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公司。我回答说，不论投资许可证有100 张还是1000张，除非美国指示世界银
行给越南提供无条件的低息贷款，让它进行重建，同时美国的大银行认为在越南投
资的风险是可以接受的，否则越南经济起飞不了。不过，一旦越南撤出柬埔寨，我
们就会恢复中断的关系。
1991年10月，越南和其他有关各方在巴黎签订了柬埔寨冲突全面政治解决协定。
一个星期后，已经成为总理的武文杰到新加坡访问。虽然我已不再担任总理，我们
仍在我的接班人吴作栋总理款待他的晚宴上见了面。宴席将散，他起身向我走来，
像共产党人惯常所做的那样半拥抱着我，问我愿不愿意帮助越南。我说，怎么帮？
做他们的经济顾问。一时之间我哑口无言。从他们侵占柬埔寨以来，我一直是他们
猛烈抨击的对象。回过神来后，我告诉他，我只有管理一个城市国家的经验，从未
管理过像越南这样拥有6000万人口，多年来饱受战火摧残的国家，而且实行的是必
须转变为市场经济的共产主义制度。他楔而不舍，并且过后还送来两封信。
在互相通信后，我同意访问越南，不以顾问的身份，而是同他们一起讨论，集
思广益，研究如何转向自由市场经济。我在1992年4 月访问河内时，我们的关系完
全改变了。在装饰华丽。正中央摆放着胡志明半身像的会议室里，我花了一整天的
时间同武文杰和他的内阁部长、高级官员进行讨论。他们准备了5 个问题，先是问
越南在推行现代化时应该着重于什么商品、什么市场，以及同怎样的伙伴合作。我
回答说，这个问题本身就暴露了他们长期经历中央规划所形成的思想倾向，因为他
们事先假定会有特定的商品、市场或者伙伴，能协助他们转型。我建议他们研究台
湾和韩国从农业社会转型成为新兴工业社会的过程。
我说，利用越南南方，尤其是胡志明市（也就是过去的西贡）作为全国经济增
长的动力是上策。共产主义在北越推行血年，在越南南方则只有16年。南方人民熟
悉自由市场经济，要回复旧的制度并不困难。他们最好的催化剂是那些流亡海外的
人，即在1975年后离开，在美国、西欧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商界闯出一番天
地的越南难民。他们一定愿意协助自己的家庭和朋友，应该把他们找回来，为启动
南方的经济尽力。
武文杰似乎被这个建议吸引了。他本身是南方人，但是其他资历更老的领导人
要的是南北均衡发展。他们内心都有个隐忧：这些散居海外的人会带回颠覆思想，
或者同像美国中央情报局那样的外国机构有联系。经过数十年捉迷藏式的游击战争
后，他们总是怀疑每个人都图谋不轨。
武文杰在我临走前从河内飞到胡志明市同我会晤。他请我每年去一趟，说我是
一个真正的朋友，因为虽然有些话听来刺耳，我给他们提出的却是诚实和诚恳的建
议。我答应两年内再访越南。在这段期间，我会派一个工作团前去研究他们在基础
设施方面的不足之处，并且对他们的海港、机场、公路、桥梁、电信和电力的建设
发展提出建议。
我们决定抛弃前夕嫌我们的官员相信他们之所以要同我交往，是希望接近东盟，
在面对中国时更有安全感。新加坡在柬埔寨问题上，曾经是反越声音中最响亮的一
个。他们能同我们恢复正常关系的话，将会加强外国投资者的信心。我们决定抛弃
前嫌，尽力协助他们适应市场经济，以便彼此成为和谐共处的东盟伙伴。
在河内的时候，我要求会见范文同。尽管已经退位，他还是在他们的官邸同我
会面。那是一座20年代建成的旧式石砌的建筑物，过去曾经是法国总督的办公室。
范文同在大门楼梯口跟我见面，身体明显虚弱了，但仍费劲地直立着，再脚步蹒跚
地走到有段距离的椅子旁。因为他怕冷，他们把冷气机关掉了。他虽然体弱，说起
话来却依然十分坚定有力。他忆述我们在新加坡的那次会谈，说过去的已成过去，
越南历史正掀开新的一页。他对我前去帮助他们的情谊表示感谢。
越南领导人是很特出的一群。武文杰虽然说话温文，但是作为共产党地下斗争
者，他的背景显然同表面的温文背道而驰。他们是让人畏惧的对手，意志坚定，斗
志高昂。
在写给内阁的短笺中2 我形容越南在改革开放了6 年后的惨状。虽然如此，越
南人还是精力充沛、资质聪颖的民族，基层基本上都是尊崇儒家思想的。我相信再
过二三十年，他们将会振兴起来。每一个会议都准时开始、准时结束。他们都是非
常认真的人。
同我在胡志明市见过面的总理武文杰和前总书记阮文灵都说过，他们必须针对
市场经济这个课题对于部们进行再教育。一位在胡志明市的外国银行家告诉我，因
为人才外流情况严重，越南面对受训人才短缺的困境。
他们的许多行为和做法依然是非常共产式的。我们第一大经过上下午两轮讨论
过后，武文杰仍然不置可否。在这两个会议之后，他们带我去见总书记杜梅。从我
跟总理分手到同杜梅见面的20分钟里，相信杜梅已经听了这两轮讨论的汇报。武文
杰必定是在我同杜梅见面后得到杜梅点头批准。所以在当晚的宴会0 演讲中，重提
我谈到的一点。早些时候，他对此还不置可否，那就是越南不应该有太多国际机场
和海港，而应该集中建造一个大型的国际机场和一个大型的国际海港，以便纳入世
界机场与海港的网络。我们讨论了他们不断亏损的国营企业。他们要把这些国营企
业私有化，或者转卖给员工或其他人。我解释说，这个方法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关键在于有效的管理。新加坡航空公司也是百分之百由政府经营，但是它效率高，
利润也高，原因在于它同样必须面对其他国际航空公司的竞争。我们政府不给予津
贴。赚不到钱的话，它同样得关门。我建议他们在把国营公司私营化的过程中引进
海外机构，以注入管理的专门技巧，为新科技提供外来资金。管理制度上的改变是
必要的。他们需要同外国人合作，从实践中学习。单在国家内部进行私营化，只把
企业卖给自旧人，并不能达到这个目标。
我们的基础设施工作团在1992年9 月访问越南。他们向越南政府提出了一份报
告，这份报告后来被采纳了。我们设立了一个援助中南半岛的1000万美元基金，为
他们的官员提供技术训杜梅在1993年10月访问新加坡，对新加坡高水准的建筑与基
础设施感到惊讶。他参观职总平价合作社时，对我们的工人拥有丰富多样的消费品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像1990年俄罗斯总理雷日科夫来访时一样。
一个月后我进行回访时，从他的官员那儿发现他曾经指示政府机关向新加坡学
习，并且尽可能优先考虑新加坡投资者所提出的项目。但是，我们的投资者却发现，
尽管签署了多项协定，却无一真正落实。实际情况是越南低级官员利用这些投资计
划向其他商人榨取更多好处。
杜梅曾是越南最重要的人物。他体型高大，阔脸大鼻，肤色黝黑，笔直的头发
从旁边直梳到两侧，看起来整齐干净。他穿的是越南式的毛装，而不是像武文杰那
样穿西装。他不像武文杰那样满脑子改革，却也不如国家主席黎德英将军那般保守。
他是党内两派的平衡力量，也扮演仲裁者的角色。
言论集译成越南文他说在新加坡时，有人送了我的两本书给他。他找人把我的
言论集从华文翻译成越南文，并且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在有关经济课题的关键段落
底下画线，然后把它分发给所有重要的干部和部长阅读。他睡得很少，从半夜到凌
晨三点，做半小时运动，然后阅读到上午7 点30分，才开始工作。我们的大使馆职
员告诉我，我的言论集译成越南文后已在书店里出售。越南似乎还没听说过版权这
回事。
他问起我该怎么吸引更多投资，我建议他们改掉游击战中养成的习惯。获胡志
明市当局批准的南方发展计划，还得再经过不熟悉情况的北方河内官员的批准，这
根本是在浪费时间。此外，河内中央政府所批准的工程项目又经常在地方政府那一
层受阻，因为地方当局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杜梅哀伤地谈起越南的悲情历史。其中1000年同中国交战，另100 年同法国殖
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抗，然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为独立而战。他们得和日本人、
法国人、美国人，还有后来的波尔布特集团作战。在140 年的岁月中，越南同其他
国家作战取得胜利，终于解放了自己。战争留下的创伤很深，工业薄弱，科技落伍，
基础设施很差。我同情地对他说，越战对越南对美国都是个悲剧。他叹息一声说，
要不是这一场战争。越南也许已0 发展成像新加坡一样的现代化国家了。
我一再向他保证，越南终有一天会发展得比新加坡更好。我看不出目前的和平
与稳定为什么不能长久持续下去。东亚已经从过去40年的经历中吸取了教训，战争
根本不会带来什么好处。朝鲜和越南两场大战、柬埔寨的游击战，没有人是胜利者，
大家都是受害人。杜梅难过地表示同意。
实际上，越南人已经在进步了。部长和官员都因为同外国人0 有更多接触，得
到更多关于自由市场经济的资讯，所以较能了解旧由市场的运作方式。市面更加活
跃，商店、外商、酒店比以前更多，这一切都反映了胡志明市和河内的繁荣景象。
1995年3 月间，我另一次访问越南时。第一副总理潘文凯主持了关于经济改革
问题的讨论。他素以希望加速改革步伐见称。我们的投资者正面对错综复杂的问题。
我告诉潘文凯。真要吸引投资者，他就必须让这些最先前来的投资者感到受欢迎。
他们既已把资产固定在越南的领土上，理应获得必要的援助使投资成功。要是把在
越南有固定资产的投资者都当成俘虏一样看待，肯定会把其他投资者都吓跑。他们
的官员对付投资者，就像对付美国兵一样。把他们看做随时准备突袭并予以消灭的
敌人。我的意见是。应该把投资者当成值得珍惜的朋友。需要有人引导他们走出迷
宫似的官僚体制，避免遇到地雷和陷阱。
我举了一些我们的投资者面临困难的例子。新加坡的一位房地产发展商，当时
正在河内建造一座旅馆。居住在工地附近的约30户人家对噪音和恼人的震动提出投
诉。他答应每个月给每户赔偿48美元。在大家达成协议后，另外200 户人家也来要
求赔偿。发展商决定用不同的方法打桩，以免产生噪音和地面震动，但是他们不允
许他这么做，因为他所持的是只适用于旧机器的许可证。
另外，新加坡电信与胡志明市邮电部门签订过一个联合投资无线电传呼服务的
协定。在这个协定下，经过一年的试验，他们可以申请一张十年的执照。新加坡电
信在投下100 万美元让这个系统投人服务后，胡志明市邮电部门却建议从他们手中
收购拥有权。我告诉武文杰总理，100 万元事小，但是原则事大。如果他们背信弃
义，不遵守合同，新加坡商人将对他们失去信心。后来可能是武文杰总理进行干预，
让计划顺利进行，只是原来的协定还是做了一些更动，几个重要的问题也依然悬而
未决。
从外国投资者那里得到的反馈，显示我的意见起了作用，越南官员如今比较肯
帮助人了。一家德国大公司的总裁从越南续程到新加坡时，告诉我他们还为他提供
了一位向导。我满意地微笑了。
不过，开放后接踵而来的社会弊病，使越南的高层领导人依然为它担心，惟恐
在政治上失去控制，因而放慢了开放的步伐。他们不像中国那样，中国大多数省市
长都年轻得多，受过大专教精。负责治理越南城市与省份的高层人士，都是过去的
游击队指挥官。他们让苏联和莫斯科所发生的事吓坏了，也不能苟同蔓延到中国沿
海城市的社会罪恶。这不是他们所要争取的。1993年我向武文杰总理和他的班子建
议，他们应该把游击队中的这些老战士提升到重要的顾问位置上，而让年纪较轻的
官员，尤其是那些接触过西方的官员，负责日常事务。他们需要更了解市场经济，
更能使外国投资者认同的人。问题是老将们打过仗、报过捷，是掌权说话的人，要
以他们的方式建国。我相信年轻一代接班后，越南的经济会发展得更快。1997年9
月，领导层出现了一次重要变动，副总理潘文凯升任总理，取代武文杰，而副总理
陈德良取代黎德英将军为国家主席。这些都是使领导层年轻化的重要步骤。这一代
人到过更多国家，看过真正的世界，清楚地知道越南同周边国家比起来，远远地落
在后头。
1997年11月，我访问了胡志明市，同一位刚冒起的市长兼胡志明市市委书记张
晋创会面。这个国家当时正处在“停滞不动”的状态。我同我们在胡志明市的投资
者和外国银行家见面，他们被最近的种种禁令吓得目瞪口呆：不能把越南盾兑换为
外0 国货币汇出去。那他们要怎样偿还对外的债务、银行的透支，以及他们为了在
越南投资而向外国银行贷款的利息呢？他们的生意怎么经营得下去呢？负责投资事
务的计划投资部极力反对这么做，知道这项措施只会打击投资者的士气，却爱莫能
助。越南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则对袭击整个区域的货币危机感到惶恐，担心外汇储备
不足。
我在河内向潘文凯总理解释为什么这样突然改变做法具有破坏性。很多别的事
情也都出了乱子。新电信解决了传呼的业务，却又面对移动电话业务的问题。越南
邮电承诺发出许可证，过后却没兑现。越南人要自己经营。我指出，新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