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士自居，但他们传播的不是基督教，而是美国主义。什么才是美国主义 罗素幽默地讽刺说，美国人肯定会这样回答你，那就是‘清洁的生活，清晰的思维和充满活力。’而在中国人看来，所谓的美国主义就是以整齐取代美感，以道德取代哲学，以娼妓取代小妾，以异常忙碌的气氛取代中国素来的悠闲。伏尔泰——这位顽固的愤世嫉俗者说过，爱情和思想是人生真正的目的。在中国，这两者都很普遍，中国是世界上惟一真正笃信智慧比红宝石更宝贵的人民。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人认为他们不开化的原因。”
蔡元培忍不住也激动起来，他好像想起了当初在长沙和罗素的一次谈话。高兴地按住欧乐的手说：
“这位英国人真是哲人，记得当初他就和杜威热情地赞美中国文化的魅力。他反对陈独秀全盘否定传统的做法，在一天傍晚散步时明确地告诉我，新文化运动的任务应该是——用一种敢于怀疑和发问的自由精神，建设一种与其鼎盛时期的旧文化相媲美的新文化。你们看，这话说得多好 听说他正在为争取庚子赔款四处奔波，这次去英国一定要上门致谢呀！”
他们是三月下旬抵达伦敦的，蔡元培一到英国就出席了留英学生退款兴学会的欢迎会，慷慨地发表演说，《泰晤士报》等纷纷刊登了他的意见和照片。他又亲自登门拜访了罗素夫人，当时罗素正在美国讲学，罗素夫人真是位热心人，马上带他们前往英国外交部，拜访了东方司司长瓦特罗勒。交谈中蔡元培发现英国已基本确定了调查委员会人选，多是一些在华的商人和传教士，而且退款的用途也没有规定用在教育上。为此，他郑重地向英国政府提出了一份备忘录。建议多派一些教育界名人前往中国调查，呼吁用主要退款建立一所大型的科学院，再资助一些著名大学的扩建和设备购置。蔡元培不愧是位学界名流，在短短几天内就掀起了一股外交旋风。他先后拜访了牛津大学校长，会晤了剑桥大学的中文系主任，频繁地出席一些有影响的议员的午餐会。并在中国驻英使馆代办宴请他时，再三提醒中国政府在考虑接待小组人选时，必须让胡适、丁文江等教育界名人参加，确保退款不用于军阀扩充武力和制造内乱。
他一直和蒋梦麟，和北大请名流保持着联系。蒋梦麟真是位行政奇才，居然将他魂系梦萦的北大治理得井然有序。对自己又是礼遇有加，百般照顾。他出国后就明确表态，今后只拿教授工资，每月二百八十元，原来六百大洋一月的薪水应扣下三百二十元给这位代校长。可蒋梦麟直到评议会作出决定，才勉强接受了这一现实。最近又来信请他代表北大出席康德诞生二百周年纪念会，还寄来川资四百大洋。所以蔡元培一处理完英国的事务，就于4月21日偕夫人抵达德国的哥尼斯堡，在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说，表达了对这位先哲的敬意。紧接着，他又在夏天应邀来到维也纳，出席了第十六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畅谈对推行世界语的最新看法。又受教育部委托，一路风尘地赶到海牙，参加第二十一届国际阿美利加大会。这是一次有关民族学的国际会议，专门研讨哥伦布未发现新大陆前的美洲民族问题。他向大会提交了论文，并遇见了留学莱比锡大学时的好友但采尔博士。这位昔日同窗现是汉堡大学教授，又兼任汉堡民族博物馆馆长。老朋友见面分外亲热，他热情邀请蔡元培去汉堡大学研究民族学，说那里馆藏资料极为丰富。蔡元培一下子动了心，他是位天性爱做学问的人，当场答应冬天再去汉堡做一回老学生。
这一年有件趣事值得一提，蔡威廉已是二十足岁的大姑娘了，她的婚事一直是周养浩的心病。记得还是他们刚移居法国时，留法研习美术的林风眠，曾带着一位叫林文挣的年轻艺术家前来拜访，他们想筹办旅法中国美术展览会，想请蔡元培出任名誉会长。林风眠当时已经结婚，那天他见蔡先生不巧出了门，就大方地坐下来和师母和蔡威廉畅谈起来。言谈中周养浩得知，这位浓眉大眼相貌英俊的林文挣比威廉大两岁，祖籍广东梅县，还是和周恩来同乘一条邮船来法国留学的。她见他为人厚道，又才华横溢，还不时地向威廉眉目传情，而女儿似乎对他也很有好感，灿如桃花的脸上发出了银铃般的笑声，便动了撮合的心思。晚上睡觉前，当她提醒先生时，蔡元培却大度地说：
“孩子们的事，还是让她自己定。记得当年罗家伦也曾向我提过亲，可威廉似乎对他一点也没有感觉 ”
5月22日的晚上，展览会终于在斯特拉斯堡的德皇旧行宫隆重开幕。筹委会假红楼饭店设宴招待本地和巴黎、里昂赶来的各界来宾，蔡元培发表了演说，并为展览会目录作序。第二天，中外观众达三千余人，真是极一时之盛。这次的展品多数是留法的中国艺术家所创作，其中也有周养浩和蔡威廉的新作。林文挣对这位名门围秀一见钟情，但他是位内向而执着的人，一直把炽热的爱深埋在心里。直到1928年他随林风眠受蔡元培的委托，去杭州倡办国立艺专时，才在西子湖畔向心中的女神倾吐出爱慕之情。
3
民国史上又一场军阀混战，终于借江浙战争为导火线，轰然爆发。
而挑起这场恶战的正是张作霖。他自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一直在关外厉兵袜马，试图问鼎中原，以雪一败之耻。1924年9月15日，他借反对直系进攻浙江为由，支持皖系军阀卢永祥，亲率六路大军，直扑山海关和热河。曹锟一边紧急电召吴佩孚进京，一边发布了讨伐张作霖的命令。而在洛阳吴佩孚将军府的内屏前，曾高悬着一具大石磐。每当他作出决策之前，必以手击磐。就在他赴京前的一个黄昏，忽闻磬声大作，这位玉帅终于下达了对卢永祥和张作霖分头出击的命令。他的专列好不威风，远远望去共三十多节车厢，在深夜奔腾呼啸犹如一条游龙。
午夜抵达郑州时，这位风雅的大帅，扬言要送前来请示机宜的靳云鹏一幅墨竹，以显示出师必胜的信念，竟在车上理纸泼墨，对客挥毫起来。也许是大战在即，心绪不宁，也许是上天在冥冥中作怪，反正他一连画了数幅都不满意。这时，专列已停了四个多小时，为了不贻误战机，他也只好胡乱应付了一幅了事。他一到北京，就出任了“讨逆军总司令”，并在中南海四照堂向各路将领面授机宜，下达作战命令。他确实是个骄横的统帅，那天见他大摇大摆地走到中堂，身穿紫色绸子夹袄，外披一件黑色坎肩，双手叉腰敞开着怀，嘴里轻松地叼着一根纸烟，下身穿一条白色散腿便裤。他先是朝众将领威凛凛地瞥去一眼，就盘腿往太师椅上一坐，斜身靠在条案上，像念经一样下达起命令。那架式，真像一位稳操胜券的满清王爷哩。正在这时，电灯突然熄灭，大堂内一片漆黑，一种不祥之兆突然摄住了众人的心。
这真是本世纪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恶战，奉军投入了二十五万虎狼之师，而直军也派出了二十万大军。双方都第一次出动了海军和空军，背后都有外国势力的支持。
吴佩孚这次真有点出师不利，他的专列是晚上开往山海关的。可是由于日本人给奉军暗通消息，一路上屡遭炮击。他不得不退回秦皇岛，在那里设立大本营。但每当他亲临前沿阵地视察时，因身穿上将军装，帽沿和肩章在阳光下金光闪闪，腰挎的指挥刀也放出烟烟银光，又有副官和卫队前呼后拥，每次都会引来奉军的炮火袭击。虽然他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但随员却常被炸死。正当双方酣战之时，一个惊人的消息传到了前线。一直对直系把持政局，排斥异己不满的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按照和奉军的秘密约定，于10月22日深夜突然回师北京，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北京政变”。冯玉祥宣布成立“国民军”，以一个营包围了总统府，将曹锟囚禁于中南海延庆楼。当副官将吴佩孚从睡梦中唤醒时，他手捧冯玉祥发出的通电，极为震怒，破口大骂冯是一条背信弃义，永远喂不熟的恶狗。但他又怕走漏风声，动摇军心，天亮后仍照常去前沿视察。当接到曹锟宣告停止战事和免去他职务的电令时，他又怒而批以“伪令”二字，并当场将总司令一职交给张福来代理，自己仓促返回天津调集军队讨伐冯玉祥。
吴佩孚就是这样走向了末路。他原以为冯玉祥不堪一击，没想到他拼凑起来的军队在杨村被国民军打得一败涂地。发发可危的天津已隐隐听见逼近的炮声，他不得已向山东和江苏求救，而两位督军却以自保为名无动于衷。这位孤立无援的将军终于走投无路了，只能整天躲在天津北站的专列里借酒浇愁。而奉军的特务还在千方百计暗算他，甚至收买了卫兵打算行刺。幸亏被他事先查获，将他们一齐枪毙才免于一死。绝望中有人献计，劝他不如逃入租界躲避一阵，没想到他还有点民族气节，居然声色俱厉地训斥道：
“身为堂堂中国军人，岂能托庇外人？真是有伤国体，乌可为者！”
但由此却受到了启发，他终于困兽犹斗似的决定狗急跳墙 便给隐居天津的段祺瑞打了个电话，口气很粗地说：
“我已准备把军队开进天津租界，干脆引起各国插手干涉，让狗日的也没好果子吃！”
老谋深算的段祺瑞沉思片刻，规劝道：“你是中国最优秀的军人，何苦要惹出国际争端 还是先上别处休息几天吧！”
吴佩孚听出了弦外之音，只好死了这条心。
11月2日的夜晚，日本驻津司令官亲自前来见他，劝其离津另谋新策。日本人刚走，美国驻屯军司令又来劝他快走，否则就有生擒的危险 这位美国人头脑很灵活，似乎摸透了他爱面子的心理。话刚说完就让站长给专列挂上机车，然后向他敬礼道：“我算给你送行 ”吴佩孚就这样逃到了塘沽，当他登上军舰，在极目远眺仰天发出一阵狞笑后，一路浮海南下。
而基督将军冯玉祥已控制住北京的局面，这位出生贫寒有苏俄倾向的北方军人，还真做成了几件大事。先是果断地将宣统皇帝驱逐出了故宫，按理都民国了，还保留一个小朝廷确实是个讽刺。从历史意义上讲，冯玉祥的举动未尝不是革命。但胡适不高兴了，也许他旧情仍在，就站出来谴责冯玉祥驱逐孤儿寡母，简直是东方式的野蛮。正像他的弟子后来说的，胡适是个一辈子赶着写檄文、发宣言、贴标语的忙人。他的这一举动自然引来许多非议，连一些温和派朋友如周作人、李书华也写信表示反对。而刚在去年应诏出任南书房行走的王国维，终于随溥仪离开了宫帏。他眼见幼主受辱而坐视无策，先一气辞去了北大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一职。从此终日在忧患中闷闷不乐，此时的他已有自杀之心，只是因家人严视护理而得以幸免。
冯玉祥又在政变后的第三天，召开军政会议，决定先由黄郭暂组摄政内阁过渡，他自己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政。他自辛亥革命以来一直仰慕孙中山，中山先生对他也竭力争取，还亲自送他一部手书的《建国大纲》。按冯玉祥的设想，将来的政府应由孙主政，段祺瑞主军。而段祺瑞和张作霖因当初和南方有“反直三角同盟”，又为全国舆论所迫，也故作姿态地电请孙中山早日北上，主持大计。
孙中山就这样迈出了北上的不归之路。他是在11月10日这天，发表了著名的《北上宣言》。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重申要召开国民会议，谋求中国的和平统一和建设之路，并向党内同志发誓：“对外要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对内要消灭军阀势力，使民治之基础不可动摇。”
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一行终于从海上绕道日本抵达天津。因旅途劳累，当晚肝病复发，只得留津诊治。而就在他北上的途中，国内局势急转直下，张作霖背信弃义，不顾向冯玉祥立下的诺言，把大批奉军源源不断地开进天津和津浦路北段，硬是把国民军挤了出去。又向冯施加压力，迫使其不得不与他一起把段祺瑞抬出来当上临时执政，抢先控制了北京政权。他这样做自有他的打算，他是想让毫无兵权的段祺瑞做挡箭牌，先对付孙中山和冯玉祥，再为自己将来执政作过渡。所以当孙中山在天津上门拜访时，他故意摆出一副大军阀的样子，态度非常傲慢。孙中山下车后，只见公馆前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张作霖自己不出来，只让张学良在外迎接。进门后在客厅等了半天他才露面，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谈话时，见孙中山说：“此次直奉之战，赖贵军之力，击破吴佩孚，实为可贺可喜呵！”他故意仰起头，装出不高兴的样子说：“自家人打自家人，何足为贺？”有意让客人难堪。然而孙中山毕竟是大人物，虽然为了顾全大局，可以不和他计较，但那种凛然正气，还是令他有所收敛。几天后，他终于回访了孙中山，还公然劝他放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见孙中山不悦，又假惺惺表示：“作霖一介武夫，关于国家大计，当敬听孙先生的指示。”
冯玉祥已完全失势，段、张一联手，他只得受排挤离开北京，以养病为由进山去 不久又通电取消国民军名义，自行解除总司令职务。所以当孙中山北上后，两人甚至连一面都没有见上。段祺瑞又趁孙高烧不退，一时难以抵京之际，于12月6日至书外国使团，宣称继续尊重以往与各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又悍然公布善后会议条约，并派许世英抓紧筹备，公开与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唱对台戏。为了试探这边的态度，他还假意派许世英、叶恭绰前来迎接孙中山。孙中山在病榻前厉声怒斥道：
“我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你们偏在北京公然反对，这是什么道理？我明天就进京，在那里反对段某人，看他能把我怎么 假如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就不革命 ”
盛怒之下，他又忍着肝部的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