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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同样的原则，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孩子和常青藤的距离越来越近。美国一流大学录取中国学生的比例和绝对人数每年都在提高，而且经济因素也越来越不成为读常青藤的障碍（其实经济因素对中国学生而言几乎从来不是个障碍，因为他们基本都拿了全奖）。在哈佛、耶鲁这种学校，对家庭年收入在6万美元以下的学生一概免费。最近两校又提出新政，对家庭年收入达到18万甚至20万美元之巨的家庭，收费封顶，保证这些家庭最多只用年收入的十分之一来支付教育费用。美国高等教育界的人士预计：用不了多久，家庭年收入20万以下的家庭，上常青藤就会免费（包括生活费）。可见，上常青藤再不会是个经济问题，而是个能力问题。所以，我才敦促中国的家长要让孩子“一岁就上常青藤”。早期教育的成功，可以使你在一贫如洗的情况下把孩子推向世界的顶峰。
综上所述，在“智本主义社会”，家长能给孩子留下的最大的遗产不是资本，而是“智本”。接下来我们必须面对的是：这个“智本”是什么？能否被家长从孩子身上人为地创造出来？围绕着这些问题学术界还有许多争议。我将重点介绍十几年前轰动美国的智商研究名著《钟曲线》中所阐述的“智商决定论”的观点。从这一“智商决定论”的角度看，人一生的成败，甚至收入水平，都和其智商密切相关。美国大学的“高考”，即SAT（学术能力测验），基本也可以换算成智商。不过，许多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学家都对此说提出批评，强调智商除了遗传基因的生理层面外，还有其社会层面。智商的高低会受后天环境的影响。而且智商本身也并不一定能决定人的成功。一个人的其他素质，比如品格、动机、意志、价值观念等等，往往比智商更关键。智商甚高但一事无成的人也比比皆是。难怪有许多人在智商之外提出“情商”的观念。看看常青藤大学的录取标准就知道，SAT只是标准之一。除此以外，录取官员还要看申请者的其他因素，如参加社会服务的经历、对付重大人生挑战的能力等等。说智商决定一切，不如说素质决定一切。这种素质所界定的范围，当然比智商要宽泛得多。
在下面的讨论中，我试图达到一种平衡：一方面以素质取代智商作为教育的目标，强调智商以外的“文化行为”的重要性；一方面也试图界定在素质这个宽泛的概念中，智商究竟有多重要。接下来，我还将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如果由遗传基因所决定的智商是无法改变的的话，在这一外在限制之下，家长还能做些什么来提高孩子的素质？《智力开发能造就神童吗》一文重点讨论智力开发和智商的关系，《怎样培养白领》则讨论的是培养人的行为规范或者所谓“文化行为”的问题。接下来的篇章则介绍了美国近几年在这些方面的教育实践、成果以及面临的问题。
在通过具体章节展开这些论述之前，我有必要把智商理论的来源、基本概念及其运用乃至所面临的问题做一个概略性的介绍。
智商学说的演进
现代智商理论起源于Sir Francis Galton所创立的优生学。Galton于1822年生于英国伯明翰边上的一个村庄，其家族人才辈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的表兄达尔文。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强调智力基因的遗传是人类进化并有别于其他物种的关键。Galton不仅接受了这一理论，而且受到其“优异”家族传统的刺激，认为遗传因素不仅决定了人类和其他物种的不同，也决定了人类彼此之间的差异。1869年，即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10年后，他出版了《遗传天才》（Hereditary Genius）。在书中，他利用英国一些大家族作为自己的主要数据资料，试图证明家族中遗传的各种智力因素塑造了人的成功。达尔文评论说，在读此书以前，他一直认为人类本身之间在智力上并没有太大差异，差别主要在于工作的热情和努力方面。两年后，达尔文出版了《人类的来由》，在几处引用了Galton的著作。1883年，Galton出版了《对人类能力的探求》（Inquiries into Human Faculty），提出了通过控制遗传因素来改进人种质量的理论，并第一次使用了“优生学”的概念。
Galton最大的贡献之一，在于把诸如“聪明”这类描述性的品质进行量化研究，由此证明不仅某些人比另外一些人聪明，而且聪明的种类各有不同。他最先尝试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实证资料，创建了心理测量学（psychometrics）和相关系数（correlation coefficient）的概念，并设计了最早的智能测验。虽然他的测验并不成功，但法国心理学家Alfred Binet很快就发展出新的智力测验法。 1904年，一位前英国军官Charles Spearman则在智力测试中获得了观念上和统计上的突破。他利用相关系数的理论发现，如果一个人在某一种智力测试上表现良好，往往就在另一种智力测试中也很突出。虽然不同的测试旨在衡量人在各种不同方面的能力，但一个人某方面能力突出，在另一方面的能力也突出。这种相关性可以用测试的数据资料准确、规则地证实。由此，Spearman推出了智商理论的“经典学说”：人的各种具体能力，来源于其统一的智力结构，即普遍智力（general intelligence），Spearman将之命名为g。他进一步提出假设：这种g指涉的是人从经验中总结出事物之间的关系并将由此所获得的认识加以运用的能力。比如，把握“丰收”和“产量”两词的相关性，以及一些数字、几何图形之间的相关性，就反映了g的水平。
到了1908年，在欧美发展出了“脑力水平”（mental level）的概念，后来则叫做“脑龄”（mental age），并由此演绎成“智商”（IQ： intelligence quotient）的概念。这一概念开始仅是用来测试一个儿童和同龄人比较的脑力发展程度或者阶段，后来迅速被用于测试一个人的智能水平在特定人口的智能水平中的位置，比如你是属于10％最聪明的人还是90％的庸众。而早在1907年，美军就在征兵时运用了类似的智力测试。1916年，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Lewis Terman对Alfred Binet的智商测试法进行了修正和完善，创造了所谓Stanford…Binet IQ，集中检测语言和数量推理以及记忆能力，使测验的分数和学生的课堂表现有密切的相关性。这也是流行至今的现代智商测试的基础。
可惜，这一时代正好赶上美国“镀金时代”结束、经济泡沫破灭。同时，这也是移民大量涌入美国的时代。于是，美国公众本能地把经济危机的怒火转嫁到移民身上。智商研究也被迅速政治化。上世纪20年代初，众议院移民委员会特别任命了优生学官员，力图通过选择最优秀的移民来保证美国人口的智商水平。普林斯顿的一位助理教授Carl C。 Brigham出版了《美国智力研究》 （A Study of American Intelligence） ，运用美军在“一战”中智力测试的数据证明：东欧、南欧的移民智力水平比较低，所以美国主要应该吸收北欧的移民。而H。H。 Goddard的研究则更离谱儿。他得出的结论是：犹太人和其他移民智能较低！事实上，在整个20世纪，犹太人的教育和学术成就都是美国白人中最高的。著名的专栏作家李普曼（Young Walter Lippmann） 在1922～1923年间和奠定了Stanford…Binet IQ体系的Lewis Terman在《新共和》（New Republic）上展开了激烈辩论。李普曼强调，人类的才能太多元了，根本无法用一个简单的测试来衡量。智商测试中的心理计量法，总是强调某种能力而忽视另外一些能力，最后只能得出有偏见的结论。当然，后来希特勒的日耳曼种族优越论，日本人在种族竞争中用活人做的种种优生学的试验，都直接间接地使智商理论蒙羞。
然而，这一切都未能阻挡智商研究和测试的发展。特别是“二战”的爆发，更是刺激了各种智商测试的发展，并把这些测试用于筛选军事人员。比如，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卷入太平洋战场，却对日本、中国没有基本的了解。于是，军方通过一些简单的智商测试，选择了一批毫无东方语言训练的语言天才。这些人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掌握了日文和中文，为美军提供了关键性服务，并在战后成为美国的东亚研究的奠基人。不过到了60年代，智商研究又一次被大规模地政治化。此时新政民主党人的政治和文化影响正如日中天；林登·约翰逊总统推行“伟大社会”的计划，“向贫困宣战”；民权运动此起彼伏，种族平等、男女平等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在美国的意识深层，正发生一场以平等为核心的观念和文化革命，使智商理论再次陷入重围。
自30年代以来，心理计量学家们就一直在讨论基因和环境对智商的影响。基因派基本还是主流。但是，到了六七十年代，说遗传基因决定智商已经变得“政治不正确”了。如果再说人的社会地位（比如贫富）为智商所导致，那简直就是为各种歧视寻求理论根据、纯属冒天下之大不韪了。而强调环境对人的影响的“行为学说”，则成为时代的主流。这派理论强调：人类的潜能有极大的可塑性、受环境的支配。社会的缺陷（比如冷漠无情的资本主义、无能的政府等等）要直接为个人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负责。而这些问题，也都可以通过正确的公共政策（比如财富的重新分配、良好的教育体系、充分的医疗和住房保障、种族平权和男女平等的立法等等）来矫正。这些观点当然也都是推动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的大政府意识形态。
然而，这一“伟大社会”的工程并不成功。其中“向贫困宣战”基本以失败而告终。在这一背景下，传统的智商派理论再次浮现于公共话语之中。1969年，伯克利的教育心理学家Arthur Jensen在《哈佛教育评论》（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上发表文章，引起轩然大波。在被问及为什么“向贫困宣战”会如此失败时，Jensen回答：“向贫困宣战”主要试图帮助贫困的年轻人口。可惜这些人口（其中黑人占大多数）的智商比较低，不可能在学校有良好表现。而因为发明晶体管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William Shockely更是火上浇油。他提议那些低智商的人应该绝育，并给天才建立精子库。1971年，哈佛心理学家Richard Herrnstein也在《亚特兰大月刊》 （Atlantic Monthly） 上打破禁忌，声称人的社会地位主要依靠经济上的成功，而经济成功又部分地为智商所决定。由于智商基因是遗传的，社会的不平等也多少和人们的遗传基因有关。
这一系列对公众舆论的藐视，在自由派处于主流的时代自然引起了激烈的反响。1971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禁止雇主用智商测验来雇用职员，并指出标准化考试虽然没有歧视性的内容，但其设计本身实际上就是歧视少数族裔。一年后，美国教育协会呼吁全国的学校停止进行标准化的智能测验，并声称由于这些测验在语言上和文化上的歧视，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在没有完成小学教育前就在精神上被束缚和摧残。在芝加哥、纽约、洛杉矶等地区，一些公立学校纷纷响应，停止了标准化考试。甚至一些大学也宣布在录取中不要求申请人参加学术能力测验（SAT： Scholastic Aptitude Test）。这一运动在1978年达到高潮。当时美国的公立学校一直为弱智儿童设立特别班级，并运用智商测验确定什么孩子是弱智、需要特别帮助。旧金山地区的联邦法院则裁决：如果这样的测验导致了进这种弱智班级的黑人比例明显超过了黑人在当地总人口中的比例，使用这种测验就是违宪的。1981年，哈佛心理学家Stephen Jay Gould出版了《人的错误测量》（The Mismeasure of Man），检讨智商测试的历史，并宣布这种测试不管是多么复杂，所记录的不过是一些社会偏见。一时成为畅销书，并获得国家图书批评圈奖（the 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反智商论的自由派不论是在文化上、舆论上，还是政治上都占绝对的主导地位。
不过，智商论者们在学术上不仅没有被打败，反而很受尊重。如Arthur Jensen、Richard Herrnstein等等，在象牙塔里还是不断有著述，享有很高的声誉。后来的一系列研究也表明：标准化测验还是个客观的测验，不存在歧视少数族裔的问题。相反，采用标准化测验录用员工，往往提高了少数族裔的机会。应该说，智商和心理测量作为一个学科，在起步时如同大部分新兴学科一样，都出现过种种误差，并且这些误差通过被政治化而放大。但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这一学科越来越成熟。心理学家只要不把这些专业研究和社会政策联系起来，也就不会触犯自由派的政治主流，基本上还有安生日子可过。但是，80年代以后，保守主义渐渐成为美国政治的主流。自由派那种连考试也不要的激进政策，引起公众的反感。智商学者们也不断挑战自由派的主流思想，不仅在学术上，也在社会政策上做翻案文章。
在这一背景下，前述的哈佛心理学家Richard Herrnstein和保守主义思想库美国企业基金会的社会学家Charles Murray连手在1994年出版了爆炸性的智商名著《钟曲线：美国生活中的智力与阶级结构》（The Bell Curve： 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此书受注意的最大原因之一，还是在于它捅了种族的“政治正确”的马蜂窝，指出东亚裔的智商比白人略微高些，白人的智商则明显高于黑人。这三个种族特别是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经济地位，基本上也是他们智商水平的反映。这当然引起不少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