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向读者交代。新闻秘书写信抗议对方窜改他的信件，并要求把原来的信件和第
二封抗议信一并全文照登，周刊不肯，于是我们把它的发行量从11000 本减少到500
本。过了一个月，它把信件内容原原本本地登出来。我们在一年后解除限制。
同年12月，美国人出版的《远东经济评论》的一篇文章报道我和新加坡天主教
会大主教见面，商讨22个涉及马克思主义阴谋的人士被逮捕一事。报道是根据一个
不在场的神父所言撰写的，这个神父本身是一个叛教者。《评论》说我在大主教不
知情的情况下召开记者会，诱骗他出席，并阻止报章刊登他的一段评语，还说逮捕
事件等于是对天主教会进行攻击。
我的新闻秘书去信质问对方怎么会以一个不在场者的话为凭据，又没有先向大
主教或我本人查证就登出这样的文章。《评论》主编德里克。戴维斯发表了这封信，
但是没有答复问题。我们去信追问同样的问题，主编也同样发表了我们的信件，同
时补上一句：有关神父说的是实话。他宣称在法律上，报章有权发表任何消息——
不管是真是假，只要它能引述确实提供了有关消息的来源。报章没有义务查明事实
以确定消息来源的虚实，或向其他目击者查证消息；同样地，它也没有必要对所刊
登的任何谎言或诽谤性言论负责。戴维斯摆出不恭的态度。我们下令把《评论》的
发行量从9000本减至500 本。我也入禀法庭，控告戴维斯和该周刊诽谤。
戴维斯接着发表上述神父的另一封信，就我和大主教的见面过程提出另一个故
事。我们去函询问到底哪个版本才算正确。对方刊登了我的新闻秘书的信，但是内
容经过修改，有相当大的篇幅被压了下来，说是信内提到的事件还在审理中。然而
新加坡政府出钱在周刊上购买广告版位刊登信件，他们却照单全收，什么案件尚在
审理中的借口都不管了。
我提出的诽谤诉讼在1989年审结，戴维斯没有出庭供证或接受盘问，我获判胜
诉。不久后他就离职了。
同《亚洲华尔街日报》还在争执期间，我受邀在1988年4 月赴华盛顿，在美国
报纸主编协会的会议上发表讲话。我接受邀请，并在会上引述美国国务院备忘录的
一段文字：“在媒体享有自由之处，这种各派思想争鸣的场所将识别不负责任和负
责任的论调，并奖励后者。”我也指出美国的模式并非举世通用。菲律宾新闻界是
以美国的模式为准的，到头来，自由是享尽了，却没有尽到对人民的责任：“党派
分明的新闻界助长菲律宾政客发条莫衷一是的杂沓言论，混淆和愚弄了人民。以致
大家无法着清，在一个发展中国家里到底什么才是关键性的利益。”我表明我的立
场：“新加坡的内部争论是新加坡人自家的事。我们容许美国记者留在新加坡，以
便他们向本国同胞报道新加坡的消息。我们允许他们的报刊在新加坡发售，以便了
解外国人到底读了关于新加坡的一些什么信息。但是我们不能容许他们在新加坡扮
演像美国媒体在美国所扮演的同样角色，对政府诸多监视、反对和质疑。从来没有
外国电视台宣称有权在新加坡播映节目。实际上，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明文禁止外
国人拥有任何一家电视台或电台超过25％的股权，只有美国人自己才有权控制影响
民意的行l 业。因此，鲁珀特。默多克先入籍美国，然后才在1985年收购大都会媒
体集团旗下的独立电视台。”
通过这些事件，新加坡人才明白外国报刊不过是要向逐渐0 扩大的新加坡英文
读者群兜售他们的刊物。他们不顾事实进行有争议性的报道以便达到目的，当然不
希望这些立论偏颇的文竟被纠正。当他们发现向我们施加压力，我们也有能力反击
时，立论偏颇的报道就减少了。
1993年7 月，英国颇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周刊发表文章，批评我们以官方
机密法令起诉一名官员和一份报刊的总编辑与记者。我们去信周刊主编更正报道中
的错误。周刊把信发表了，宣称内容“几乎没有更动过，简直是全文照登”。但是
它却故意漏掉一个关键性的句子：“政府不会默许任何触犯官方机密法令的行为，
也不允许任何人蔑视、挑战，进而逐步改变法律，一如在英国发生的克莱夫。庞廷
案件和彼得。赖特撰写《捕谍者》那样。”
这正是全信的要点。我们不准备任由本地新闻界引用先例来挑战，进而逐步修
改管制官方机密的条例。英国新闻界就是利用了以下两起事件而得逞：公务员克莱
夫。庞廷透露有关阿根廷战舰“贝尔格拉诺号”在福克兰群岛战争中被击沉的机密
资料；军情6 处（M 6 ）官员赖特出书，触犯了保密条例。我们致函《经济学家》
主编，要他补登被删除的句子。他含糊其辞避开正题，拒绝补登。我们宣布把它的
发行量限制在7500份，并清楚表明会进一步逐渐削减这个数字，同时公开双方的来
往书信。《经济学家》这才发表我们的原信，包括上述句子。隔了一段合理的时间，
我们便撤销限制令。
除了在媒体对抨击我的文章做出答复，我也随时准备跟批评我的人当面对质。
1990年，伦敦《泰晤士报》的伯纳德。莱文撰文对我进行猛烈的抨击，同时批评新
加坡的司法制度。他指责我“治国不当”，“疯狂地决意阻止任何人在他的王国里
违抗他”。要在英国，一个认识我的人不多又没有我的选民的国家起诉莱文，将是
毫无意义的事。我改而写信邀请他针对这些指责，跟我在伦敦来一场现场直播的电
视辩论。莱文的主编回信说没有电视台会感兴趣。为防这一招，我事先已经致函友
人英国广播公司主席马默杜克。赫西，他答应腾出半小时的节目时间和提供一位中
立的辩论主席。当我告诉《泰晤士报》英国广播公司有此献议后，该报主编代莱文
打了退堂鼓，辩称我应该通过莱文抨击我的同一个媒介，即《泰晤士报》，做出回
应。我去信对莱文不肯同我当面对质表示遗憾。《泰晤士报》拒绝刊登这封信，我
于是在英国日报《独立报》买下半版的广告版位把它登出来。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新
闻节目访问我时，我说：“在我的国家，提出指责的人如果不肯面对他所抨击的对
象，就什么都不必说了。”莱文从那个时候起，再也没有写过任何关于我或新加坡
的文章。
另一回我一口答应接受评论员威廉。萨菲尔的录音访问。萨菲尔向来敢怒敢言，
多年来不断谴责我和萨达姆。侯赛因一样是个独裁者。1999年1 月，趁我们俩都在
达沃斯，他接连向我发问了一个小时，之后根据这次访问，在《纽约时报》撰写了
两篇文章，还把访问内容一字不差地上载到该报网站。本地报刊转载了他的文章。
上网阅读访谈全文的有美国人，也有其他国家的人士，从他们留下的评语记录判断，
我在访谈中并未处于下风。
如果我们不站起来回应外国媒体的抨击，新加坡人民，尤其是记者和学者们，
便会相信自己的领袖不敢辩驳或辩不过人家而不再尊敬我们。
资讯科技、卫星转播和互联网的日新月异使西方媒体网络有机可趁，能够把他
们的报道和观点向本地观众大量灌输。那些尝试阻止人民使用资讯科技的国家必定
会吃亏。我们必须学习处理这些排山倒海般无休无止地涌来的资讯，确保新加坡政
府的观点不被西方媒体所掩盖。继货币危机之后，1998年爆发的印尼骚乱和马来西
亚不靖，就是很好的例子，说明了外国电子和印刷媒体网络在这些国家的内部争论
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必须想办法确保新加坡政府的声音不会在众说纷纭中被淹
没。新加坡人一定要知道政府在大事上的正式立场，这是很重要的。
14、拿起指挥棒
执掌政府和指挥交响乐团不无相似之处。少了贤能的班子，任何总理都成不了
大事。指挥本人未必得是个出色的演奏家，却至少必须对主要乐器。如小提琴、大
提琴以至法国号和长笛，有足够的认识，否则无从知道不同的乐器能奏出什么样的
旋律来。我的作风是，委任最出色的人选掌管当时最重要的部门。
我和我所领导的内阁部长们维持着朋友兼政治同僚的关系，长达三四十年。当
中有好几个人是我在英国留学时就认识的，我们常常聚在一起讨论马来亚和新加坡
的未来，之后大家回国，在工会和行动党里并肩争取群众的支持。对彼此、对共同
奋斗的事业，我们信誓旦旦。我们有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否则不可能冒险在同一
个时候挑战英国人和共产分子，后来又向马来极端主义者宣战。我们早期在一起奋
斗，常常好像就快被锐不可当的势力所消灭，那时候我们就建立了最强有力的联系，
这种联系把我们紧紧扣在一起。政策上有歧见我们从不外扬，只在内阁中讨论，直
到分歧化解并达成共识，我们才提出容易为人民所理解和接受的明确立场。一旦内
阁做了决定，我们就努力贯彻到底。
我们知道彼此的优缺点，是一个搭配无间的组合。元老级部长如果对某件事情
表示赞同，其余的内阁成员通常不会有异议。我和同僚们关系融洽，能够针对他们
职责内的事务提意见而不至于引起不满。他们知道，到头来是我得站在选民面前，
说服他们授权内阁连任，而我需要有能够叫选民信服的理由。
执掌政府和指挥交响乐团不无相似之处。少了贤能的班子，任何总理都成不了
大事。指挥本人未必得是个出色的演奏家，却至少必须对主要乐器，如小提琴、大
提琴以至法国号和长笛，有足够的认识，否则无从知道不同的乐器能奏出什么样的
旋律来。我的作风是，委任最出色的人选掌管当时最重要的部门。除了独立初期防
务吃紧以外，财政部一直在各个政府部门列居首位，而部长首选非吴庆瑞莫属。居
次的人选受委掌管重要性次之的部门。我把我的期望告诉有关部长，然后放手让他
们以自己的方式执行任务，遵循的是目标管理法。只要受委者足智多谋，碰到未能
预见的新问题时懂得革新，这种管理法就能收取最大的成效。我只需要在政策问题
上插手。
无论如何，我对各个部门的职务必须有足够的了解，碰到认为重要的课题——
刚起步的航空公司、扩建机场、交通堵塞。分散种族聚居地、提高马来同胞的学业
表现和法律纲纪等，便不时加以干预。有些干预行动举足轻重，若不是我进行于预，
也许兔不了要出乱子。毕竟政府行差踏错，责任最终须由总理承担。
任何企业只要能有增长和提供就业的潜能，我们就得加以扶持。在航空业方面，
我怀疑马来西亚有意使新马联营的马新航空公司（MSA ，简称马新航空）分家。
东姑很不高兴1968年9 月，东姑告诉报界，新加坡独占了马新航空的所有外汇
收人，在吉隆坡又没有设立工程和其他方面的设施，航空公司任用的新加坡籍职员
人数，更是远远超过马来西亚籍职员。这一切令他很不高兴。
我通过报界做出答复：双方政府达成的协议指明，航空公司必须“根据有效益
的商业原则”来经营。公司赚取的外汇根据所持股份派发了盈利给股东，设施和职
员则反映公司的发源地，也就是新加坡。其实真正引起争执的是，新加坡不愿意经
营一些不符合经济效益的马来西亚内陆航线——除非马方愿意承担损失。
这场公开争议发生时，正值英国对马来西亚的防务承诺协议即将约满的紧要关
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又尚未确定立场。加查利。沙菲为了这场争执写信给我。他
是马来西亚外交部常任秘书，办事能力强，但失之浮夸，跟东姑和敦拉扎克关系亲
密。当年我跟马方谈判合并问题时，他帮忙解决了不少难题。我回信说，航空公司
的问题本身其实没那么重要。不过，双方如果为此争执下去，那将威胁到两国的安
全，因为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将在12到24个月内决定在1971年之后采取什么样
的防务立场。我建议他出手相助，使双方政府能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和冷静务实的包
容态度来处理这个问题，以便鼓励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三国在1971年之后继续
在这里维持一定程度的军力。加查利确实伸出了援助之手，使这场公开争论得以降
温。航空公司找来双方都能接受的新主席，照常营业。但是东姑显然要马新航空公
司分家，让马方以自己的航空公司经营马来西亚各州首府的航线。于是，我同意协
助他们在吉隆坡机场设立修理厂，训练他们的工人维修内陆航线使用的福克友谊型
客机。
我特别留意马新航空公司的问题。我知道这家联营航空公司拆伙后，马来西亚
必会想尽方法避开新加坡。我们这个弹丸岛国只有巴耶利巴国际机场和樟宜、登加、
实里达三个皇家空军基地，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惟有走国际路线。早些时候我已
吩咐公司管理层着手建立国际航空目的地。我和公司内的新方人物林振明经常会面。
他当时担任的职位是马新航空行政与顾客服务署署长。为人稳重可靠，对航空业有
透彻的了解，1971年获升怕董事经理。他也知道马来西亚想拆伙，使我们在马来西
亚境内除了吉隆坡以外，哪里都飞不成。他为新加坡努力争取更多地区的降陆权，
以便日后经营有利可图的国际航线。与此同时，他还得维持机师和员工的士气，使
他们对新加坡独资经营，以新加坡为基地的航空公司有信心。公司的主席和董事经
理无时无刻不l 面对来自新马双方的压力。直到1972年10月，马新航空分裂成新加
坡航空公司和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后，这种压力才得以消除。我们双方达成协议，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