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真是感叹啼嘘，差点掉下眼泪。他又鼓起勇气，问了一个最令他伤心的问题：
“他们为何都不爱听我的课？”
班长也鼓起勇气，说出了老实话：
“大家觉得好像是在听外国汉学家讲中国学问，虽然也有些观点为我们所未想到，但终究不见其大，也不合中国人的人生标准。”
胡适终于悲凉地垂下那颗骄傲的头。他发现了自己的一个毛病，在内行面前一开始似乎都不够自信。不过他没有泄气，而是抱来一大摞章太炎和国粹派的书，从此闭门谢客，日以继夜地潜心研读。他发誓要憋足全身力气反弹，他终于选准了一个雪耻的突破口，那就是他的——“哲学史大纲”。
18
窗外秋风四起，隐隐传来狗的叫声。
补树书屋内，周树人正展开一张大幅碑帖，先用尺细细量过高竞，数出行数，然后研墨蘸笔，在油灯下抄写起来。
他点燃了一支“红锡包”，边吸边抄，不断地朝那只小汉罐里弹进烟灰，扔进烟头。
绍兴会馆门口，出现了那位身材矮胖，穿着白绸大褂的钱玄同，他正用手中的大皮包躲闪着朝他狂吠的看门狗。老长班见是大先生的客人，忙赔着笑将狗喝住。
钱玄同惊魂未定地绕过月洞门，穿过老槐树，走进了周氏兄弟的卧室。
一见周树人仍在埋头抄写碑帖，便打趣地说：
“猫头鹰呀，又在抄你的古碑？”
这浑号还是当年在日本时取的，周树人喜欢熬夜，又蓬头垢面不修边幅。一经钱玄同命名，就在朋友间叫开
周树人一看是他，也不示弱，边放下笔起身让座，边调侃道：
“是爬翁 真是难得的稀客。”
这里也有个典故，钱玄同这人喜欢热闹，最爱激动。当年在日本听太炎先生讲课，他一冲动就要在席子上爬来爬去地发表议论，自然就成了“爬翁”。而黄侃更是不客气，干脆直呼其为“钱疯”。
钱玄同脱去长衫，放下大皮包，坐在藤椅上，望着屋里到处挂着的碑帖不解地问：
“你抄这些到底有什么用？”
“没什么用！”
“那你抄它有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钱玄同想起了自己的使命，认真地说：
“豫才，当初留学日本时，你是说过要用文艺来改变国民性的，怎么现在却钻进死人堆里去了 ”
周树人沉默不语，脸色发青地点燃一支烟。记得刚从日本回来时，他还特意带走了一束樱花，如今上哪去寻找那片绚丽的云霞 二弟来京后，把腾出的房间挺雅地作了一番新的摆布，而他却生不出这份闲逸的兴致。每天办公回来，就陷入了古籍和金石拓本的围城之中。最近竟无聊到用木盒子养起壁虎来 至于脾气，也越来越坏。夜间，不知谁家的猫来屋上骚扰，他都会大怒而起，拿着竹竿穷追不舍。他长吁了一声，苦笑道：
“我是在麻醉自己的灵魂！”
钱玄同说：“这又何苦 ”
周树人又深吸了一口烟，无奈地说：
“我承认，我变成了一个十足的悲观主义者了！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奴隶。革命以后不久，又受了奴隶的骗，成了他们的奴隶！”
钱玄同试探着劝道：
“我想，你应该写点文章，用你的笔去改变这一切。”
“改变？”
周树人惊愕地瞪大眼，有点冲动地站起身比划着说：
“中国好比是一间铁屋子，没有窗户又极难打破。里面躺着许多熟睡的人，快要被闷死 然而他们是从昏睡进入死亡的，所以感受不到临死的悲哀。现在你却大嚷起来，要他们感受这临死前的痛苦，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 ”
钱玄同也激动起来，目光炯炯地反驳道：
“既然已经清醒地起来了，就不能说绝没有毁灭这铁屋子的希望。”
“是啊，说到希望，那是不能抹杀的！”
周树人点点头坐了下来，他心里已意识到用手造的墙，把自己同时代隔离开来总是不好的。就是全然没有了希望，难道这黑暗就不该受到诅咒么？……
周作人也从隔壁房间踱了出来，与钱玄同打着招呼：
“玄同兄！你们聊得好热闹 ”
周作人因最近接到蔡先生的聘书，让他教授欧洲文学史和罗马文学史，月薪也增至240元，心情舒畅多
“启明，来，一块聊！”钱玄同从皮包里取出两本《新青年》，递给了周氏兄弟。
“实不相瞒，近来我们《新青年》销路不佳，想恳请二位赐稿，鼎力相助 ”
周树人笑道：“看来你们是觉得寂寞了，既没有人大声赞同，也没有人跳出来反对……”
他理解《新青年》同人的甘苦，这种境遇，与自己当年筹办《新生》的时候十分相似。
钱玄同有些尴尬地解释起来：
“所以我们正在酝酿改组，想从明年起轮流主编一期刊物，适之、守常、半农还有沈尹默、高一涵都答应加入进来 刊物的面貌也要发生大的变化，要打倒一切腐朽的旧文化，来一次新文化运动。仲甫托我向你们问好，欢迎你们上阵助战呐厂
周树人想起不久前的那幕复辟闹剧，爽快地答应
“既然主将有令，我就遵命当一名过河卒子，为你们呐喊几声吧！”
钱玄同连声叫好，又问周作人：
“启明，你哪？”
周作人这人天生一副菩萨心肠，见兄长已答应了，也想了想说：
“我把古希腊谛阿克列多思的《牧歌》用白话文翻译出来，你看如何？”
钱玄同见大功告成，高兴地夹起黑皮包，说：
“好！好！让我们一齐动手，来打破这个铁屋子！”
周树人挺喜欢钱玄同的那股生气，送他出来时逗趣地说：
“下次来早些，我请你去胡同外的广和居吃炸丸子，怎么 ”
钱玄同大喜，可又害怕门房的狗，忙提心吊胆地溜走
19
转眼到了深秋，当香山的红叶摇曳出火焰般的热情时，校园里也出现了一派崭新的气象。
蔡元培整治北大已初见成效，这些天他好像过节似的，脸上总是乐呵呵地笑。此刻，金色的阳光暖暖地射进他的办公室，蔡元培正斜靠在圈椅里，津津乐道地翻阅着一大摞散发着墨香的《北京大学日刊》。这份新创刊的读物，几乎每天公布的都是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北大评议会终于正式成立了，胡适当选为文科评议员。教育部采纳了他的建议，同意修改大学规程，在北大首先推行选科制。法科学长王建租来函，法科研究所终于筹备成立 紧接着，各科的研究所也相继成立，像范文澜等都有幸成了留校的第一批研究生。还有学生团体，真好比雨后春笋争先恐后地往外冒。学生银行筹备委员会刚宣告成立，史学、音乐等各种研究会都抢着来请他当名誉会长或要求亮牌子。他是个天生的革新家，更是一位执着的道德理想家。最令他欣慰的是他终于举办了两次大场面的艺术讲座，迈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重要一步。
先是请他当年在教育部的老搭档蒋维乔演讲静坐法，这位风风火火的实干家居然熟谙养身之道？真是大出蔡元培意外。
那天的场面也真是令人难忘，蒋维乔边讲边示范，时而呈老袖入定之状。一帮技击会的学生，全部盘腿席地而坐，以壮蒋先生的声威。
第二次讲座请来了著名国画家陈师曾。又是他亲自拟定通告交日刊发表，不是不放心，而是总觉得有些话要告诉学生。
在当时的北京画坛，陈师曾可是首屈一指的大家。齐白石刚从湖南乡下来，虽然画得好，年纪也比陈师曾大，却没有人捧场。还多亏了陈师曾的热心提携，才逐步名声鹊起。一次日本人请陈去本岛举办画展，陈师曾就叫齐白石也拿几张作品一齐去展。人家要买他的画，他就顺便推荐起齐白石。那天陈师曾讲课，观者如云，北京城里的许多青年画家和美术爱好者也来 蔡元培就在这里认识了徐悲鸿，还见到了一个熟人，松筠庵的主持僧法喜和尚。
法喜和尚果然是陈师曾的密友，正将自己收藏多年的名画一张张悬挂起来供师生观摩。当蔡元培激动地上前感谢时，法喜含笑合掌作揖，说道：
“敬贺蔡先生旗开得胜，还记得去年贫僧说过的话 真正的宗教也是一种美的哲学。听说您已请了我的朋友王心葵先生来演奏古琴，今后有用得着贫僧的地方，一定效力。”
北京的秋天格外气爽，碧净的蓝天上传来隐隐的鸽哨声。他想去校园里转转，顺便听听胡适的讲座。人刚站起身，就见一位校刊的编辑进来请示他说：
“有位叫林明侯的同学，来函建议校方提倡素食，说可以在校内餐厅，另订素食章程推行。他还要求公开发表自己的主见，不知校长尊意如何？”
蔡元培一听有人提倡素食，大喜过望。他早年留学时，就受李石曾的影响，开始吃素。而且为此放弃了十多年的口福，搞得人也清心寡欲起来。他接过学生的来信，一看觉得还挺有见解呢。
他连声叫好，拿起笔写下一段按语叫校刊一齐发表。
“林同学提议鄙人甚赞成，同学中有赞成者，可速赴斋务处报名，以便议定办法。”
想想真是有趣，当年为了吃素还和夫人有过一场四角呢。那时黄仲玉见他人渐渐消瘦，就心痛地规劝起来：
“先生一心革命，求学不为功名，我都可以理解。但现在突然又要吃素，这又何苦 ”
蔡元培天真地回答说：
“据李石曾兄告我，吃素有三大好处：一曰卫生，二曰戒杀，三曰节用。我读俄国托尔斯泰著作描写田猎惨状，尤为痛心，故欲实行‘戒杀主义’也。”
黄仲玉反驳道：
“这就更怪 先生早年曾密造炸弹，试图暗杀慈禧，那时连人都想杀，怎么现在连禽兽的生命都痛惜起来了 ”
“人有该杀之罪恶，杀之非为过也。动物何罪之有？故杀之无道也！”
见蔡元培辩解也有道理，黄仲玉无话可说 经过夫妻反复协商，蔡元培总算答应不实行全素，但赴宴时从不碰大鱼大肉。
他终于站起身，向校园里漫步走去。来北大这一年真快呀，连在建的红楼都已经结顶，明年就可以搬进去使用 还有，该聘的教授基本到齐 梁漱溟已正式来校任教，胡适一到又推荐了几位教英文的留美学生。刘师培、辜鸿铭也算给他面子，总算没有在课堂上乱讲尊王和复辟。只是章士钊太热心政治，执意要在明年去西南军政府谋事，想推荐李守常来代他当图书馆主任。当然，他最高兴的还是胡适上的“哲学史大纲”，终于一炮打响。那天他听范文澜说书般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通，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他缓缓地向法科大讲堂走去。
胡适正神态自若地站在讲台上，用他创造的截断众流的新方法讲授中国哲学史。虽然他的上课时间是最容易叫人打瞌睡的下午，然而大讲堂里黑压压的坐满了一百五六十人，睁大着三百几十只眼睛，摊开了一百多本的各式各样的笔记簿，摆着一百多支笔，盯着一位年龄与他们相仿的人滔滔不绝地阐述着新的见解。他也尽量发挥出一个演说家的风采，以及能够使安徽绩溪化的国语抑扬顿挫的本领。他说话的声音总是十分的和蔼和诚恳，带有一股自然的亲和力，使人觉得他是具有纯正的学者气息的一个人，所以他的话也特别的能够感动人。他越讲越有趣味，对于一个问题往往反复议论，引经据典，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他终于控制住了局面，把枯燥的中国古代哲学史，演绎成一部生动的有血有肉的白话历史长卷。
下课时，胡适整理好讲义正要出去，发现傅斯年和顾颉刚还站在坐位上，好像有话要说似的。他忙热情地迎上去，邀请他们到他的房间去做客。
“真要感谢二位的捧场呵！”
他出于真心地握住两位的手，用力地摇了几下。
傅斯年有点矜持地指指顾颉刚，说：
“你要谢就谢他，是他发现了胡先生与众不同的治学方法。”
三个人回到北河沿的教师宿舍，海阔天空地漫谈起来。毕竟都是年轻人，感情很快就融洽起来。
对胡适的这次上课开始也有异议，陈汉章就拿着他新编的讲义仰面大笑，说：
“我说胡适不通，果然不通。只要看他讲义的名字就知道他不通。哈哈！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大纲，现在又有了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真是不通之至呐！”
胡适却不买他的账，照讲不误。但心里却很悲哀，这帮老学究其实连中国哲学史的性质都没搞懂 还自以为是能和古人对话的硕儒呢。
顾颉刚因结识了胡适显得很高兴，他又回忆起那天的情景：
“胡先生，说老实话那天上课大家也没当回事，可我却听出了新名堂。以往中国哲学史一课是陈汉章讲授的，讲的是《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那一套。他先从伏羲说起，一年下来只讲到‘洪范’。最好笑的还是冯友兰他们上本科时，讲哲学史的是陈介石老先生，从先三皇、后五帝讲起，每周四小时课，讲了一个学期才讲到周公。学生问他如此讲法，何时才能讲完？他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要讲完一句话就可以讲完，要讲不完就是讲不完。果然课没讲完，他就在去年去世 所以一见你重编讲义，以《诗经》为材料，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改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还大胆地称西周是‘诗人时代’。你这一改可给我们一班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桥而不能下。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好没有闹风潮。我自以为听出了一个道理，就对同学们说，胡先生虽然书没有陈先生读得多，但在截断众流上是足以自立的。也许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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