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来控制这一缓冲地带，正因为有这种领土障碍，苏联派往北京的三个使团全部无功而还。可见鲍罗廷来华担负着双重使命，那就是帮助开创共产主义运动，但更希望通过国共合作，让国民党激进化并最终与苏联结盟。看来，苏联领导人很早就打算成为中国革命的舵手。
鲍罗廷是带着200万卢布的援助来华的，孙中山给了他巨大的信任和权力，请他担任国民党首席顾问，并负责起草新党纲和党章，督促党员重新登记，筹备全国代表大会。而国共合作一开始就遭到党内极右派的顽强反抗，广东省党部的十一位有声望的元老，曾在去年冬天秘密上书孙中山，检举陈独秀实际上是党内文件起草的幕后操纵者，抨击两党合作政策是共产国际的一个阴谋，断言陈独秀已把追随者派入党内。他们警告孙中山，用不了五年，陈就会被选为国民党的领袖。
孙中山异常气愤地在这份告密信上批示说：“党章和党纲草案，为我请鲍罗延起草，本人亲自审定。原为英文，后由廖仲恺译为汉文，陈独秀并未与闻此事，怎能如此疑神疑鬼？”
他还当面训斥反对改组的国民党元老冯自由说：“你们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我个人可以加入共产党！”
也许孙中山真是动了气，在“一大”前竟将老资格的张继等人开除出了党外。
“一大”期间的鲍罗廷真是出尽了风头，回想来华前他在英国组建共产党被捕入狱的经历，他打从心里感谢孙中山赐给他的巨大荣耀。这些日子只见他整天西装革履，容光焕发地出席各种招待会，颐指气使地向两党发表各种指示。最满意的还是大会按他意见通过了由他起草的宣言和人事安排。在国民党第一届25名中央执行委员、17名候补中央执委中，共产党员就占了10名，其中有谭平山、李大钊、张国焘、瞿秋白、毛泽东、林伯渠、沈定一等，而谭平山和林伯渠还分别担任了组织和农民部长。大会还决定成立一个三人常务委员会负责党的日常工作，他们是廖仲恺、戴季陶和谭平山。
孙中山一直想组建一支忠于他的党军，“一大”后他任命蒋介石为军校筹委会委员长，在鲍罗廷和廖仲恺的领导下筹办黄埔军校。蒋介石却在关键时候开了小差，他是位性情孤傲的人，在平息陈炯明的叛乱中，因护卫领袖有功，已在党内声望大增。去年8月又率团赴苏联考察，原以为这次党代会上能捞个一官半职，没想到孙中山明确叫他不必过问党政大事。他向来有合则留，不合则去的脾气，一怒之下就拂袖去了上海。
他的大盟兄张静江是位老谋深算的政客，见小老弟如此任性大为不安，和戴季陶一密谋，就将他召来开导起来：
“老弟呀，你怎么这般糊涂？当今黄埔军校是我党的一张王牌，你怎会连军者权也都不懂 ”
蒋介石还在不满地发泄怨气：“孙中山用人不公，我救过他的命，他却不让我过问党事，反而对一帮共产党加官晋爵。我实在不服呀……”
张静江突然沉下那张驴脸，厉声训斥道：“傻老弟，你难道连‘小不忍则乱大谋’都不懂 现在正是用人之际，你如再执迷不悟，就等于错失了将来坐掌天下的良机。”
蒋介石这才大梦初醒，连忙向这位“陈其美第二”讨教良策。张静江出生于吴兴南浔一巨富之家，虽自幼延师攻读诗书，但因娇生惯养，功名上一无所成。没法子，只能在他20岁时，由其父出资10万两银元捐了个二道衔，候补浙江实业道。1902年，他又以候补道名义随新任驻法公使孙宝琦赴巴黎任使馆商务随员。就是在赴法途中，他结识了孙中山，以后便多次捐赠巨资支持革命，深得这位领袖的信赖。见他瘦长的脸，舒展出几声冷笑，从衣袖里摸出一封亲笔信函。他像抚摸一件古董似的，抚摸着蒋介石的肩膀，轻声安慰道：
“拿着我的信放心去见孙先生吧！记住，对他的三大政策今后一定要举双手拥护。来日方长哟，万一有什么事，大哥会以孙先生的老朋友，国民党中央执委的身份出面帮你的。”
正巧，廖仲恺和胡汉民来信催蒋回广州上任。蒋介石终于踌躇满志地创办起黄埔军校，用苏联政府援助的200万卢布和大批枪炮，培养出了一批自己嫡系的将官。
而孙中山并没有忘记蔡元培这位元老，虽然他对南方政府这些年出力甚微，目前人又在海外，但孙先生还是提名他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并提交大会表决通过。
这件事开始党内也有争议，许多老同志说，凭蔡先生的地位和贡献，要么不提名，要提就得正式提中央监察委员。
孙中山却另有所思地解释道：“蔡元培在北方任务很重大，他对革命的贡献也是常人所不易了解的。本党这次改组，不提他参加中央肯定不行。但地位太显著，反而会对他不便，相信他也不会计较这些的。”
说到这，他又将深邃的目光投向了窗外。他有点思念起这位老友了，尽管这些年他因一心鼓吹教育独立，与自己已有些疏远。但平心而论，他是党在北方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思想领袖。耳边仿佛响起蒋梦麟那饱含深情的赞叹声：“是真虎，乃有风……”
孙中山的思绪融人了南国湛蓝湛蓝的烟雨，又开始飘向茫茫海天……
我们这位书生意气的教育家，究竟在忙碌些什么
2
在比利时开往法国的列车上，有一位气度雍容的中国绅士，正戴顶黑礼帽，痴痴地和他年轻的夫人欣赏着窗外的雪景。这是那种二十年代老式的火车，就在这对夫妇的斜对角，可见一位少女正用炭笔画着他俩的素描。
他就是令孙中山牵挂的蔡元培，这次可不是出门旅游，而是准备举家迁往法国的斯特拉斯堡。来国外已半年多了，他一直在潜心撰写那部《简易哲学纲要》。原以为隐居生活会很清静，其实每天的应酬仍很忙碌。不是接待记者采访，就是应邀出门演讲。像去年的“双十节”，他就在出席了中国驻比利时公使馆的纪念会后，又应邀去蔡柏龄寄宿的沙洛埃劳工大学，作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中国的文艺中兴》的演讲。这次因夫人和女儿分别要去巴黎和里昂继续深造美术，加上华法教育会和里昂中法大学又多次请他去处理一些重要事务，他才作出了迁居法国的决定。
“孑民，你看这窗外的雪景多迷人 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比利时 还记得刚来时我们这些江南人，一见天天下雪，真是乐坏了，几乎每天都喜滋滋的出门赏雪和写生。你看，那些充满异国情调的尖顶建筑，在积雪的覆盖下，在群山的映衬下，正好像童话中神秘多姿的城堡，令人生发出一种对历史和艺术的无限民遐啊……”
蔡元培会意地点着头，眯细眼欣赏起夫人圆润而白净的脸上的那种艺术气质，那种柔声细语讲话时动听的声音。回想婚后的生活，他忍不住在心里感叹了一声，这真是位难得一遇的才女呢，不但美术上很有天赋，还挺擅长陪自己和诗，几个月下来，两人在月下散步时竟做下了许多短诗。为人又文静贤淑，与女儿相处得如同一对姐妹。每当静夜读书时，耳边常会隐隐传来母女俩在灯下交流艺术见解的细语声。他的心，也会在一种如酥如蜜如梦的温情中，幸福地眩晕起来。他深情地凝视着周养浩，轻声叹息道：
“我也舍不得离开这五雪可爱的小国呵，在这段宁静的岁月里，我总算暂时摆脱了那些没完没了的烦恼，过上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家庭生活。养浩，每当我早晨目送着你带着两片面包，夹点牛油，背着画夹从雪地里去读书，傍晚又情切切地等着你从雪地里回家，和我叙说学校里的快事时，一天伏案写作的疲乏全云消雾散 养浩，和你在一起真是很快活，我打从心里感谢你 ”
这位清丽的少妇，终于被他火热的目光灼得羞红了脸，见她娇嗔地抬起了头，说：“和您在一起，我也很幸福呀。记得我一直想往过一种精神生活，一直抱独身主义，我害怕结婚，甚至想去圣公会侍候一位姓汤的老牧师。被人劝阻后又想谋官费留洋学习美术，也真是有缘分，前两次上门拜访您均不遇，第三次我们都留下很好的印象。出国以来我总觉得天天在做梦，好像一直生活在一种艺术的氛围里。听您谈哲学、美学，又学着吟诗，还认识了天下那么多的大名流和大艺术家，您说我们夫妻一场，究竟该谁谢谁 ”
蔡元培终于会心地大笑起来，当周养浩偎近他脉脉含情地仰起头时，女儿威廉正好举起相机，“咔嚓”一声摄下了这永恒的镜头。
斯特拉斯堡是个景色迷人的小城，蔡元培刚安顿好家小，门外就闯进位风风火火的不速之客。他是从巴黎特地赶来的，高挑的身材套一件昂贵的皮大衣，长围巾里西装革履，小分头梳得油光闪亮，炯炯有神的大眼一进门先盯住蔡元培愣了一下，然后欢叫着上前和他拥抱。他也不征求夫人和女儿同意，又潇洒地拉起两人的纤纤玉手吻了一下。蔡威廉被他的绅士派头吓得脸色绯红，蔡元培却高兴地介绍起来：
“这就是我常说的李平原，当年大清朝李中堂的孙子，他还是去年来巴黎大学读书的。听说吴稚晖和李石曾见他身份特殊，又请他兼任了华法教育会的秘书。哎！刘半农怎么没一起来 ”
李平原调侃地一笑说：“如今的刘博士可真是有学问了，为了报当年在北大受人轻视的一箭之仇，应付明年那场‘国家博士’的考试，正在刻苦钻研语音学呢。他让我请您向梦麟先生说说好话，看在近日他又发明了‘她’字和‘它’字的不同用途上，再多寄点银票来吧！”
众人都被他的风趣惹笑 李平原见客房一角摆着蔡先生的全部家当，三只旧皮箱，两个大皮包和几付画夹，不禁神情黯然地摇起了头。
“唉！想不到我堂堂蔡公，居然至今仍两袖清风。蔡先生，外间都习惯称呼您和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为民国四元老。可如今，他们都要比您阔多了呢……”
见他口出微言，蔡元培也想起社会上对吴、李二人的流言。无非是说他们如何会敛财，利用中法大学安插官宦子弟云云。他终于不悦地皱紧了眉，觉得该找个机会提醒几句才是。
李平原又兴奋地谈起一个鼓舞人心的消息，见他有力地挥动起右手说：
“英国已准备正式退还庚子赔款，还打算成立调查委员会，去中国调查后再决定退款用途。留英学生已成立了退款兴学会，蔡先生，我这次来就是想请你出面，去英国游说上流社会，尽可能将赔款用于教育事业。只要我们先在英国开好了头，再谈别国时就好说话 ”
蔡元培见自己多年的宿愿，终于有了转机，镜片里的眼波已漾出了笑意。李平原充满期盼的心倏然松弛，觉得一个重大的历史使命终于降临
蔡元培想了想又说：“平原，得让我先去里昂开完中法大学的校董会。再提前起草一份方案，你能为我出些好点子 ”
李平原朗笑着一口答应。
几天后蔡元培作为中方董事长，约了法方董事长欧乐同车抵达里昂。中法大学已初具规模，容纳了不少将来风云中国的青年俊才。这儿原是一座叫圣底勒的兵营。三年前，还是里昂大学校长儒班博士出面，推动法国陆军部和教育部将它捐做了校址。而蔡元培早在1919年，就在北大主持仪式，授予儒班先生名誉博士学位。待会议结束后，他还邀请欧乐去北京饭馆吃中国菜。欧乐见席上放着令他陌生的筷子和汤勺时，笑着问道：
“你们吃饭不用刀叉，未免不方便吧？”
蔡元培幽默地向一旁陪同的李平原眨了眨眼睛，说：
“早在三千年前，我们的祖先也用刀叉。不过，我们中国是个爱好和平的民族，觉得刀叉都是可以用来杀人的凶器，用它吃饭未免不文雅。所以，从商周时就改用‘匕’和‘箸’，以‘匕’割肉，用‘箸’挟菜。后来由于烹饪技术改进了，用筷子同样可以挟肉，匕就又被取消了，所以今天的中国人都只用筷子 ”
欧乐是位中国通，见他感叹地举起筷子说：“难怪你们中国人，是那样爱好和平 ”
他边说边舒展开法国人的胃口大吃起来，还喝了许多红葡萄酒。待面露微醺之态时，这位学者便袒露出喜欢思辨的天性。见他歪着胖脑袋问：
“你们可看过罗素访华后写的《中国问题》 他在这部书里，高度赞扬了蔡先生领导的北京大学，称赞‘五四’时期的青年为‘少年中国’。说女生在北大的地位比剑桥还要好，她们可以参加考试并获得学位，而且大学里还有女教师，女生中那种自由发问的精神，恐怕连英国的女校长见了也会不禁愕然。还说那里的学校不是培养西方强烈国家主义的温床，而是教学生以自由的思想的场所。‘五四’时期的学生，不仅自己富有公共精神，而且还具有唤起全民公共精神的一股强大力量。罗素真是位令人佩服的世纪智者，他能用深刻的历史感和全球意识来看待中国问题，以超前的忧患向当今世界呼吁：中国的文明如果完全屈从于西方文明，将是人类文明史的悲哀 ”
蔡元培听了大为感动，他因忙于编书还没拜读过这部大著。而李平原却一直在关注和研究罗素、杜威等启蒙思想家的精神轨迹。在巴黎，他先后结识了留法勤工俭学的周恩来、邓小平和陈毅等朋友。他们常聚会在简陋的宿舍里，探讨救国的真理，总结‘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经验教训。只见欧乐神情肃穆地放下筷子，又缓缓地发表起自己的独到见解：
“罗素具有非常进步的中国观，他冷静地、诫我们：中国的文化和国民性有很多地方胜于西方。不少欧洲人明白了这一点，惟美国人始终自以为是。美国人一直以传教士自居，但他们传播的不是基督教，而是美国主义。什么才是美国主义 罗素幽默地讽刺说，美国人肯定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