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电承诺发出许可证，过后却没兑现。越南人要自己经营。我指出，新加坡必须依
循发达国家让电信业私有化的趋势，以应付国际竞争。而惟一能够面对这个最激烈
竞争的方法，就是同引人最新科技的外国伙伴联营私人企业。他明白，国家主席陈
德良在我向他解释时也表示明白。
他们又一次带我去见杜梅。就像过去一样，我们交谈甚欢，但是我担心影响力
同样会非常有限。他们在战争时使用苏联武器所展示的技巧，他们随机应变克服物
资严重短缺问题的本事，以及很多越南难民在美国和法国所取得的成就，所有这些
都提醒人们，他们具有令人敬畏的素质。
缅甸自我孤立我在1962年4 月第一次访问仰光。缅甸总理吴努要求奈温将军在
1958年接管政权，因为他的民选政府面对频频发生的少数种族叛乱和造反，束手无
策。经过18个月的军人统治后，大选举行了，吴努领导的政党重新当选，从奈温手
中再次接管政权。但是没过多久吴努又陷入困境，让奈温在1962年3 月重掌大权，
这正好是我去访问前不久。
仰光不像我曾在1956年访问过的科伦坡。仰光显得破落。它被日本占领过，虽
然在英军从孟加拉一路杀回来时，还不至于被夷为平地，破坏还是相当大的。奈温
在他的家里热情地接待我和芝。我看到别墅周围停放着坦克和高射炮时，有些不自
在。显然地，他要确保万无一失。我访问缅甸的目的，是要对印尼总统苏加诺展开
的政治宣传进行反击，他口口声声说马来西亚是新殖民主义的密谋。用午餐时，奈
温听了我的解释，但不是很留心。他心里想的尽是怎么维护法纪、控制叛乱，使缅
甸不至于分崩离析。
他住在坐落于近郊区的一座中型别墅里。他和夫人钦梅登一样待人友善。夫人
钦梅登曾当过护士，是位活泼健谈的女士。他们俩都讲英语，而且是聪明人。缅甸
是东南亚地区先天富足的国家之一，在战前出口大米和食品。但是民主政府的制度
在他们那里行不通。它的人民不是讲同一种语言的单一民族。英国人硬把一群群占
据不同山区的不同的种族，放在同一国界里。
奈温成立了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张推行“缅甸式的社会主义”。他的
政策简单，争取自足自立，把那些随英国人一起到缅甸来的印度人和华人赶走。缅
甸华人其实早在吴努执政的时候就已经纷纷离开，好多人迁徙到泰国和新加坡定居。
人数较多的是由英国人带去当公务员的印度人。他们逐渐被排挤出去。
1965年5 月，我在孟买参加了亚洲社会主义者的会议后，续程再访仰光。奈温
喜欢我演讲中所说的：“如果我们以西方欧洲社会主义者的乐观态度，处理亚洲的
贫穷与落后的问题，我们肯定会失败。”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他是多么坚决地
要自给自足，尽可能减少同外界的接触，回到缅甸过去那种富庶、自足。浪漫而充
满诗意的旧景象。
那次访问，同斯特兰德酒店内接待我的司膳总管的一席话，令人难忘。一个年
近6O，须发灰白的印度人，在我到达的第二天端来早餐，愁眉苦脸，用英语说：
“先生，这是我最后一天为你服务，明天起我不会再来了。”他不清楚他的缅甸助
手能不能给我送来同样的英国式早餐，有茶、奶、糖、烘面包和炒蛋。我问他为什
么要走，他回答说：“我不能不走。我在这里出生，一辈子都在这里生活，但是政
府却要所有的印度人离开。我能够带走的只是一小笔钱和个人的随身物品。”他要
上哪里去？“印度。”他在那里可有亲人？“没有。”他的曾祖父和曾祖母跟随英
国人来到缅甸，现在政府却要把他遣送回去。至于我第二天的早餐，他说得没错，
托盘既不如原来那么整齐，烘面包也没那么香跪了。
那天下午，我和奈温在前英国仰光高尔夫球场打高尔夫球。这场球可真不寻常。
每一条平坦球道的两旁。围绕在我们4 个球员周围的，全是提着枪向外看的军人。
不挥杆时，奈温戴着钢盔。我犹豫该不该问原因。其中一个球员是奈温的部长。他
低声说是跟什么行刺威胁有关。
1968年奈温访问新加坡，在打高尔夫球时，一点也不在意安全的问题，也没有
戴钢盔。1974年他再次来访时，我建议我们应该协调彼此的政策，促使美国、中国
和苏联继续留在本区域，以取得势力均衡。他一点兴趣也没有，宁可让超级强国自
己做决我在1986年1 月最后一次访问仰光。奈温的新夫人是个医生，比他过世的发
妻钦梅登年轻得多，受过良好教育。当时，他对于15至30年前发生的事记忆犹新。
用晚餐时，我发现尽管经历了20年的经济停滞，他对外国势力仍旧是一贯的不信任。
他谈到如何为了应付缅甸以外的势力而受困在一场“斗智之战”里，指责外国势力
一直都在觊觎他的国家。
看到仰光的情况比我在1965年去访问时更糟，真让人不胜呼嘘。那里没有新的
道路或建筑，处处百废待兴。主要公路路面上尽是窟窿，路上仅有的几辆汽车。都
是五六十年代的老爷车，破旧不堪。在奈温的政策下，任凭哪一位部长都难有作为。
他们的英文报只是四开小报那样的一张薄纸。缅甸文的报纸则稍微体面一点。前往
著名的仰光大金塔的人们，看起来都穷困潦倒，衣衫槛楼。从车里望去，商店似乎
都空无一人。
同年9 月，他的总理貌貌卡到新加坡访问，我告诉貌貌卡我在《新加坡与美国
人》（一份美国侨民出版的期刊）里读过的一篇文章的内容，设法引起他对旅游业
的兴趣。在文章里，两名来自美国人学校的教师叙述了他们到仰光、曼德勒和蒲甘
旅行的经验。他们的大半路程都是沿途搭免费顺风车的，这种旅游方式对他们来说
是一次愉快的探险经验。我向貌貌卡建议让缅甸开放，建造酒店，在仰光到曼德勒
和蒲甘之间，安排安全的飞机。这将能吸引很多旅客，可以赚取可观的收入。貌貌
卡静静地听着，却没说什么。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奈温还是不想让外国人到缅甸
去。
直至1993年，缅甸的一位主要领导人钦纽中将在新加坡同我会面时，我才算是
碰到一个反应比较积极的缅甸领袖。也或许是奈温改变了态度吧。奈温一定告诉过
钦纽我是老朋友了，所以他一直静静地听我讲话，听我说明缅甸应该重新调整自己
来适应后冷战的世界，开发经济，发展整个国家。我以中国和越南等为例说，这些
过去封闭的国家，现在都在发展旅游业，邀请外国投资者去制造就业机会与财富。
钦纽负责的是情报工作，也是当时军人集团或“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中的
强人。我请他重新检讨对缅甸国父和首任总理昂山的女儿昂山素季的政策。昂山素
季嫁给了英国人，却回到缅甸领导反军人政府的运动。他们不可能永远把她关起来，
这么做只会使她继续让这个政权受窘。
缅甸如今必须改善人民的生活，把有对外经验的人引进政府。军人政府永远搞
不好经济。我建议他应该让新加坡有机会同缅甸接触，在经济上帮助缅甸。如果这
样的交往接触是为了帮助缅甸恢复正常状态，而不是维持现有制度，那新加坡将能
够在国际上为自己的立场辩护。我的记录员是外交部负责缅甸事务的官员，他担心
钦纽会有强烈的反应，结果意外发现钦纽在讨论结束时，还感谢我提供了“宝贵的
意见”。
丹瑞将军（总理兼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主席）在1995年6 月到新加坡访
问时，我建议他到印尼走一趟，看看印尼如何从苏哈托将军刚接管时的军人掌政制
度过渡到民选总统制。在“双重职能”的制度下，印尼宪法让军队直接参与政府，
在议会中有代表权。印尼军人在宪法上有它的地位，那就是保障国家安全与统一。
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每五年举行一次。缅甸要同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就非得朝那
个方向发展不可。
奈温曾在1994年到新加坡求医时，跟我见过一面。他谈到自己怎么通过静坐得
到心灵的平静与安宁。1988年退出政坛后，有两年的时间，他为了国内所发生的事
而心力交瘁。自1990年起，他开始阅读关于静坐方面的书。现在，他每天上午、下
午、晚上，花好几个小时静坐。比起1986年我们在仰光会面时的满面病容，他如今
的气色果然好多了。
1997年他再次到新加坡求医。以86岁的高龄，气色看来比上次来访时更好。这
次他只谈静坐，教我一些改善静坐之道。我问他是否会因亲近的人，如孩子和孙子
生病而操心？会的，他会操心，但是通过静坐，他可以控制、减少，甚至忘却这些
痛苦。当他的老将军们征询他的意见时，他难道不担忧吗？不，他回答道。他们这
么做时，他总会请他们别向他提起工作，因为他早已退出世俗尘嚣。不过，据一些
外交官说，他在军中仍然德高望重，享有权威，影响力仍在。
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相信经济制裁能够迫使缅甸政府放弃政权，把它交给
1991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昂山素季。我不认为这是可能的。自1962年奈温取得政
权以来，军队一直是当政者的惟一工具。可以尝试说服这个军人政府分享权力，逐
步使政府平民化。但是除非美国或者联合国准备像在波斯尼亚那样，派出武装部队
维持这个国家的完整，否则缅甸根本少不了军队以保持国家的完整。西方对东盟建
设性的接触方式感到不耐烦，对东盟领袖在1997年7 月接受缅甸加入成为会员尤其
困惑不解。但是有什么办法比让这个国家开放、发展，然后逐渐改变更好呢？看看
柬埔寨好了，就连监督选举的联合国部队也无法把选举中的胜利者捧上台，军队、
警察和行政机关仍然由洪森领导的有实权的政府牢牢控制着。
缅甸的将军们迟早必须调整和改变，以同他们的东盟邻国阳似的方式治国。他
们同世界的接触多了，自然能更早实现这个目标。在60年代战火纷飞的中南半岛，
柬埔寨是一片和平繁荣的绿洲，我真希望能留住对柬埔寨的这个美好记忆。我和芝
在1962阵第一次到它的首都金边去。西哈努克亲王亲自在机场接待我们，在我检阅
了仪仗队后，我们走向轿车，一路上身穿传统服装的舞娘不停地将花瓣撒向红地毯。
金边像个法国的省镇，安静祥和。那里有宽敞的林阴大道，让人想起巴黎的香榭丽
舍，整排的树木，左右两侧的支路也都有树阴。在一个主要十字路口中间矗立着一
座高棉族样板的凯旋门——独立纪念碑。我们住在媚公河边的前法国总督府。西哈
努克自己住在旧王宫，在那里以豪华的方式设晚宴款待我们。他过后用自己的苏联
飞机送我们到吴哥窟去。西哈努克具有与众不同的性格，非常聪明，精力充沛，深
深懂得生活情趣。他的气质和风度就像一位有教养的法国绅士一样，说起话来姿态
语气都风度翩翩，说的是法国式的英语。他个子不高，有些矮胖，阔脸，鼻孔形状
就像吴哥窟周围庙堂里的石刻一样。他是个一流的主人，无论什么时候拜访他，我
都很喜欢他待客的热情。每一次的访问他都叫人难忘。他在宴会上款待的是法国传
统的高级佳肴，配以法国美酒和精致的餐具。我记得到他在马德望的省城的王宫时，
车道就像在法国庄园里的一样，一路开到高起的人口处。我们抵达时，个子矮小的
柬埔寨卫兵穿着把他们衬托得更加矮小、长及臀部的闪闪发亮的拿破仑式靴子，戴
着头盔，以闪亮的长剑敬礼。接待处和宴会厅都布置得非常堂皇，而且装有冷气。
那里还有一支西洋管弦乐队和一支柬埔寨乐队。外国外交使节都在，场面盛大。
这位亲王非常活泼，对批评异常敏感。他会对报章上任何批评他的文章做出答
复。政治对他来说，就是报章与宣传。他在1970年的政变中被推翻时，他说为了顾
全性命而不回国，到北京寻求庇护。我相信即使他当时回到柬埔寨，抵达机场时也
不会有哪个士兵敢射杀他。他是他们神化的国王。在中南半岛烽火四起时，他在共
产党和西方之间维持了发发可危的平衡，使柬埔寨保持为一片和平与富饶的绿洲。
他在寻求中国的友谊和庇护的同时，也通过法国维系了同西方的联系。当他留在北
京而不是回到柬埔寨反抗发动政变者时，原来的柬埔寨被摧毁了。
变了样的西哈努克我再次会见西哈努克是在1981年9 月，他当时到新加坡来，
针对同红色高棉组织成立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一事进行讨论。那是个变了样的西哈
努克。他已经回到金边，并且做了红色高棉的俘虏。他历尽沧桑，几个儿孙在金边
被波尔布特杀害，他在为自己的性命担忧。那个原本意气风发的西哈努克已经被摧
毁了。他的笑声，在激动时高亢的声音，他的动作，都已大为逊色。他是个活生生
的悲剧人物，象征着他的国家和民族所经历的遭遇。中国人在1979年初越南攻陷金
边前把他救了出去。他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谴责越南的侵略，并成为柬埔寨抗越的
国际标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一直坚决反对同红色高棉组织联合政府。
红色高棉占领金边后，柬埔寨人在本区域并不活跃。一位资深的部长英萨利在
1977年3 月拜访我。他说话温文，圆圆的脸蛋，有些丰满。他看起来像是心肠最软、
最善良的人，一个会很温柔地照顾婴儿的人。他是波尔布特的连襟，也是他的亲信。
英萨利相当实际，他要贸易，物物交换。他需要工厂的配件、灌溉农田的水泵，以
及渔船用的马达。他准备用柬埔寨著名的内陆湖洞里萨湖的鱼来交换，那里每年都
会涨水，出产最好的鱼。不过，这个物物交换的贸易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