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经济腾飞路- 第16部分

　　　　我和芝决定不让三个孩子吃这个文化亏，于是把他们送进华校，让他们融入生
意盎然、充满朝气和自信的华社群众当中，即使英文程度受影响也在所不惜。为了
弥补这一点，芝跟他们讲英语，我跟他们讲华语，借此提高自己的华语水平。

　　　　这种栽培方法使三个孩子都受益。他们受的是华文教育，潜移默化的价值观使
他们成为孝顺的孩子和国家的好公民，他们说起英语来也照样通畅流利。他们在学
校成绩突出，频频获奖，校方和华文报章拿他们做宣传，以鼓励其他家长把儿女送
人华校。这促使讲华语或方言的社群深信，我并不是一个对华文教育赶尽杀绝的人。
那些在单一民族的社会成长的人也许不能够理解，我选择以什么语文源流让孩子受
教育，是会引起政治反响的。

　　　　新加坡从未有过一种共同语言。在殖民统治时期，它是个多0　语种社会。英国
政府任由人民选择如何教育他们的下一代，创办了屈指可数的几所英校，专门训练
学生日后担任书记、仓库管理员、制图员之类次等的职位。马来人有马来小学，印
度人有自己办的泰米尔和其他印度语种学校或课程，华人有本族成功人士出钱兴办
华校。各族学生在校学的是本族的语文，因此对母语有l　深厚的感情，情况如同魁
北克500　万居民，身处有三亿人说英语的大陆，却紧紧抓住法语不放那样。

　　　　在1959年成立政府时，我们决定用马来语作为国语，为新马合并做好准备。后
来我们认识到在工作场所和人民相互沟通时应该用英语。作为一个依靠国际贸易的
社会，如果使用马来语、华语或泰米尔语的话，根本无法谋生。使用英语就没有任
何一族会占优势。不过，这个课题太敏感，我们不能立即实行变革。各个族群当时
都热切维护各自的母语，要在这种情势下宣布人人都得学习英语，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们的做法是维持原状，让四种官方语言——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和英语共存。
各族之间要有共同语。

　　　　各族之间务必要有一种共同的语言，这一点在新加坡武装部队中尤其明显。军
队里的方言和语种多得可怕，即使得一起上战场，彼此也不能以任何一种官方语言
沟通。许多国民服役人员只会讲方言，军队里不得不特别为他们成立福建话兵团。
在家里，华人说的是新加坡不下七种华族方言当中的一种，在学校里学习的华语和
英语都不是在家中使用的语言。

　　　　在语言问题上，我不希望再引发另一轮争议。我先为英文源流学校引进华文、
马来文和泰米尔文三大母语教学。这一步受到所有家长的欢迎。我也为华文、马来
文和泰米尔文学校引进英文教学，以平衡整个局面。马来和印度家长欢迎这个措施，
但是选择把孩子送人英校的家长依然日益增加。一些死硬派华校生对引进英文教学
不表赞同，认为这么做是要把英文定为新加坡的共同工作语文。他们在华文报章上
表达了他们的不满。
　　　　　　　　新马分家后不到8　个星期，中华总商会就公开要求政府确保华语作为新加坡官
方语言之一的地位。合并前已经积极拥护华文的总商会财政康振福强调，新加坡80
％以上的人口使用华语。我不得不防患于未然，防止星星之火发展为燎原之势，因
为中华总商会一带头，所有华校董事会和两个华文教师会便会鼓起民众的情绪。10
月1　日，我重申新加坡四大语言都是官方语言，地位平等。我提醒中华总商会的激
进分子如康振福等人说，当初新加坡受马来西亚警方和马来军团管制时，他们对语
言和其他重要课题始终三缄其口，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5　天后，我召集四个商会
的全体委员，在电视摄像机前毫不含糊地告诉华族代表们，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把华
语的地位问题政治化。他们争取提升华文地位的种种努力，至此终告结束。

　　　　尽管如此，华文学府南洋大学和义安学院的学生依旧跟我们作对。1966年10月，
200　名学生趁我为南洋大学（简称南大）的一个图书馆主持开幕仪式时示威。过了
几天，义安学院的学生在我的办公室外面示威，跟警方发生冲突，随后在校园里静
坐抗议。在我把参与两次示威活动的马来西亚籍学生领袖递解出境后，学生的骚乱
便逐渐平息。

　　　　我们耐心等待，年复一年地看着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把孩子送人英校。华文教
师总会，华校董事会华文报社的老板、编辑和新闻从业员以及宗乡会馆和中华总商
会的领袖们，则继续坚持对抗到底。每年一到家长为孩子报读小学的时候，这些团
体就以保存文化和本族认同的号召发起运动，呼吁家长让孩子报读华校，并痛斥那
些选择英校的家长见钱眼开，目光短浅。许多讲华语或方言的家长对他们的语言和
文化有浓得化不开的情意结，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在英国人统治下他们的儿女能完
全接受华文教育，在自己的民选政府管理下却必须学英文。但是为了儿女日后出路
较广，他们多数选择把儿女送进英校。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使群众很容易被煽动。

　　　　接近1970年底，华文大报《南洋商报》转向疯狂亲共和亲华族语言与文化的立
场。它谴责政府试图压制华族语言、教育和文化，把我描绘成“数典忘祖的二毛子”
的政府里的压迫者。我们不得不逮捕该报总经理李茂成、总编辑全道章和高级社论
委员李星可，因为他们宣扬共产主义，利用华族语言和文化课题挑起民众的沙文主
义情绪。同一份报章的马来西亚版没有刊载支持这股运动的文章，证明这些人的所
作所为仅仅针对新加坡。

　　　　南大毕业生是另一股反对势力。他们在1972和1976年两届大选中都提出了华族
语言和文化的课题。当我尝试把南大的教学语言从华语改为英语时，南大学生会会
长何元泰唆使同学不要使用英文而改以华文在考卷上作答，结果被校方革除了会长
的职位。毕业后，他以工人党候选人的身分参加1976年大选，指责政府扼杀华文教
育，号召讲华语或方言的群众反对政府，否则就会丧失自己的文化。他知道我们不
会在竞选期间对他采取行动。结果他只获得31％选票，一落败就逃往伦敦。

　　　　反对以英语作为全民共同语言的声浪持久不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自己跟
他们一样热切渴望保留华文教育的精髓。我在50年代为华文中学的学生领袖提供法
律咨询服务时，为他们富有朝气活力、守纪律以及具有献身社会和政治的精神所折
服。与此相反，受英文教育的学生一副冷漠、自私自利和缺乏自信的模样，我看在
眼里感到失望。然而问题的症结是，在这个多元种族、多元语言的社会里，英语是
惟一能让大家接受的中立语，并能让新加坡立足于国际社会。不过，看来它的确造
成我们的学生文化失调，使他们变得冷漠。

　　　　然而在英校体制下受教育给了我一种政治优势——无论跟受英文教育还是受马
来文教育的群众接触，我都感到很自在，没有被局限在讲华语或方言的社群当中。
国人比较容易接受我作为华族和其他所有种族的领袖，因为马来人和印度人把我视
为马来亚的民族主义者，后来又视为新加坡的民族主义者，不是华族沙文主义者。
加上我后来学了华语，能跟受华文教育的人沟通，使他们接受我作为他们的领袖。
我煞费苦心学习华语和福建话是他们有目共睹的，结果令人满意。

　　　　50年代中国和华文复兴使华校生的自豪感膨胀起来。中华总商会的商人因为朝
鲜战争刺激了橡胶的销量而发了大财。1953年，总商会提议在新加坡兴建一所华文
大学，招收东南亚一带的华族子弟。他们深信，由于华文中学毕业生不能到中国去
深造，在新加坡设立这么一所大专学府必能吸引许多学生。这个建议获得新加坡、
马来亚和婆罗洲地区华商的支持，主要倡议人是橡胶富商陈六使，他个人捐出o000
万元。南大创办工程涉及整个华社，在民间激起一股极大的热忱，的士司机、小贩、
三轮车夫等等全把一天中所赚的钱捐献出来。1956年3　月英国总督为南大主持开幕
礼，当天车辆从市区一路紧挨着排成长龙，直到西北部20英里外的裕廊校园。南大
成了华族语言、文化和教育的象征。

　　　　可是南大碰到了问题，它的毕业生很难找到工作。随着学生逐渐转进英校，越
来越多人报读以英文教学的新加坡大学（简称新大），成绩较好的华校生以私人考
生的身分参加英文剑桥会考，以便考上新大或考取政府奖学金留学海外。为了挽救
颓势，南大降低人学和及格标准，也进一步降低了它的学术声誉和学生的市场价值。
人民协会的汇报使我决定采取行动。汇报显示，南大生在求职时，宁可出示中学毕
业证书而不出示南大的学位文凭。

　　　　教学语言改换成英语我决定把南大的教学语言改换成英语。1975年，在南大理
事会一致同意下，我委派当时的教育部长李昭铭博士出任南大校长。李博士受过华
文教育，在伦敦大学考取工程系博士学位。他的任务是把南大办成一所英文大学。
事实证明要实现这个目标太难了。讲师无法适应，难以用英语教学。他们虽然是华
校出身，到美国大学考取博士学位，却因为多年来恢复以华语教学，以致英语变得
生硬不流利。

　　　　局势发展到1978年已经恶劣不堪，南大毕业的议员吁请我在他们母校水平跌至
谷底乃至于最终垮掉之前插手干预。经过哆年的接触，有一个人的判断是我所信赖
的，他就是当时担任政务部长的庄日昆。庄日昆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很有一手，跟
我又密切合作多年。包括协助我照顾选区。他使我深信，要让南大保持原状继续下
去问题会更多，许多学生的事业前途将因此葬送，到时候。讲华语或方言的人定会
责备政府袖手旁观，听任南大消亡。庄日昆的看法获得何家良、钱翰琼和李玉胜三
位都是南大毕业的政务次长的大力支持。

　　　　内阁同僚多数认为政治代价太高，反对我插手，态度最坚决的是杜进才和巴克。
连向来立场坚定又有主见的吴庆瑞和务实的林金山也意兴索然。我要坚持干预，他
们会支持我，但是河舌l　去捅马蜂窝自找麻烦？60年代华校和南大发生的风波，他
们记忆犹新。连毕业自吉隆坡尊孔中学的华校生王邦文，也表示有所顾虑。这使我
大感意外。他和南大毕业的议员同样认为事态严重，却也担心新马两地的南大捐款
人和支持者会做出强烈的政治反应。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每年有好几百个学生的前
途自由被糟蹋。既然南大无法把教学语言改为英语，我于是说服南大理事和评议会
成员，把整所大学连同师生一起迁入新大校园。当年在武吉知马的新大校园，说英
语的教师和学生人数众多，南大师生全面融人这样的环境，自然会被迫使用英语。

　　　　不管他们有多忧虑不安，1978年的新学年一开始，南大师生还是全面融入了一
个讲英语的环境。大部分说华语的家长和学生接受了南大从华文转为英文大学是势
所难免的事实。最情绪化的反应来自南大校友。在新加坡的校友纵使没有公开支持，
也能够了解这种改变是大势所趋。在马来西亚的校友却依然愤愤不平，把它看做一
种背叛行为，痛心疾首地猛加谴责。个人方面，我却为不能更早一点采取行动而难
过，否则数千名南大毕业生就不至于为英文不精所累而在经济上屈居下风。

　　　　这是个惨痛的调整，学生比教师更难适应。在南大教师流利地使用英语的能力
恢复之前，新大教师接过大部分的教学工作。我在两个不同的场合跟学生谈话，对
他们的困境表示同情，鼓励他们坚持到底。最终约有70％南大生在两校的联合毕业
考试中过关。我展开调查，以便了解毕业生想要获颁新大学位、南大学位还是两所
大学联合颁发的学位。绝大部分的人选择了新大学位。我决定把两所大学合并为新
加坡国立大学（简称国大），这批毕业生都获颁国大学位。南大校园成了附属国大
的南洋理工学院的院址。1991年它升格为南洋理工大学，一些南大校友要求复名南
洋大学。这已不再是什么大不了的课题了。要是南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毕业生
都有相同的意愿，恢复旧名绝对不成问题。雇主们都知道，目前的南洋理工大学毕
业生，不管所读学府起用什么名字，他们的素质依然维持在高水平。

　　　　我之所以拥有去改变南大局面所需的政治力量，是因为我跟许多宣称捍卫华文
却把孩子送进英校的人不同。我的三个孩子从小在华校受教育。60年代末，我在南
大校园向全体师生发表讲话时，能够理直气壮地说自己从来没有为了政治目的而牺
牲子女的教育。我深信华校能让他们受益，因为他们能够在家里学好英文。但是，
谈到大学教育，我表示不会把他们送人一所华文大学。他们的将来取决于他们能否
掌握最新课本的用语，也就是英语。做家长的不管是受华文或英文教育，人人都会
得出同样的结论。因为我在南大发表了这一番讲话，报章加以报道，因而能影响家
长和华校生进人大学的抉择。

　　　　问题全在于“面子”

　　　　要是我的子女没有在华校考取优异的成绩，我说起话来就不会那么有分量。多
年以后，我问他们三个可曾后悔就读华校而非英校，他们一致认为上华校使他们获
益更大。

　　　　南大总共培养了12000　名毕业生。他们当初要是都接受英文教育，事业发展就
会更称心，对新马两地的贡献也会更大。问题全在于“面子”。当初创办南大，人
人对它充满憧憬，寄予厚望。只可惜历史潮流不从人愿。没有一个东南亚国家愿意
看到一所华文大学冒起。相反地，各国纷纷逐步关闭境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