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服务的。该报由一个身材魁梧，长得像个恶棍，但是办事能力强的英籍报人比
尔。西蒙斯主管。我公开表示要同该报对抗，并恫言行动党倘若在该报处处作对的
情况下仍旧获胜，事后必会跟他们算这笔账。西蒙斯对此不敢掉以轻心。报社开始
进行筹备，万一被我言中，行动党获胜，编辑部人员在大选一结束就会迁往吉隆l
坡。我在4 月中旬离投票日还有两个星期的时候开出了第一炮：《海峡时报》编辑
部人员将会抱头鼠窜，跑到吉隆坡去，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我逐一列出他们的
洋记者的报道，其偏见可谓已经到达明目张胆的地步，同时我也发出警告，他们如
此猛轰行动党，我们日后会同样猛烈地予以回敬。
第二天，拉贾拉南紧接着在英文报《新加坡虎报》发动另一轮攻势。该报创办
人是以虎标万金油（一种止痛止痒的万应药膏）驰名的华族百万富翁胡氏兄弟。《
虎报》决定改变立场，跟行动党为敌。原本担任该报副总编辑已有五年时间的拉贾
拉南，被令改变办报方针或另谋高就。他选择了后者。
我说，我们必须容忍本地人创办的报刊批评我们，我们接受他们善意的批评，
因为这些人终究得留下来自食改变办报方针的苦果。“管理《海峡时报》的候鸟之
辈”却不然。他们会逃到马来亚，然后从那里大声嚷嚷，要为新加坡的新闻自由赴
汤蹈火，死而后已。他们利用《海峡》最资深的本地职员欧亚裔人士莱斯利。霍夫
曼反驳我的言论：“我不是什么候鸟。我对这份报纸的办报方针和编辑内容负责，
并且准备留在新加坡，即使李先生和人民行动党当政，即使他们利用公安法令对付
我……我的家还是在新加坡。”
话倒说得挺勇敢，但是在投票日前夕，霍夫曼已经动身到吉隆坡。在这之前几
天，他在国际新闻学会于西柏林召开的常年大会上致词时说，我发出的威胁是“一
群被权力冲昏脑袋的政客的大发作”。他扬言《海峡》是由“生于斯、长于斯，真
正有民族主义情操和忠于他们国家的马来亚人撰稿、出版和控制的”。他知道这里
头没有一句真话。他呼吁国际新闻学会“一劳永逸地制止某个公然表示要管制新闻
自由的政党想要争取民众支持的用心”。可这正是我们有权争取的地方——寻求全
民表决授权我们去严厉对付报界的外来利益团体，而这里涉及的是殖民主义者的利
益。我们公开主张报刊不能由外国人拥有。
西蒙斯前来求和我们在大选中告捷。《海峡》的东主和高级编辑一并迁移到吉
隆坡，证实了我们的论点：他们是胆怯之辈，目的是要维护英国的利益，根本不是
要捍卫新闻自由或获取资讯的权利。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后，《海峡》迁回这里，
它的立场出现180 度的转变，不但不反对，反而支持行动党，我却未曾因此而对它
稍微敬重。当马来西亚的亲马来人政策迫使《海峡时报》集团把吉隆坡的业务出售
给当地执政党巫统时，是行动党政府允许英国股东继续在新加坡出版报纸和保有报
章的控制权。西蒙斯前来求和，K 《海峡》的经营方针从此改为纯粹从商业角度出
发，不再具有任何政治动机。莱斯利。霍夫曼没有返回新加坡，而是定居澳大利亚。
我希望新加坡报业有所竞争，因此鼓励其他报社成立。有好几家尝试过，但是都以
失败收场。英国百多年的统治为《海峡》制造了垄断市场的条件。《虎报》在60年
代结束营业。一份称为《东方日报》的报纸在1966年创立，创办人是虎标万金油胡
氏兄弟之一的儿子胡蚊。他以花花公子而非报业巨子著称。他和某个设l 在香港的
中国机关的高级人员暗地里洽商贷款300 万新元，以低得不像话的0。1 ％年利分五
年偿还，因为管理不当，该报损失惨重。1968年，该报又再获得一笔60万新元的资
助金。我们在1971年揭发这个外国集团资助办报的“黑色活动”。胡蚊招认了，该
报编辑部职员愤愤不平，颜面全失，结果全体辞职，报社终告关闭。
《新加坡先驱报》是另一份从事“黑色活动”的报刊，但是给钱的是非共者。
报刊在1970年由外国股东独资创办，聘请本地人为主编，记者国内外人士都有。一
开始我就满腹狐疑，两个有名无实的外籍东主为什么要创办一份英文报，通过社论
和新闻报道渲染某些课题来跟政府作对。这些课题包括国民服役、新闻管制和言论
自由等。该报当时在赔钱。内部安全局调查的结果是，报刊的最大股东是一家叫做
希达公司的香港合伙企业，注册在两个挂名合伙人名下。报刊不久便耗尽230 万新
元的运作资本，美国大通银行新加坡分行随即提供180 万新元无担保贷款。我们要
求大通做出解释，结果银行主席戴维。洛克菲勒从纽约打电话给我，竟说银行第二
副总裁兼新加坡分行经理不晓得银行本身规定不能贷款给任何报刊！我对这样的解
释感到怀疑。
我向该报新上任的总编辑提出质问。他是新加坡人，以香港希达公司的名义为
《先驱报》注入新资金。他回答说，他以为我知道投资人是马来西亚驻堪培拉最高
专员兼前沙巴首席部长唐纳。史蒂芬，也就是皈依伊斯兰教后的福阿德。史蒂芬。
我反问他是否相信史蒂芬甘冒失去150 万元的风险，投资在一份跟新加坡政府作对
的报刊上。他也同意事情叫人难以置信。
1971年5 月中旬，我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披露了这一段谈话内容。在马来西亚时
期就和我相熟的史蒂芬从堪培拉写信给我：“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你，我在《先驱报
》投资的惟一动机是因为自己曾经是报业的一分子，同时也相信新加坡是一个投资
能够得到保障的国家……我老大不小了，心想如果不久后退休就可以依靠在《先驱
报》的投资过日子。”他没有解释为何不事先通知我有关这项投资以获得我的支持。
一份报纸能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60年代中期有一个外国人英国报业巨子罗依。汤
普森想在新加坡办报。他事先找我商量，我劝他打消念头，因为我不希望一个根基
不在这里的外国人左右我们的施政方针。
就在《先驱报》资金消耗殆尽之际，香港女报人胡仙却出手50万新元相救，叫
人猜不透个中原委。她是胡故的姐姐，却跟弟弟不一样，是个真正的女商人，办事
精明求实，本身在香港拥有一份华文报。她向我出示了汇款收据，却拿不出任何股
票证券。我问她是否打算把更多的钱投资在《先驱报》，她回答说不打算，然后立
刻动身回香港。
附属国际新闻学会的亚洲报业基金会发表声明，吁请我们不要吊销《先驱报》
的执照，同时邀请我在1971年6 月到赫尔辛基向国际新闻学会的常年大会发表演讲。
我在启程前吊销了《先驱报》的印刷执照。
要是不出席大会，他们势必会在我缺席的情况下通过决议谴责新加坡。对于媒
体在一个年轻新兴国家如新加坡所扮演的角色，我在会上声明自己所采取的立场。
我需要媒体“巩固，不是削弱我们的学校和大学所灌输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态度。
大众传媒可以营造一种气氛，鼓励人民发奋学习发达国家的知识、技能和纪律。少
了这些，我们根本没有希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我追述报刊上的报道和照片如何在新加坡这个不同种族。语言、文化和宗教共
存的社会引发暴乱，造成人命伤亡，并举出两个例子。在1950年的玛丽亚暴乱事件
（也称森林女郎暴乱事件）中，《虎报》当时头条报道一个由马来保姆抚养，并随
保姆倩l 奉伊斯兰教的荷兰籍女孩，跪在圣母玛利亚的塑像前面。1964年7 月发生
在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的反华人暴乱，导火线则是一份马来文报纸胡乱指责
马来少数民族遭受华人多数民族压迫，不停地煽动，日复一日，终于酿成暴乱。
我说，我不接受报刊东主具有可以为所欲为，想登什么就登什么的权利。报刊
东主和属下的记者不像新加坡的部长，他们不是人民投选出来的。我在会上总结说
：“报刊自由和新闻媒体的自由必须服从新加坡的首要需求，也须服从民选政府的
首要职责。”由始至终我都坚定有礼地一一回答那些蓄意挑衅的发问。
数年之后，在1977年，我们通过立法禁止任何人或受其任命者持有报刊超过3
％的普通股权，并且设立了一种称为管理股的特别股票。部长有权决定哪些股东能
够获得管理股，并把报刊的管理股分给本地四大银行。因为银行业的商业利益使然，
这些银行会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保护国家的稳定和成长。西方制度容许富裕的报业
巨子决定选民每天该阅读些什么，我却不吃那一套。
80年代，西方国家拥有的英文报刊在新加坡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随着学
校里开始教导英语之后，新加坡的英文读者群也跟着扩大。新加坡向来禁止宣扬共
产主义的刊物，却不见哪个西方媒体或传媒机构提出抗议。我们没有禁止过任何西
方报刊，他们却经常拒绝让我们对错误的报道进行答复。我们在1986年决定对那些
涉及新加坡内政的外国报刊，执行限制销量或发行量的法令。我们检查这些刊物是
否“涉及新加坡政治”的方法之二，是看他们在关系新加坡的课题上做了歪曲事实
或一面倒的报道之后，愿不愿意刊登我们的答复信。我们没有封禁这些报刊，只是
限制它们的销量。买不到刊物的人，他们大可影印或传真里面的文章。这会导致刊
物的广告收人减少，却不会防止人们传阅它们的报道。它们不能指责我们担心人们
阅读它们的报道。
第一份违反法令的是美国《时代》周刊。它在1986年10月发表一篇文章，报道
一名反对党议员被控私自变卖资产，诈骗债权人，以及提供伪证，结果被新加坡法
庭判决有罪。我的新闻秘书去信更正报道中三处不符事实的地方。对方拒绝刊登我
们的答复信，反而提出另外两个版本的答复内容，而且两者都改变了原有的意思。
我的新闻秘书要求周刊把答复信原文照登，遭到拒l 绝。于是我们把它的销量从18000
本减少到9000本，最后限制在12000 本。在这之后k 时代》把答复信全文原原本本
地刊登出来，峨们便取消限制令。那已经是八个月以后的事情。l 《亚洲华尔街日
报》在1986年12月针对新加坡建议设立第二级股市（称为新加坡股票交易所自动报
价股市）一事，做出不确实的报道。报道指责新加坡政府设立第二级股市是为了把
不中用的政府企业转嫁给人民。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去信驳斥这些虚假的指责。该报
不但拒绝刊登更正信，还声称报道公正无误，说这么一家不中用的政府公司的确存
在，反指我们的更正信破坏了该报通讯员的名誉。金融管理局再次去信，指出该报
复信中的更多错误，同时要求对方指明所谓的不中用的公司到底是哪一家，我方信
件又是哪一段文字诬蔑了他们的通讯员。我们要求刊登双方的往来信件，让读者自
己判断谁是谁非，结果两个要求都被拒绝。政府于是在1987年2 月开始限制该报发
行量，从5000份减少到400 份，同时公开它和金融管理局之间的书信。本地报章发
表了这些书信的内容。我们也表示，如果有关通讯员真的认为名声被诋毁，尽管提
出起诉。但是他没这么做。使我们惊讶的是，据《亚洲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国
务院的一名发言人竟对该报和《时代》周刊发行量受限制表示遗憾。新加坡外交部
要求国务院证实报道所言——如果确有其事，则等于“对新加坡内政进行前所未有
的干预”。国务院发言人证实了有关报道，但是坚持美国政府在两起事件中不偏袒
任何一方。我们询问国务院是否会同样基于公正无私的原则，对《亚洲华尔街日报
》拒绝发表跟新加坡的往来书信表示遗憾。国务院重申它谁也不袒护，只是基于它
“一贯秉持新闻自由的基本原则”才表示关注，也就是说，在这个原则下，“新闻
界可以随心所欲地决定登或不登某则新闻，即使这样做看来有多么不负责任或一面
倒”。
新加坡外交部指出，新加坡没有义务遵循美国的新闻法令。新加坡有自己的法
律，并坚持有权对错误的报道做出答复。外国报刊原本无权在新加坡销售或发行，
是我们给予他们这种特权，但是他们必须遵守我们的条件，其中之一就是答复的权
利。国务院没有对此做出答复。
两个星期后，《亚洲华尔街日报》写信给新加坡交通及新闻部，献议免费派发
报纸给所有因发行量受限制而无法阅读到该报的原有订户，表示愿意“本着协助那
些抱怨想阅读本报却不得其门的新加坡商人的精神，牺牲卖报收人”。交通及新闻
部表示同意，条件是报上不能有广告，以证明它要这么做的动机不是为了增加发行
量以提高广告费。对方不接受，辩驳说广告是报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么做会造
成额外的开支和时间安排的问题。我们表示愿意承担因取消广告而产生的一半的额
外开支，该0 报却拒绝。我们就此回应：“你们根本不是有心要计商界人士得到资
讯。你们只是想要兜售广告赚钱的自由。”《亚洲华尔街日报》没有回应。
在1987年9 月，美国人出版的周刊《亚洲新闻》借事讥讽我们。内政部长的新
闻秘书去信指出周刊文章的错误。周刊把信件的部分内容刊登出来。写成一篇文章
《你说是歪曲事实？》，作者署名内政部长新闻秘书。文内不但删除信件的重要部
分，还擅自添加了470 多字，把内容拉长一半有余。这一切都未经当事人许可，也
没有向读者交代。新闻秘书写信抗议对方窜改他的信件，并要求把原来的信件和第
二封抗议信一并全文照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