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他，新加坡准备让斯旺与亨特公司（英国一家造船公司）接管船坞，作为民事
用途。我已经计划让它接管新加坡的发巴民用船坞，以便熟悉情况。
澳大利亚总理霍尔特和新西兰总理霍利约克都拍来电报警告说，英国正在考虑
大量削减驻军，这将导致现有的共和联邦防务安排架构脱节和解体。
驻扎在新加坡的英军司令并未预料会提前撤军。在希利访问之后一个月，5 月
间我和吴庆瑞跟英国远东总司令卡弗爵士共进工作晚餐。卡弗今我们宽心。他说，
新加坡国防部队扮演的主要角色，应该是防止由国内外策动的政变。万一出现持久
的敌对行动，新加坡必须依靠盟友。卡弗的态度使我心安，他预计英军会在新加坡
逗留一段时期。
但是为了预防他的政治主人想法不一样，或是受到压力采取不可思议的行动，
5 月26日我写信告诉威尔逊说，任何谈论“大量援助”的话都是不祥之兆。当人们
知道英国决定在70年代中期撤退后，信心就会大受打击。跟这个严重的风险相比，
经济失调的风险是次要的。威尔逊回信安慰我，并邀我到伦敦进行初步的会谈。
1967年6 月，我和吴庆瑞在伦敦会见希利。他提出了一份详细的清单，列明到
1968年3 月31日为止削减英军的安排，以及从1968到1971年撤退的情形。1971年以
后，英国将在东南亚保留一支两栖作战部队作为“巡逻警察”。
有关经济影响的讨论由吴庆瑞负责。像我一样，他对安全问题比对英军撤离所
将造成的经济影响更操心。我们两人都认为，如果安全有保障，人民的信心不动摇，
我们总能想个办法解决经济滑坡的问题。我向来自海外发展部，处理过英军撤离马
耳他有关问题的一名官员提了一个问题：放弃的军用机场能不能转为民事用途。他
说，按照英国的经验，放弃的军用机场不是改为农业用途，就是在少数情况下用来
发展轻工业。我认为，在新加坡这样做根本没有前途。于是我说，在英军放弃登加
机场、实里达机场和樟宜机场之前，应该尽早让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局派人前往视察，
以确定它们未来的用途。他将修改条例。以便把它们交给新加坡作为培训和他用。
我们深信自己有能力在70年代中期解决新加坡地面对的问题。我还能要求什么
呢？
斯旺与亨特公司已经让买三巴旺海军船坞发展前景美好，英国海军部、斯旺与
了特和新加坡政府二方可组成委员会，策划如何把它改做商业用途。
同一天下午，我在下议院向工党后座议员发表演讲。我说，亚非局面已经迅速
改变了，尼赫鲁已不在人世，苏加诺名誉扫地，中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越南南
方有50万美军。白人控制亚洲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一些亚洲国家坚持必须以亚洲的
方式解决亚洲的问题，也就是说，亚洲的大国能解决它们同小国之间的问题。小国
有权要求它们的西方朋友协助纠正这种不平衡的状态。
我花了好几个小时设法说服威尔逊的部长们。当时担任财长的是卡拉汉，过去
15年来我跟他有过几次晤谈。跟他的会面从原定的半小时延长到一个半小时。每次
表决的铃声响起，他都到议事厅里去投票，却叫我留下来等他。最后他说：“我原
本主张定下英军应该离开的日期，但是我会再仔细想一想你的话，现在暂时不做决
定。”接着他促请我去见当时的内政部长詹金斯。詹金斯静静地听我把话说完，然
后表示他会支持不定下英军撤离的日期，但是英国一定要在1975年撤离。
在所有部长当中，最反对我的就是当时的国会领袖克罗斯曼。在同他会面的整
整一个小时里，他带着戏弄的语气斥责我误导和欺骗他的同僚们支持留在苏伊士运
河以东。他刻意粗暴无礼，为的是要吓唬我。他一直都主张英国在1970年之前撤退。
他和同一阵线的议员们致力争取更多的养老金、更低的房屋贷款利率以及更多
的支持选票。在激动之下，他脱口而出说：“你大可以不理会我，因为就目前来说
我在内阁中属于少数，但我已开始赢得党员的支持，他们越来越认同我的看法。”
我们的最高专员n 拉惹当时也在场，他认为我提出的论点加强了那些要英军驻留的
人士的立场，所以克罗斯曼才发那么大的脾气。
我认为这回新加坡不成问题，却不能保证英镑不会再受到冲击，导致英国内阁
情绪低落，以致进行另一轮的防务检讨。
约翰逊总统的文件显示，1967年6 月他曾经在华盛顿促＃威尔逊“别采取任何
违反英国和美国利益。违反亚洲自由国家利益的步骤”。但是约翰逊没像他的助手
在开会前问他主张的那样极力要求威尔逊避免这样做。早在1965年12月，约翰逊的
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曾经书面向约翰逊提出，美国对在远东地区驻军和承担义务的
重视程度。
一个月后于1967年7 月刊行的英国防务白皮书，宣布英国有意在1970／71年把
东南亚的驻军削减一半，到70年代中期完全撤走。澳大利亚总理霍尔特感到沮丧。
他写信告诉威尔逊并让防知道：“我们认为英国做出了历史性的决定，要在很
大程度上减少它在世界上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大大减轻英国已经承担了多年的国际
责任。”
澳大利亚人现在必须“重新考虑整个形势”。我会想到猫头鹰。观察越南局势
的人必定认为形势凶险不祥，这样的局面原来并不是非发展到这个地步不可的。要
表明立场的话，越南也许不是最明智的地方，它也不是在亚洲表明立场的最稳妥的
地点。
但是越南人和美国人已经做出重大的流血牺牲。“对这些反对越战的听众来说，
我只能点到这里为止，暗示要是美军撤退，会对东南亚其他地方产生严重的影响。
只不过在六个星期后，1967年u 月18日星期日这一天，吴庆瑞突然接到财长卡
拉汉拍来的电报，通知说英国把英镑贬值，从1 英镑兑2。80美元贬到兑2。40美元。
想必他也拍发了类似的电报给所有的共和联邦财政部长。这意味着我们存放在
伦敦的英镑储备，损失了14。3％。自从1964年工党政府上台后不久，英镑便一直受
到抛售的压力，但是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储备移走。英国的军队在保卫我们应付印尼
的对抗，我们不想被人怪罪说，我们促使英镑的币值下跌。同一天傍晚，威尔逊发
表电视广播说：“现在我们对自己负责，这意味着最先考虑英国的利益。”这不是
什么好兆头。可是，11月27日希利在国会的讲话却叫人放心。他说：“相信整个政
府都抱着跟我相同的看法，那就是，在削减防务开支时，我们尤其必须对我国的部
队和盟友保持信用，决不能改变7 月的决定……所以财长才在上星期一说，削减防
务开支的行动必须在今夏宣布的防务政策架构内进行。让我告诉财长阁下，削减防
务开支并不意味着会加速撤军或加速重新部署我国的军队。”
我写信给希利，感谢他做出保证。可是我错了，希利代表不了政府。威尔逊首
相一心要挽救他的政府，他说要“最先考虑英国的利益”是当真的。威尔逊也说，
“不能把任何开支领域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于是我在12月18日写信给威尔逊，
追述新加坡政府忠诚地支持英镑，结果在这次贬值行动中损失了1。57亿元，其中货
币局损失60万元，新加坡政府6500万元，法定机构2300万元。信末我写道：“我不
愿相信暂时的困难会使我们怀疑彼此的诚心善意和不再互相信任，我将信守在斯卡
伯勒的承诺。就我们这方面来说，最后一批英军在70年代中期离开基地的时候，我
们会给他们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但这是很渺茫的希望。威尔逊正陷入他领导的
政府所遇到的第一次严重的危机之中，没时间拯救朋友和盟邦，哪怕他们忠心耿耿。
他没有回信，却派共和联邦关系部长乔治。汤姆森于1968年1 月9 日来见我。
汤姆森满怀歉意，进行辩解。英镑贬值使英国政府有机会一劳永逸地扭转经济。削
减防务开支意味着，英国所扮演的历史性角色和它的长期防务结构发生根本的变化。
英军将留在欧洲，不过它的能力也可用以协助欧洲以外的盟友。我问起希利所说的
在新加坡的两栖作战能力。有关计划会取消，1971年以后海军不会驻扎在东南亚。
我问，在1971年之前撤退的决定有多坚决？汤姆森说很坚决，虽然他们会考虑共和
联邦伙伴的看法。汤姆森的态度文雅友善，他很同情我们。威尔逊付托给他的是一
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为了减轻打击，威尔逊邀我到英国首相别邸契克斯别墅会谈。
对于曾经郑重做出的保证，英国全然不放在心上，我感到失望和愤怒。我说，
我们也可以最优先考虑新加坡的利益，通过从伦敦提出英镑储备的方式保护新加坡
的储备。尽管如此，我决定到伦敦走一趟，在契克斯别墅会见威尔逊。
后来，威尔逊把会谈地点改到唐宁街10号，日期是一个星期天。下午5 点30分
当我抵达的时候，他的三位高级部长希利（国防）、布朗（外交）和汤姆森（共和
联邦关系）已经在场。威尔逊说，内阁已经同意，在我会见他之前不做最后的决定。
这使事情还有点希望。
我说，宣布提前到1971年把所有英军从亚洲大陆撤出，将会动摇投资者，特别
是香港投资者的信心，使他们转到更远的地方去。为了恢复信心，新加坡必须花费
大笔军备开支，建立确实有效的国防力量。我指出，英国武装部队在新加坡有价值
不菲的房地产，那就是住房和营房，总值超过5500万英镑。撤军分三年进行的话，
在公开市场可能卖不到一半的价钱。
威尔逊强调说，一年前希利在新加坡已经告诉我，撤军的决定是基于经济理由，
改变不了。对1971年3 月这个期限的决定，内阁的看法几乎是一致的，在场的部长
代表了内阁的意见。他渴望讨论援助的问题，因为援助能真正了解新加坡的经济问
题。我表示，我关心的主要是安全问题，因为没有安全就没有投资，新加坡对投资
的需要比对援助的需要大得多。
后来威尔逊让希利来提出提前撤军的论点，自己则坐下来抽烟斗，摆出同情的
姿态。从威尔逊的身势语言看来，我知道要他遵照原来的保证，把撤军延迟到70年
代中期，已是不可能的事。
所有的英国部长都同情我的处境，对我最表支持的是外长布朗。记得1966年跟
他在斯德哥尔摩社会主义国际大会上会面时，他极力主张英军撤出新加坡，如今他
主动问我需要多少时间，叫我喜出望外。我提出了1973年3 月31日这个日期。多年
之后布朗告诉我，美国约翰逊总统相信在越南战争继续打下去的时候，美军取代不
了在阿拉伯海湾和新加坡的英军，而英国在政治上的贡献是非常宝贵的。
晚上七点左右，取代卡拉汉的新财长詹金斯到了。他提出了一个性质相似的课
题，那就是：新加坡的经济情况跟本地区其他国家不同，还算不错，英国的情形却
相当严重。他引用英国和新加坡的储备数字，说明英国的人均储备比新加坡少。他
批评新加坡政府把财政盈余投资在别的地方，而且没有通知英国政府。他采取的是
进攻的姿态。新加坡从没提取任何英镑储备，却从未保证财政盈余要以英镑储存。
我们并未尽力帮助英国，因此现在不能指望受到特别的考虑。这点他占了上风。
我们一边用晚餐一边谈，无节制地喝着詹金斯喜爱的法国红酒，不断重复着各
自的论点。经过五个半小时，讨论在晚上10点50分结束。威尔逊总结了谈判结果。
英国政府同意必须协助维持人们对新加坡的信心，却强调除非跟其他共和联邦
国家建立范围更广的区域防务协议架构，否则新加坡不可能有永久的安全保障。在
进一步详细探讨这种安排的可能性之前，新加坡最好不要就购买军事配备的事情迅
速做出决定。英国政府将在不背离英国的最重要目标（到1971年全面撤军）的前提
下，在合理的范围内尽量协助新加坡维持安全。他希望新加坡政府充分考虑英国的
忠告。
第二天，也就是1968年1 月15日星期一，希利在下议院宣布，驻扎在苏伊士运
河以东的英军将在1971年撤走，却把最后撤退的日期从1971年3 月挪后到1971年12
月。九个月的差别意义重大，因为英国大选必须在1971年12月之前举行。换句话说，
他们决定了，撤退的最后日期要么由新的工党政府确认，要么由保守党政府推迟。
我应该对工党的这种让步感到满意。报道希利讲话的防务通讯员指出，希利留
下了这个回旋的余地。我的伦敦之行没白跑。
但是威尔逊知道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在辩论过程中，他引用了吉卜林《退场
》的诗句：“我们的海军威名已陨，沙丘和海角炮火消沉。
看哪，往日的盛况，全跟尼尼微和蒂尔一样湮没无闻。“
在1968年1 月的那五天里，我在伦敦尽力争取延长英军的驻留期限。除了跟威
尔逊讨论之外，我也游说保守党领袖，主要是跟希思、莫德林和麦克劳德谈。他们
非常同情新加坡的处境，也支持新加坡的立场，如果掌权的话，他们愿意驻留更长
的时间，不提出撤退的日期。这就使最后的结果有所改变。英国的电视台和报刊大
量报道了我的消息。我诉诸情理，而不是宣泄愤懑，这牵动了英国人民的心，使他
们觉得双方长久和有利的关系，不应该草草结束，从而损害到新加坡的前途。我尽
量保持镇静自若。在我之前飞回国的吴庆瑞，却在新加坡机场对媒体大发牢骚：
“工党出尔反尔……我认为这是背信弃义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