲜固不足论，我们的对手就是支那，首先应派一支军队赴朝鲜京城与支那兵鏖战，让朝鲜政府答应我正当的要求；同时，我军从陆海大举进入支那，直捣北京城，皇帝若退到热河，那就跟着进攻热河。这样一来，无论怎样刚愎自用的支那人也不得不答应我正当要求，低头谢罪。（《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第159～160页）
他认为，日本直捣北京的行动是有胜利把握的。原因是，“支那军队腐败，八旗、绿旗、勇兵、蒙古兵，合在一起号称百万，其实能够使用西式武器的不过五六万人。又号称军舰百余艘，有相当于我海军四倍的兵力，其实不过是纸糊的炮铳船舰，实在不过是太平的虚饰物。就是说，船舰炮铳是铁制的，而使用它的人不过是木偶一般。”在1894年9月发表的题为《支那庞大，但不足惧》一文中，福泽认为日本有些人担心要使中国那样的大国屈服并非那么容易，他表示反对这种看法。他说：“以我的看法，以上的说法只是皮相之见。支那虽号称大国，但其政治组织已从根本上腐败，国民的团结不巩固，表面上属于大清帝国皇帝治下的大部分版图，其实是半独立状态，政治法律因地而异，几乎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从一般的地理书上看，那个国家地广人多，但由此判断他们拥有几倍于日本的兵源，那就大错特错了。支那军队号称百万，实不足信。支那人的毛病是喜欢虚张声势，不过是出动一两万的兵力就声称几十万，古来笔法即如此。”他还分析了中国兵训练不足，不过是由乞丐流民组成的乌合之众，因而，“大国之大，在彼不足赖，在我不足惧，总之，我希望对支那加以损害，要迅速、要广泛、要大”。
福泽谕吉还分析了日本所具有的优势，强调日本具有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