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生”。从《周礼·地官，大司徒》的记载来看，可认为西周时的中国政府已相当重视人口保养了。所谓“以保息六，养万民”中，第一条就是“慈幼”。郑玄的注释是：“慈幼，谓爱幼少也，产子三人与之母，二人与之饩。”春秋时越国的制度是，妇女快分娩时得报告官府，由官府派医生守护，生男孩的奖励两壶酒一条狗，生女孩的奖励两壶酒一口猪。生三个子女的，由官府派给乳母哺育。（《国语·越语》）在齐国，官府里也有专门的“掌幼”官，负责奖励“光荣妈妈”，比如有3个孩子的妈妈可以免交赋税；再生一个，全家的赋税都免了；倘若又生第5个的话，官府还派一个保姆来，这老五和保姆的口粮，全由国家负担。此外各地还有“掌孤”官，专门负责给孤儿找领养人家，养孤人家有免赋待遇，“掌孤”官还要经常去探问。秦汉开始，这类职能全化为州县衙门的法定责任。《后汉书·贾彪传》记，贾彪当新息县县长时，城南发生盗杀，城北发生溺婴。贾彪吩咐驱车案验，椽吏认为两者相比，自然是盗劫害人重要，准备带他去城南，贾县长发火道：“寇贼害人，此则常理；母子相残，逆天违道。”遂驱车北行。数年之间，新息县增添了数干小生命，都说是靠了贾县长才得生存，于是男孩全取名“贾子”，女孩全取名“贾女”。到了北宋时，史有明载的官办慈幼局出现了，不过仍鼓励民家来局认养，官给钱米或指派乳妇，至有“不养健儿，却养乞儿”之谚。两宋以来，慈幼局逐渐普及，后来也有叫育婴堂的，但专门的“掌孤”之官，则不再予编制，改作杂职。
次说“老”。优待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直系子孙的责任是敬亲，是“孝”，而养则是起码的条件，所谓“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札记·祭义》）那些没有子女的孤老，或者在宗谱族党中属于旁支而不能继承祖先财产的老人，国家就要给予帮助。《礼记·王制》曰：“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痒。”看起来最早的养老院是和学校办在一块的。和慈幼相同，从秦汉起，养老亦转为州县常务。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居养院的制度，则自北宋开始，元朝改名为养济院，《大元通制》规定。“诸鳏寡孤独老弱残疾穷而无告者，于养济院收养。应收养而不收养，不应收养而收养者，罪其守宰”。明清承袭宋元，州县均有养济院，《香祖笔记》上说明代权臣严嵩被抄没家产后，就住进了杭州养济院，直到老死，杭州养济院还将其祀为院神。在戏曲中，严嵩是副“死了喂狗，狗也嫌臭”的嘴脸，你能设想他居然还能在身后享受香火供奉吗？
抚恤病残也是老传统，北魏时就有“使京畿内外疾病者咸令居处，便医治之”的官立慈善医院。（《陔余丛考》卷27）唐代时武宗发起灭佛运动，配套的政策是把许多寺院改办成悲田养病坊，用寺田租米维持经费。到了宋朝，虽然许多佛寺又恢复了，但这套制度仍得保留，京师有福田院，全国各地有安济坊；元代又增设了惠民药局。
生有养和死有葬，亦是传统中国礼仪文化之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东汉时官营公墓和公祭的史实，是明白无误地写在《后汉书》里的。不过，直到北宋神宗时，才有了诏令全国各地经营“义冢”的制度。到了宋徽宗时，据说是蔡京出的主意，在义冢的基础上普遍开设“漏泽园”，意思是皇恩之泽如雨露普施，也别把那些死人或枯骨漏掉。所以赵翼认为，如果严嵩可当养济院院神的话，那么蔡京也可以在漏泽园中享受香火了？
有些读者或许会产生疑问：向来都知道封建政府只会压迫老百姓，怎么会关心起老百姓的生老病死呢？若用大道理来分析这“仁政”实质，至少是一篇大论文，作者用不着不自量力了。简单地讲几条小道理吧。其一，国家的财政收入就是赋税，而人口就是赋税的源泉，保养人户的长远利益，也就是养鸡取蛋；其二，恤幼养老、生养死葬这些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当然是不能小觑的；其三，州县衙门凭什么认认真真或者至少是装模作样地去干这件事呢？先别说它们都是考核政绩的内容，就以州县的等级、编制的多少都与本地方人
户数目相关这一条来讲，对其也是刺激因素。
同“掌孤”之官的消失相同州县衙门里也没有养济院、安济坊、漏泽园一类机构的专门编制，也是以杂职掌管。所以说和“设官不给禄”的僧官、道官、医官们相比，属于既不设官也不给禄的更次一级了。可是即便如此，想巴结这些职务的人还真不少。从虚名上讲，编制上没有，习惯上却同什么保正甲长啦差不多，好歹也算是个编制外的“鸡毛官”吧？而且这个“鸡毛官”的“级别”特别高，是受州县衙门委任的。其实在明清时代，好多州县里的这一类杂职全被主官次官带来的师爷、亲属们给占据了，要不就是给有钱有势的乡绅给瓜分了，那“官”名儿似乎就更顺了一些。再从实际利益上讲，可以上下其手通同弊合的机会就更多了，地方财政拨给和社会募捐这两项经费大宗，还愁养不肥自个儿？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清人诸亩香著《明斋小识》中说，他的故乡青浦县的养济院地处西虹桥畔，有屋十余间，定额是45人，每人每月给米二斗四升，给钱45文，于每月初二去县仓领走。其实这院中根本没有这些人数，管院人专吃“空额”，每到初二时，去雇一些人来应名冒领钱米。须得当面领走的尚可如此作弊，其余方面，也就不难设想了。
也许又有读者要提出质疑了：即便说管着这些“生老病死”的事儿有诸多好处可占吧，可他们毕竟不在编制之内，怎么可以放在州县衙门内来介绍呢？
这又引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清朝时，特别是清朝中后期，这帮儿杂职几乎大都有了“官身”。哪来的？就从这“生老病死”四个字得来的。清朝中后期之捐例大开保案骤升，这是众所周知的，具体的内容，我们还要在后面讲到。这儿仅说说杂职取官之道：但凡逢到旱涝蝗患这些自然灾害时，国家一面要对灾区实行赈济免税，一面又要传谕各地募捐，相帮政府分挑负担，经办募捐有功的人，可以由地方官提出保案奖给官身；捐钱数额大的人，也可援例授予晶秩。做州县长官的人接到这种谕旨，往往委派这些管着慈幼局、养济院、漏泽园等机构的人经办捐务，一来是贪其亲信，二来也因为他们本是代表官府经管慈善事业的，踵事增华，顺理成章 。对于这些人来讲，就是发灾难财或者叫募捐财的好机会了。为富不仁者平素一毛不拔，这会儿捐个大数目买官品，官是自己得的，但办捐有绩的功劳就归别人了；更多的是平民百姓，拿不出多的，捐个八文一吊，略表穷帮穷的心意，反过来还觉得太少了些，不肯报上姓名。可是若将这些无名氏所捐的数目做个加法，结果也很可观。于是办捐者就将其中大部分归纳在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姓名下，向国家换几张官照来，自己用不了还可以卖给别人，方式是想过官瘾的人捐些钱出来。再塞一票给办捐者，让他把无名氏的数目拢起来分到他的名下。照惯例，办捐者是要把捐人捐数都张榜公布以明无私的，所以他又总留些“无名氏”在榜上，“无名氏”见了，都认作是自己而不会发生怀疑，岂知这些人钱也赚了，官也得了呢？
有了“官身”，“鸡毛官”们也都一个个穿起了补服，像模像样地成了拈香站班中的一员。
第三章 《升官图》上弯弯绕《升官图》上弯弯绕
中国古代官场上，有一种类似现在小孩子玩的“飞行棋”的游戏，叫作《升官图》，也叫《彩选格》或《百官铎》。据说首创于唐代，传至清朝仍旧不衰，尤其盛行于州县衙门内的小官下僚们中间。其玩法是把本朝的各种官职名称、出身类别、选任方式、考核制度、任期俸禄、奖惩措施、升黜依据等诸项，全开列在一张画满方格的纸上，然后掷骰子爬方格定输赢。第一掷作为进身之始，以后以几点为德为功，几点为脏为贪，几点为升，几点为降，弯弯绕绕极多，“有为尉、椽而止者，有贵为将、相者，有连得美名而后不振者，有始甚微而倏然于上位者”。（赵翼《陔余丛考》卷33）大概这种“画饼充饥”似的“升官”法也有平衡心态的特殊效用吧，许多在实际生活中连个进士及第功名也没得到的“绿豆芝麻”儿，在这个道道上倒争得挺起劲。是以有人作诗讥笑云：“卒无及第效，徒有高人气。昏昏忘其大，扰扰争其细。”
其实这又未免涉嫌“清高”，因为这玩意儿很有点“寓教于乐”呢。玩熟了《升官图》，一代官制的大概知识，便可了然于胸。纵是“些小吾曹州县吏”，毕竟身在官局中，哪能连乌纱帽里的规矩也不懂？何况做官的人，总以想往上爬者居多数，又有几个甘心“为尉、椽而止者”？所以比较起来，还是北宋史学家刘放眼光独到，此君考中进士后，在州县衙门里干了整整20年，《升官图》已玩得很精道，再博览群书，给图纸上那些弯弯绕绕全作了由古及今的详细注解，居然自成典制专家，后来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B寸，还特地找他当助手哩。
刘*绘制的《升官图》及其详细，现在已经难得看见，不过真要想对古代州县衙门文化、特别是对前一章 里已介绍过的各色“官”员类的相关知识有更加进一步的了解，恐怕还是有必要把那些弯弯绕绕从故纸堆里翻出来，稍微浏览一番。这，就是本章 的内容。
第三章 《升官图》上弯弯绕一、老虎班·铜进士·银子科（1）
明朝宪宗成化十四年（1478），山东胶县驿丞谭溥在北京参加会试获捷。喜报传出，本省督学毕瑜特地赋诗祝贺“一官耻不与清流，退食遗编自校雠。枳棘岂能留彩凤，盐车未必困骅骝。东藩领荐名初显，西蜀题桥志已酬。脱却樊笼入佳境，春雷万里步瀛洲。”
（引自《坚瓠集》首集卷2）
谭溥原籍四川庐州，故毕诗中有“西蜀”之句，“枳棘”、“盐车”等则是概括驿丞的苦况。不过最应注意的是第一句，何以同在官列，又有“清流”、“浊流”之别呢？这就是《升官图》上第一掷，所谓州县衙门内各色嘴脸的“进身之始”。
清流，也叫正途。宽泛点说，凡是和以入学读书有关而获得当官资格的，全可以称为正途；倘若再区别得严格一些，只有经过科举考试而录取的进士、举人，才可视为清流，即正途中的最正途，根据是它不受‘点儿权势和金钱的污染。至于是否纯粹如此，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因为中国古代科场中舞弊行贿这类丑闻，也是时有发生的，不宜做一概而论。
此前我们已经知道，自有科举制度以来，县级正官和佐式官几乎就是进士出身者步入仕宦的起步。特别是唐宋时代，一个州县衙门里坐着三四个进士，不算啥希罕事儿。宋人叶绍翁著《四朝闻见录》上说，陈自强得中进士时年已60，被派到光泽县当县丞，县署内佐式都是进士，其中以主簿张彦清登科最早，但年纪却最轻。偏偏“清流”中不讲究实在年龄，津津乐道的是“出身”（即登科）先后，于是张彦清大摆老资格，常常戏弄欺侮陈自强。叶氏述此故事的本意，不一定在刻意描绘唐宋时有多少进士久困州县衙门不得其志的状况，但当时士人瞧不起这些职务的思想倾向，确实是存在的。诗人高适在封丘县尉任上时就曾写道——
“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
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
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
拜迎宫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
读书赴考，为的是题名金榜，建功立业，但获隽后得从州县衙门里做起，每天干些“鞭挞黎庶”欺负老百姓的勾当，这算哪门子“清流”呢？难怪高适要大发牢骚了。
明清时代，州县正官佐式的选任制度和仕宦风气都发生了变化。先是明初时太祖朱元璋注重吏治，强调选任州县官员应不拘资格，重在节操和能力，要大家推荐，于是不少没有进士出身的人，甚至连举人功名也没有的人，亦得通过考核后派往州县坐衙。把州县官做好了，得到优异的考语，可以越级提拔当知府，乃至径直调到京内当部员，部员的升途更广一些。人们比较熟悉的海瑞和李
贽，都是以举人出身获得做官资格并且在州县学署里先干起的，后来全升了京官。这两个人全闯过大祸，蹲过监狱，但海瑞临死前已当上了南京右都御吏，李贽是主动提出退休，又去做和尚的，但好歹也是四品衔的知府了。接着是清朝时官场上的风气大变，大家都想到地方上去当官。原因很简单：做京官既无权也无钱，清人梁绍壬在其名著《两般秋雨*随笔》中，专有一节叙“京官苦况”，谓“领俸米时，百计请托；出房租日，多方贷质”。地方官呢，哪怕小到七晶芝麻县太爷，亦有许多捞钱的门道。州县官提升不易，这也是众人周知的，不过这会儿当官的人可顾不了这些了，甚至是巴不得别提升到京里去才称心哩。
那么，官场上的人们都想在地方上千吗？这就得论资排辈。据《光绪会典》统计，全国一共有1314个县衙门，有145个和县同级的散州衙门，两项相加，还不满1460，而常年中有资格任此官的人，数目远远超过，于是种种故事就出来了。
排在第一位的还是进士，发榜后参加朝考，然后分发各省候补。这叫“榜下即用”，哪个县太爷的位置空出来了，马上就得让他去填补。更厉害点的，就是所谓“老虎班”了，就是新科进士因朝考优异，被派到翰林院里学习，叫翰林庶吉士。三年后散馆，或者继续留在京里当翰林编修、检讨之类，或者就去地方上当州县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