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 作者:陈军- 第35部分

　　当陈独秀转到李大钊处，这位忠厚之人果然在等他。这些天，陈独秀因忙于《新青年》的编务，实在腾不出精力来关心《每周评论》。从创刊号到头几期稿子，几乎都压在他身上。幸好还有位河北人张申府，拖着高一涵帮着写些稿子，跑跑印刷厂。

　　陈独秀一见李大钊那副从容不迫的样子，就逗趣地说：

　　“守常呀！你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一出笼，人家就骂《新青年》成了苏俄机关报　甚至传言我们从苏俄驻华使馆领了不少卢布和赏金呢，把个胡适之吓得躲避都来不及　哈哈哈！”

　　李大钊却笑不出声，他不无担忧地说：

　　“适之是越来越讨厌谈政治了，我觉得《新青年》同人间已有裂痕。真是令人痛心哩！”

　　陈独秀毕竟比他了解胡适，苦笑一声说：

　　“适之并不是不喜欢政治，在美国留学时，他就惊讶西方人的民主和政治热情。一次集会演讲，台下坐满了名教授，大会主席却是位普通的工友。还听他说在一次妇女游行时，他发现最崇拜的杜威先生竟也混迹于队伍中高呼口号。所以说，他感兴趣的是西方的民主政治，而不是你的阶级斗争学说。还有，此公一心想作圣，想开风气之先。他回国时打出了‘讲学复议政’的口号，强调二十年不入政界，不谈政治。这是因为他当时极想进北大，又觉得北大名家答本，与当时的政府也有复杂的联系。一句话，在他眼里，这北大的门槛并不是轻易好进来的。而蔡先生这位老革命党，尽管学术上主张兼容并包，但对教授参与政治却很感冒。像梁启超论学识堪称顶尖人物，但因一味投入政治就决不聘请。他是个聪明乖巧的人，当时这样说是想迎合北大的需要。另外他对北大章氏门徒占上风也有所胆怯，也需要时间来搞一下学术。现在好了，他在学术上已很风光　我总觉得这位小老弟的政治热情只是淡了些，他毕竟是一位视民族为己任的思想家。别人只看到他很西化，我却认为他骨子里还是个传统的‘士’阶层。古代的‘士’执干戈以卫社稷，而西方的知识分子只是热衷于学理。胡适只是在等待时机，他的性格决定了今后必然大谈政治。只是他所谈的政治，与我们不同罢了！”

　　李大钊惊愕地盯着这位雄才大略的兄长，对他的精辟佩服不已。说实话，他们正是因为胡适的因素，才创办了《每周评论》。还记得去年深秋的一个下午，他和周作人、张申府、高一涵几个人聚集在陈独秀的学长室。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著，认为《新青年》出版周期太长，等送到上海印出来新闻也成旧闻了，那位鲁迅先生对此就很有意见。加上胡适的态度，他们想让《每周评论》多谈些时政，出版周期也快。而《新青年》更侧重学术性，多刊登些新文学作品。当时决定创刊号在年底前出版，陈独秀还记得对方的提醒：

　　“你尽快将明年同人轮编《新青年》的次序公布出来，好腾出精力来办《每周评论》。另外，还得请你写一个《发刊词》，再在《新青年》上做一个广告。”

　　陈独秀当时有力地搓了搓发僵的双手，爽快地说：

　　“好！‘读《新青年》不可不读《每周评论》’，我就这样做个广告，行　”

　　陈独秀见守常面容憔悴，心中隐隐不安：

　　“唉！我是知道一个人支撑一份刊物的辛苦的，听说你连印刷和校对都在自己跑　待我安排妥《新青年》，就来帮助你。我已向周氏兄弟约稿了，胡适也快回来了，他总要有所表示嘛！”

　　李大钊的心里涌出一股暖意，他仿佛又回到不久前那个难忘的夜晚。

　　那是旧历冬至的前夜，北京的夜已很冷　他和张申府相约来到北京《晨报》的印刷所，无论如何必须在今夜完成《每周评论》的最后校对。张申府见陈独秀的《发刊词》对外交前景非常乐观，竟用不屑的口气反驳起来了：

　　“陈先生讲美国总统威尔逊，是主张公理战胜强权的第一个大好人，我不以为然。”

　　李大钊望了一眼这位河北小同乡，赞许地说：

　　“这就是仲甫的性格，喜欢想到哪就写到哪。如果引起了争论，那他正是求之不得　”

　　他又想起了陈独秀当年的那篇《爱国心与自觉心》。觉得仲甫的思想，正面临着一次新的徘徊和选择。应该借些马克思和列宁的书给他，按仲甫的禀性和气质，他是应该成为中国的列宁和革命领袖的。

　　记得那一夜，两人微颤着跺着脚，一直校对到凌晨四点才结束。出门时，李大钊见高阔的天空挂着如镰的下弦月，苍穹中有几粒星辰眨着眼。望着隆冬之夜干冷的大地，穿着灰布棉袍的他和张申府踏着冰冻的马路，揣着一个巨大的欣喜，抄着手并肩前进。

　　一个新的生命，一份崭新的《每周评论》，今天就要诞生　一种胜利的喜悦冲淡了夜的寒冷，他们加快了步伐，隐隐地消失在那霞光微明的晨景里。

　　两人正谈得兴起时，门被推开了，高度近视的沈尹默，有点鬼鬼祟祟地伸出脑袋，摸了过来。他见陈独秀也在这里，神色紧张地说：

　　“不好了，国粹派要开始反扑　听说黄侃和刘师培正在鼓动弟子，创办《国故》月刊，现正在申叔家里开会呢！”

　　陈独秀这些天有点讨厌起这位当年的密友。觉得他行事不够正大，喜欢跑来跑去传递消息。喜欢和汤尔和一起为蔡先生充当谋士，喜欢插手教育界的派系活动。而对轮流编辑《新青年》，老是强调眼睛不好设法推托。他是个眼里容不得砂子的人，尤其对熟悉的朋友。他果然不悦地冒出一句粗话，呛得沈尹默顿时尴尬起来：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你干吗要管这么多闲事？真想管，还不如回去多写几首带点火药味的新诗来！”

　　李大钊见他当场发火也有些窘。沈尹默抬起头，歹毒地投来一眼，又默默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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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师培来京已有些日子，肺痨却一直不见好转。他的家显得很凌乱，北大开的薪水虽然不薄，但多数送进了药铺和书店，生活依然是那样拮据。

　　今天早上，他却换上一件新布衫端坐在客厅，苍白的脸上泛出了喜气。待会儿，善拜名师的黄侃就要上门来行磕头之礼　这位国学深厚的怪杰真是个活宝哟，竟会为一句戏言，当起真来

　　几天前黄侃来访，正好有学生在请教。见刘师培随意应付了几句就打发人家走了，他不禁诧异起来。

　　刘师培叹息道：“此子不可教也。”

　　说完便面容悲戚地大发感慨，语多伤感之情。他说这些年病体缠身，实在对不起列祖列宗。刘家四世传经，眼看将断送在自己身上

　　黄侃深表同情，又问：“那你想要收什么样的学生　”

　　刘师培想起蔡元培聘他时说的话，笑着拍拍老兄的肩说：“像你这样足矣！”

　　没想到这位狂生不但不恼，反而神色欣喜地站起来，一掸衣袖，当场就想执弟子之礼。慌得他一把拦住，连说不妥。

　　黄侃反问道：“有何不妥　”

　　刘师培劝他入座，缓缓说道：“季刚，承蒙抬举，但此事万万不可。一是你只小我一岁多，岂能师生相称？二是你这章门大弟子已名扬天下，再转换门庭太炎先生处又如何解释　再说么，唉！我这名声对你也未必有好处……”

　　他讲到这里，惨白的脸又开始溢出了悲戚。就在他为袁世凯恢复帝制大唱赞歌，被封为“上大夫”时，老袁因黄侃名气大，也想授予嘉禾勋章进行拉拢。黄侃却卑视其为人，不但拒绝接受，还写诗嘲讽此事。据说当时一枚勋章值二十金，诗曰：“二十饼金真可惜，且招双妓醉春风。”

　　向来目中无人的黄侃也陷入了沉思，他已仔细想过，当今天下国学要令他服膺的，惟章、刘二人而已。刘师培一到北大，因许多参考典籍不在身边，只能经常写信到江苏仪征老家去查询。但他记忆力惊人，能准确地说明某书在何橱何格，何排何册，家人一查即得，从无误记。写起文章来也很出色，随便什么深奥的学问，都能下笔千言，疏注引证，头头是道。好像在他手里，没有做不好的学问。如此的大才情，令狂傲一世的他也只能老老实实地低头赞叹

　　黄侃当即表态，择吉日行拜师之礼。

　　正在胡思乱想时，妻子何震喜滋滋地进门通报道：

　　“来了！来了！快准备接客。”

　　黄佩捧着一对红蜡烛，拎着一包礼品，领着几位北大学生进了门。见他先是恭敬地亲自点燃烛火，又扶刘师培人坐。然后“扑通”一声就跪了下来，惊得刘师培连声劝道：

　　“好了，好了，头就别磕　哎呀！真是折寿哟！”

　　黄侃一本正经地行完大礼，就又板起面孔教训起跟来的学生：

　　“记住！我拜师是磕过头的，不磕头得不了真本领。所以今后我收弟子，也一定要你们磕头。记得在日本时，一谈到经学。有我在，刘师便不开口。他和太炎师能谈经学，为何不愿和我谈　我猜想了多年，今天总算明白　原来他是要我磕头拜师，才能传授经学呀！哈哈！我的学问是磕头磕来的，刘师，您说有道理　”

　　刘师培真有点哭笑不得了，但心里却不无得意。忙令何震端上早已备好的酒菜，唤众人入席畅谈。

　　来人中有一位学生叫张煊，也是他俩的崇拜者。这些日子为创办《国故》月刊，已多次前来商谈。最初张煊等学生想办这个刊物，有针对傅斯年的《新潮》之意。在刘师培看来，《新潮》派进步虽进步，但立论过于偏激，因此引来了另一批学生的不满。而他早已过了当年冒迎西学，否定一切的阶段，由于《中国学报》的解体，也正有办一份国学刊物的打算。见学生们能力有限，就欣然答应出任主编，张煊他们又分别聘请黄侃、马叙伦、黄节担任了特别编辑。《国故》社就这样成立了，今天正是来商谈创刊号稿件的。

　　张煊拿出两篇自己的文章，递了过来。

　　黄侃仰面喝下一杯烈酒，大声地说：

　　“我已看过了，全是痛快文章。对那帮简单、粗暴、霸道的人，就得进行反击！”

　　他因得意门生傅斯年的反水，这些天正恼羞成怒呢。

　　刘师培细细翻阅后沉默不语，文章虽有火气，但还是表示了与《新潮》争鸣、商榷的态度。他也觉得仲甫和玄同等人有点偏执了，习惯把对待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作为评判时人进步或反动的惟一标准。那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历史观，并不能让人认清文化问题的复杂性，反而容易引导学生误读历史。所以在心里，他也有抵触情绪。但他毕竟是曾经沧海的人了，也知衰弱的身体来日不多。满腹经纶急于传授，但已不能在课堂高声讲课，否则就会引起剧烈的咳嗽。他想了想，见二位正急于听自己表态，便理智地说：

　　“我以为《国故》的宗旨应埋首国学研究，提倡学理探讨，尽可能与现实无涉，与所谓的封建复古更无涉。我也准备了几篇论文，有文字训诂方面的，也有谈中国文学研究的。总之，我不反对必要的争鸣，但更希望看到一些治学精于考证的学术论文。”

　　这就是他在生命最后一年的文化态度。对于一个真正做通天下学问，雄踞在中国文化之巅的人，其实倒始终怀着一种笑做学界的真性情。在北大新派们的眼里，他和住对面的崔适老先生，该同属旧派之列　每天早晚出门相见，两人也恍如谦谦君子，总是弯腰行礼。但一到课堂就不同了，他对老先生的今文经学竭力抨击，一一指出荒谬之处，丝毫不留情面。而崔适也毫不示弱，常在对面课堂破口大骂这位年轻的国学大师。但只要一回到寓所，在门口相遇，又依然彬彬有礼地互相问候。

　　《国故》月刊就是这样出笼的。由于《新潮》的后面站着激昂的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还有那位鲁迅先生，加上他们的顾问又是爱标新立异的胡适之。所以一创刊，就被社会舆论自然而然地推到了北大新派的对立面。三十六岁的刘师培也万万没有料到，他一夜之间又变成了面目可惜的封建遗老，专与新文化运动分庭抗礼的后台老板，由此还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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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故事又得回到绒线胡同的林琴南寓所。

　　1919年的林宅，也确实一度门庭若市，闹哄哄地成了另一股势力的风暴口。林琴南至今仍像一只怒发冲冠的老公鸡，沉浸在去年那场“双簧戏”的耻辱里。

　　“钱玄同太可鄙了，他是将对桐城、文选派的所有仇恨，都泼到老夫头上。化名王敬轩，以追星的口吻捧出老夫当活靶子，让刘半农这小滑头痛痛快快地往死里打。这口气，今天总算熬到头　”

　　此刻，他正在慷慨陈说心头之恨。午后的斜阳，懒懒地照进了他的客厅。茶几旁坐着安福系的几位遗老，其中那位叫张元奇的同乡，还是新贿选上台的议员。

　　林琴南终于吁出了一口怨气，令在一旁侍候的张厚载去书房拿来新写的文稿。他举起一支苞浆油亮的潇湘竹烟杆，先“叭嗒叭嗒”地猛吸了几口，不无得意地说：

　　“我以春秋笔法，写了篇小说，将陈仲甫、钱玄同和胡适之三大减人痛斥了一顿。你们可以先睹为快，发表后肯定轰动。”

　　张元奇拿起这篇题为《荆生》的小说，一口气读了下去。觉得非常解气，那对浮肿的金鱼眼里，泻出了浓浓的快意。

　　“琴兄宝刀不老　写得好，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哈哈！”

　　另一位遗老看了，也连声称赞。林琴南想象着小说出来后那伙贼人惊慌失措的狼狈样子，忍不住放怀畅笑起来。

　　小说不长，全用文言。说的是某一天，有皖人田必美（自然指陈独秀），浙人金心异（即钱玄同），伙同刚从美洲回来懂哲学的狄莫（指胡适），同去陶然亭游玩。在一间房子里，三位莫逆之交神侃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