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做出反应，并告诉邓小平，只有在中国允许怕情况下，香港才能生存并繁荣发展。
由香港本岛和九龙半岛组成的英属殖民地，没了租借的新界是无法生存的。因此采
取法律立场，让英国除了新界以外，抓紧殖民地不放是不实际的。与其这样，不如
和中方谈判有利于香港的条件，让它在回归之后能像当时一样继续繁荣发展下去，
只不过换上了中国的国旗。
我一直盼望出席1985年10月的巴哈马拿骚会议。那是有钱的美国人寻欢作乐的
园地。后来，我从英国报章的报道中得知巴哈马上上下下毒品充斥，暴力罪案猖獗。
据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巴哈马总理林登。平德林爵士涉及贩毒勾当。当
事人没有提出诽谤诉讼。女王的晚宴在皇家游艇不列颠号上举行。平德林建议用小
船把全体领袖从我们下榻的酒店接送到不列颠号。我决定由陆路赴宴。我们在皇家
游艇停泊的码头不远处经过，看到一群高举谴责平德林标语的示威者。有些标语这
么写着：“老大是盗贼”。这位老大和其他客人乘船到不列颠号，比我们坐车要久
得多。或许风浪大，或许小船开得慢，总之他们让女王等了一个多小时。女王通常
待人宽厚，说话也有保留，但是她不习惯等人。她对我说，晚餐可要煮得过熟了；
主菜的确是，但是甜品的味道美极了。
有一天，我和斯里兰卡总统朱尼厄斯。杰耶华德纳和巴哈马大法官共进午餐。
大法官谈到巴哈马举国普遍嗜吸可卡因，毒贩因此大捞油水。毒贩乘小型飞机从南
美洲飞人巴哈马，在海关人员和其他官员的纵容下，由海空两路把毒品运人美国大
陆。在。转运的过程中，一些毒品落到当地百姓手中，足以造成许许多多的人家破
人亡。高居要职的政府部长也有一手。当我离开拿骚时，我对世界上可能存在世外
桃源的最后一点憧憬也幻灭了。
我最后一次参加共和联邦会议是在1989年10月，地点是吉隆坡。一如上一届，
1987年0 月在温哥华召开的会议，这次会议冲淡无奇，缺乏“热门”课题。在浮罗
交信“闭关”期间（与会者到某个度假村进行非正式的聚会），有一天晚上，我同
巴基斯坦总理贝娜齐尔和她的夫婿阿锡夫。阿里。扎达里促膝长谈，向他了解巴基
斯坦的政治和文化。贝娜齐尔容貌姣美，皮肤白皙，五官端正秀气，非常上镜。阿
锡夫是一个性格奔放外向，从事多种生意的商人。他一点也不忌讳让我知道他在从
事什么行业，什么交易他都愿意考虑——对他来说，人生就是关乎做成一笔好交易。
他从事水果和其他出口生意，还有房地产生意等等。我答应介绍一些水果人口商向
他买芒果。1995年，他陪妻子到新加坡出席会议时，我遵守了我的诺言。虽然他做
事并不循规蹈矩，但还算讨人喜欢。可是我无法想像他下得了手杀死自己的妻舅。
在贝娜齐尔被总统罢免后，巴基斯坦政府是这么指控他的。
最后一次出席回忆那是我最后一次出席共和联邦会议，因为当时我正准备于1990
年卸下总理的职位。我在他年出席的第一个会议是处于截然不同的年代，有着一群
截然不同的领袖。同当时的其他国际组织比较，共和联邦是一个小规模的俱乐部；
英国和旧自治领有着深厚的历史与血缘关系。它们和新的独立国仍有密切的经济与
政治联系。各国仍旧享有共和联邦的关税优惠待遇，英国依然是它们的主要贸易伙
伴。麦克米伦首相是属于帝国时代，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西方前线打过仗的
那一代人。当他倡议让英国加入欧洲，旧白人自治领受到极大的震撼。它们曾在两
次大战中和英国并肩作战，现在却有种被抛弃的感觉。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孟席
斯爵士插话，一语道破麦克米伦给予的保证，即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之后，它
仍旧会同共和联邦保持密切联系，这根本站不住脚。
他说：“我治理的是一个联邦，知道联邦怎么运作。”各邦要么倾向统一，越
挨越近，像澳大利亚的情形；要么倾向分裂，越离越远，直到最后彼此脱钩。它们
总是不断地在演变，没有停顿的卜刻。这种组织容不下另一股动力并存。如果英国
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它同共和联邦的联系将渐渐削弱，日益消失。过去40年来，
每逢回首，都叫我想起孟席斯这番预言有多灵验。
英国跟欧洲各国已经变得越来越亲近。连上一代的共和联邦成员国，尽管同英
国血脉相连，彼此在60年代共同拥有的深厚感情联系也荡然无存。大家在不同的大
陆上各奔前程。到了25年后，英国还在为了是否采纳统一货币欧元，以及（许步入
所担忧并且不愿意见到落实的）成为欧洲超国家联邦政府的一分子而闹分歧。
早在1989年，当共和联邦成员增加到40多个时，彼此间就已经少了拥有共同价
值观的感觉。俱乐部里的成员随着变幻莫测的选举或政变而变动，来去叫人始料不
及，连道别的时间都没有。当年的热门话题大部分都昙花一现：国际经济新秩序、
南北对南南合作、罗得西亚、种族隔离政策等，这一切的一切都已成为历史。尽管
如此，每一次的会议依然有其目的。一位领袖可以开门见山向另一位领袖指出某些
问题，使理亏的一方不得不进行辩解，如印度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一事。在面对面
的情况下，甘地夫人无法为印度的立场辩护，她也没有那样做，这一点值得赞扬。
这一切触动了其他领袖的心弦，影响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出席这些会议是有
其价值的。但我参加过太多次，该是往前走的时候了。
共和联邦召开会议期间，每个政府首长都获共和联邦之首——英女王的接见。
唯一例外的一次是1971年在新加坡举行的0 会议，当时希思政府因故决定英女王不
到新加坡来。我是在1966年9 月第一次拜会她的。她若无其事却能让客人感觉到宾
至如归的本领，叫人喷喷称奇，那种社交技巧是经过训练和多年实践才那么炉火纯
青的。她和蔼可亲，友善，也真的关心新加坡，因为她的叔父路易斯。蒙巴顿勋爵，
曾经告诉她有关他在新加坡担任东南亚联军总司令时的点点滴滴。
1969年五月，我在伦敦拜会女王，她为英国决定撤离新加坡表示歉意，并为英
国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篇章如此结束而显得难过。她于1972年到新加坡来访问，以弥
补1971年未能成行的缺憾。我尽力安排她参观访问蒙巴顿勋爵曾经向她介绍过的地
方，包括蒙巴顿勋爵接受日军投降的地点——政府大厦、他曾经住过的总统府，以
及克兰芝共和联邦阵亡战士公墓。聚集在路旁等待她经过的群众，比我预料的还多。
每当她从车子里出来，他们就蜂拥而上围着她。女王的私人助理秘书菲利普。穆尔，
也就是50年代驻新加坡的英国副最高专员，要求我别安排保安人员阻挡群众，因为
他们都显得友善。女王表现得非常从容、开心和轻松。
为了纪念那次访问，女王封我为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大十字勋章的爵士。早些时
候，由威尔逊首相提名，我在1970年已获颁荣誉勋章。把一枚享有如此崇高荣誉的
勋章，颁给一个跟其他受封者相比之下显得年轻（47岁）的人，是非比寻常的。我
未到50岁就获得由英国颁发的两枚勋章，它们都是在旧大英帝国哺育下成长的人所
渴望获得的。同英国多年来的交往，使我产生了某些价值观念。我曾获得好些国家
领袖颁予的勋章，包括埃及总统纳塞尔、日本天皇裕仁。印尼总统苏哈托、韩国总
统朴正熙以及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但是，这些勋章却无法像英国勋章那样激起我
的情感。获颁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大十字勋章者被尊称为爵士，我觉得这个头衔对我
并不合适，但能获得这两枚令人向往的勋章，却能产生一定的满足感，虽然它们已
不能发挥如同在大英帝国时代那样开启英国方便之门的作用。
22、英国的首相们
在所有首相当中，我认为撒切尔夫人是最有希望领导英国出头的领袖。她的强
处在于她热爱英国，对自己的国家充满信心，并且对于要扭转的局势具有铁一般的
意志……在阶级观念分明的英国。她因为有着“杂货店老板女儿”的背景而吃亏。
真可惜，英国的社会体制还在这些偏见所形成的框框里苦苦挣扎。
1975年9 月24日，在英格兰戈登高原鼓乐和风笛队奏起的最后一段歌声中，英
国皇家海军护航舰人鱼号撤离了三巴旺海军基地。那不过是艘排水量2500吨的护航
舰——是曾经驻扎在那里的皇家海军战舰和航空母舰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不久，
最后一支英军部队也撤走了。部队撤离象征着英国在本区域150 年的政治和军事影
响画上句号。
美国、日本、德国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成为本区域的主要经济势力。这表示我们
必须从头开始，跟其他强国建立联系。对我个人而言，这是一个艰苦的调整过程。
一辈子的密切交往使我对英国社会和它们的领袖非常熟悉，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国
际新闻广播和阅读英国报章已经成为我的生活习惯。我在工党和保守党内都有旧雨
新知，很容易联络上他们，也很容易达成一致的意见。英军撤离后，我必须去熟悉
和认识美国领袖和美国媒体的不同运作方式与标准，尝试了解这个比英国大得多也
复杂得多的社会。要同样跟日本人、法国人和德国人交往更加困难，因为我们既不
懂得他们的语言，也不了解他们的习俗。
我们在跟这些重要的新的财力和权力中心扩大联系，建立新的关系的同时，我
们依然保持同英国原有的联系。虽然如此，看到英国的经济地位逐渐被日本、德国
和法国取代，仍不免叫人黯然神伤。工会一再发动工潮拖慢了英国经济复苏的脚步，
驱动工会的是阶级仇恨，不单只是经济不平等的问题。我相信英国适应后帝国环境
的一大障碍是社会阶级意识强，它迟迟不肯摆脱阶级差别的观念。失掉了帝国，英
国需要的是一个唯才是用的制度，以便保持它的欧洲主导国的地位，而不是一个通
过不同腔调、社会礼仪和习惯、校友网络、俱乐部和学校联系来把自己同工人阶级
区分开来的统治阶层。盛田昭夫在1991年担任新力公司主席的时候告诉我，新力很
难说服在英国工厂工作的工程师到生产线上去。日本的工程师都是从最底层做起，
为的是跟下属打成一片，对他们有所了解。他说，英国工程师宁愿拥有自己的私人
房间。撒切尔夫人知道英国人有这些缺点，于是在出任首相期间降低对阶级的重视，
提倡唯才是用的制度。她的继承人约翰。梅杰主张建立一个“无阶级”之分的英国。
托尼。布莱尔要英国摈弃阶级观念。
更糟的是，在40年代由工党提出，而后通过两党协议由保守党保留下来的福利
制度，削弱了人民力争上游的干劲，牺牲了经济。两大政党的多数领袖，甚至是自
由党的成员，都知道福利制度折损国家的元气，但是始终没有人敢出手，直到玛格
丽特。撒切尔出任首相。随着英国在全球的影响力缩小，它的年轻国会议员和部长
们的世界观也跟着收缩。一些老朋友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把老一辈英国领袖比喻为
根深叶茂的橡树。这些老朋友都是经历过上二次世界大战，并曾在苏加诺对抗时期
保卫新加坡的英国将领。他们形容英国的年轻领袖为“盆栽橡树”，橡树的样子犹
在，体积却缩小了，因为它们扎根的范围已经收缩。
要适应不同的国势对英国来说是困难的。然而是撒切尔夫人，而后由梅杰所领
导的保守党扭转了滑坡的趋势。英国企业界因此信心增强，率先在东南亚，包括新
加坡，重振雄风。工党在1997年的大选后重新掌权，所坚持的同样是自由市场的经
济原侧。该党定下的目标包括降低政府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的比重，刺激外销，以
及拓展对外贸易和投资，以便为英国制造就业机会。撒切尔夫人和保守党的胜利在
于改变了英国人的态度，迫使工党从旧工党蜕变为新工党。
长时间养成的习惯和建立已久的联系不会轻易有所改变。惭加坡学生继续到英
国深造。随着新加坡中产阶级的扩大，他们把孩子送到英国接受大专教育。到了90
年代，约有5000名新加坡学生在英国攻读大学和理工学院。牛津、剑桥两所大学的
毕业生继续在新加坡精英分子当中占多数。历史因素的影响造成这种文化上的滞后
现象。环境改变了，人们却未能及时做出反应。英国军队撤走后，美国就成为驻扎
在东亚的惟一强国。我们有必要把新加坡一些最优秀的学生送到美国受教育，去了
解美国人，在对方的人才苔革之地结交未来的领袖。即使到90年代，留学美国的新
加坡学生人数也只是留学英国学生的三分之二。
历史使新加坡和英国的教育制度紧密相连，新加坡各种专业也都规随英国的专
业：医生、律师、会计师、建筑师和工程师等等都是。专业联系存在于新加坡社会
的每一个层面。然而在一些领域如医药，由于美国的医疗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
％左右，比英国多了一倍有余，美国医生和医院因此出类拔革。我们已逐渐跟美国
的机构建立联系，但是所采用的医药基本训练仍然以英国模式为准，其他专业也是
这样。“
在撒切尔夫人执政的80年代，新英贸易取得显著的增长。在她允许资金更自由
地流动后，英国在新加坡的投资增加了，但是性质和过去不同，现在的投资着重在
高增值产品如药品、电子产品和航空产品上。进入90年代，英国再度成为新加坡的
主要投资国之一，排名第四，在美国、日本和荷兰之后。新加坡的海外投资主要集
中在东南亚，不过有不少私人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