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那么重视宪制。法国人动辄搞暴动、闹革命或推翻宪制；德国人习惯用武力解决
纠纷。然而当1962年哈罗德。麦克米伦以英国首相的身分，尝试让英国加入欧洲经
济共同体（欧共体，现为欧洲联盟）而被拒绝时，我就认为这类申请迟早会成功，
有可能在再次或三度尝试之后。英国在1968年宣布撤离苏伊士运河以东，哈罗德。
威尔逊首相向夏尔。戴高乐总统表明有意加入欧共体。这次尝试又失败了，但却显
出欧洲对英国已变得多么重要。
英国想加入欧共体，是为了摆脱经济增长缓慢而一再带来的问题。因为相比之
下，欧共体成员如德国、法国、比荷卢经济联盟国，甚至是意大利，增长速度都比
英国快，显然较大规模的市场刺激了它们的增长。我希望同这个新欧洲建立关系，
以防英国日后成功加入时，新加坡被拒于门外。
同大部分官僚组织一样，高层发表的原则声明不保证一切就会顺利。我在70年
代因为新加坡出口货物遇上问题而见识了“欧洲堡垒”的保护主义政策。1977年10
月，我到布鲁塞尔会见欧共体委员会主席罗伊。詹金斯。从60年代詹金斯担任英国
财政部长时期开始，我就一直跟他保持联系。早些时候我写信告诉他，委员会把普
惠制条例（即普遍特惠制，让发展中国家享有受限制的免税人口优待）加诸新加坡，
给新加坡出口电子计算机。雨伞、投影机和三合板带来困难，近期连出口新鲜的胡
姬花也遭荷兰和意大利的花农反对。我补充说，纺织品和雨伞有问题早在我意料之
中，但是电子计算机和新鲜的胡姬花却不然。詹金斯同情我们的处境，答应调查这
件事，但是就雨伞而言，他无能为力——好像是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的选区也生
产雨伞。
我和其他委员讨论如何停止制造那些欧共体国家因为失业率居高不下而视为敏
感物件的产品，结果发现，要列出这样的单子简直没完没了，看了令人沮丧。任何
一个有能力影响布鲁塞尔的成员国，尽管所受打击程度很小，却都会动辄要求布鲁
塞尔给予保护，而且有求必应。然而欧共体还不肯承认它是所有贸易集团中保护主
义最强的一个。我以飞利浦和西门子两家最出名的欧洲跨国公司的经验为例，它们
要把在新加坡生产的电子产品出口到欧洲，结果比出口到美国或亚洲国家还困难。
我提出两件事情：第一、不该时机尚未成熟时就让新加坡“毕业”，以致我们
无法继续享受普惠制的优惠；第二、有选择性的防护措施阻止人口，不见得能够有
效地解决欧共体的问题。我尝试说服詹金斯：作为欧共体委员会的主席，他应该通
过签署经济合作协议，使前途无量的欧共体一东盟关系正式建立起来。如果他能到
东盟国家访问，将显示出委员会对这个目标的认可。他反而派来了负责工业关系的
委员达维尼翁子爵，因为他不喜欢到东方来，认为这里没什么前景可言。在德国外
交部长汉斯一迪特里希。根舍的协助下，东盟终于在1980年同欧共体签下一纸协议，
双方成立了一个联合合作委员会来促进和检讨各种合作性活动。然而同这个多成员
国组织打交道，东盟国家面对的保护主义问题，还是无时无刻不存在的。欧共体的
农产品津贴和关税不利于棕油出口；它给橡胶产品定下的卫生和安全条规，以及以
保护生态为名定下的条例，还有其他形式的劳工和环保标准，简直把东盟的出口牢
牢钉死。至于新加坡，欧共体在1986年检讨普惠制优惠措施时，给新加坡出口的滚
珠轴承规定了限额。
欧洲跨国公司不比美国或日本跨国公司灵活有干劲，因此错失进行环球综合性
生产的机会，即在不同国家制造产品的不同部件。80年代的情况如此，到了90年代
大致上还是如此。
法国是驱动欧共体的灵魂。为了同它建立关系，我安排在1969年5 月会见慕名
已久的伟大领袖戴高乐总统。刚要启程，却发生法国学生走上街头示威的事件，他
们要求宪制改革和增加大学学额，事实上是对戴高乐掌权的合法性提出挑战。访问
被迫改期。戴高乐提出全民表决的动议，结果落败而退出政坛。我始终没有机会见
到这位不苟言笑，做事从不妥协的高大汉子。是他让法国人重获自尊和国家的尊严。
他的自传使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虽然我读的是英文译本。
蓬皮杜友善乐天见不着戴高乐却让我见到了他的继承人乔治。蓬皮杜。那是1970
年9 月的事。蓬皮杜为人友善乐天，乐于同来自远方一个叫做新加坡的陌生地方的
访客交流。他强调，法国不单是在时装、香水和葡萄佳酿方面领潮流之先，在70年
代，他要世人一提起法国，就想到优质的法国化学产品、高科技机械、工程项目和
飞机。他爱好哲学，花了20分钟跟我谈论亚洲人对黄金的看法。黄金如果失去支撑
币值的功能，跟其他商品无异，人们还会把它当做贵重的宝贝吗？我非常肯定地回
答说会。几千年来，华人经历了历史上无数干旱、洪灾、战争和其他灾难所带来的
蹂躏和饥荒，他们了解黄金的价值——坚不可摧、亘古不变，又有偿还债务的代用
价值。日本占领新加坡三年半，再次提醒人们重视黄金的价值，人们记忆犹新。我
告诉他，即使出现超通货膨胀，一两（比一安士稍多）黄金照样能养活一家人一个
月，还能同时购买药物和其他必需品。我讲述的这些情景似乎肯定了他个人的看法。
我说，这是人类最原始的本能。他的通译员——一个逃亡到法国的俄罗斯人安德罗
尼科夫把这话译成“p r t ‘（原始）。我提出抗议：”不是，是po，回到最原始
的时期。“通译员冷冷地看着我说：”没错，在法文里oa就是p t f。“我觉得自己
活该受责。
德斯坦在5 月当选总统，继承蓬皮杜的位子。我当时在巴黎进行私人访问，他
却在当选后几天就接待我。我们在爱丽谢宫畅谈了一个多小时。德斯坦总统和蓬皮
杜不同，蓬皮杜通晓英语但是坚持用法语同我交谈，德斯坦却决定说英语。德斯坦
很高，有一张贵族般的长形脸庞，光秃的脑袋高高凸起。他的英语带有浓浓的法国
口音，用词可说是字斟句酌。
他看待问题的方式很法国化——理智、有逻辑、有系统：为什么惟独新加坡发
展起来，其他国家缺了什么？我只能告诉他我认为造成这种局面有三大原因：第一、
稳定和凝聚力强的社会；第二、强调成就的文化推动力和勤俭刻苦的人民，怀着未
雨绸缎和造福下一代的心理，人民积蓄多，无时无刻不在为将来进行投资；第三、
对教育和知识的高度崇尚。他不认为那是完整的答案。
德斯坦的总理雅克。希拉克感兴趣的，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套东西。他没有从哲
学的角度跟我讨论亚洲的时局，却想知道法新两国之间还能做些什么。我尝试使他
不只对新加坡，也对本地区产生兴趣，以新加坡作为通往本区域的基地。等到我说
服法国政府和他们的企业家同意东南亚是一个有潜力的投资地区时，已经又过了十
年，法国已经换了另一个总统和好几个总理。巴尔很有同情心1976年8 月，雷蒙。
巴尔接过希拉克总理的棒子。巴尔身材中等，体形圆胖，当过经济学教授，是一个
很有同情心的聆听者。他赞成法国公司在海外从事联营项目和投资。他支持我提出
的建议：把新加坡发展成科技服务中心。他还说法国可以在区域销售和服务方面同
新加坡合作。他建议法新两国就贸易、投资、技术援助和文化交流几方面，签署为
时五年有具体目标的双边合作协议。他处理问题的手法实际又有系统，重视成果。
可是实施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法国的工业家们还没做好准备。我跟法国全国雇主
联合会的一些工业家谈过话。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讨论后，他们的发言人告诉报界，
投资者知道新加坡有投资良机，但是许多商家似乎不愿意向这个市场进军，因为
“它太遥远，又是一个讲英语的地方”。发言人还说法国不可能无所不在，因为它
正集中精力进军非洲。法国的注意力当时确实全投在非洲的法语地区。即使在亚洲，
越南对他们也比较有吸引力。他们以为越南仍旧以法语沟通，依然倾向法国。一直
到8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派的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和戴高乐主义派的希拉克总理
双双认为非洲的发展时机不比亚洲成熟，我的努力才有了收获。
1981年7 月，我前往伦敦参加查尔斯太子的婚礼，途中在巴黎停留，希望能够
同刚当选总统的密特朗见面。然而法国外交部执意不肯，他们不赞成过境访问，结
果说是总统抽不出时间，不过既然他也会参加婚礼，就会在伦敦的法国大使住所跟
我见面。为免回绝得太不客气，总理皮埃尔。莫鲁瓦招待我共进午餐。
离开巴黎的时候，法国先遣警卫在繁忙的交通中，把我从下榻的酒店迅速护送
到戴高乐机场。那是一个美丽的夏日。绿树成阴的高速公路和爬满匍匐植物的路堤，
构成一幅美得叫人惊叹的图画。戴高乐机场的设计精致又富有现代气息。接着，我
来到伦敦希思罗机场，眼前是一片杂乱无章的景象。离开飞机到贵宾休息厅，车子
经过一条条错综的车道。过后，我们驶上邋遢的大街前往奈茨布里奇酒店，沿途所
见交通岛和路旁的草地未经修剪，杂草丛生。巴黎和伦敦的对比可说是相去天渊。
我的思绪回到1948年6 月同之首次到巴黎。当时的巴黎是个邋遢破旧的后占领
时期城市，跟同样受炮弹摧残，但还算干净整洁的伦敦比较起来，像个穷亲戚。当
时的伦敦人充满自信，为他们曾经勇于挑战纳粹分子，拯救人类免受暴权蹂躏而感
到自豪。我也记得1958年5 月的巴黎骚乱，就发生在戴高乐东山再起，重掌总统大
权组织第五共和国之前。通过他的文化部长马尔罗，戴高乐把巴黎街头巷尾清理干
净，刮除建筑物上的污渍，建立一个灯火通明的城市。他们重建法国人的尊严，注
人了新希望。伦敦则继续混沌度日，英国经济步履蹒跚，每每刚克服一个危机站起
来，立即又陷入另一个危机。我相信革命改革具有一些缓慢渐进的英国宪制演化所
缺乏的好处。英国人开会开了无数次，讨论在伦敦周围，包括在斯坦斯特德和盖特
威克兴建新机场，但是都没有下文，因为地方上的利益团体不顾国家的发展，坚持
保住自家范围内的设施，阻碍了策划机关执行任务。即使在撒切尔夫人下台后，希
思罗机场仍然像尊古老的纪念碑保留下来，诉说着这座城市是那么地缺乏胆识和冲
劲。
在我见过的法国领袖当中，估量政治趋势和性质不同的各个社会，最有洞察力
的要算是密特朗总统。他谈论了苏联部队侵略性干预阿富汗所构成的威胁，承认苏
联在越南和中东，尤其在叙利亚，有过成功的经验，但是在其他地区的影响力已经
下降。他们送出的军火很多，朋友却没有几个。密特朗深信西方国家只要团结，就
有能耐恢复均势。
在密特朗出任总统头两年，莫鲁瓦担任总理期间，密特朗沿袭一贯的社会主义
政策——调低利率、提高贷款额以解决失业问题，同时把好些主要工业和银行收归
国有。法国经济因此陷人困境。虽然年届古稀，但是密特朗在思想意识上并不是故
步自封的人。他把总理换了，推行比较常规的经济政策来控制货币供应量和通货膨
胀，使法国经济重新步上虽不惊人但总算平稳的增长道路。在14年的总统生涯中，
他的成就之一是教育法国社会党掌握治国之道。
密特朗纵论天下事1986年9 月，密特朗乘坐的协和专机在樟宜机场加油时，我
们花了一个多小时进行另一次较有实质内容的讨论。在礼节上我不需要同他见面，
但我觉得他是一个态度认真的人。密特朗纵论天下事。他凭着莫大的洞悉力指出，
以苏联帝国的处境，只要发生一起意外，就足以导致中欧从苏联分裂出来，苏联的
控制权是以有利于它的势力均衡局面为基础的。然而历史显示，这个平衡点一定会
移动，苏联的意识形态势力已开始转弱。第三代共产党人相信他们能从西方国家的
经验中受惠，造成苏联的制度0 出现弱点。
密特朗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即欧洲若能同声同气，它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必会
大得多。他的宏愿是建立一个拥有顶尖科技实力的3。2 亿人口的欧洲。他相信英语
和法语可以平分秋色地成为欧洲的共同语言，不过统一过程要慢慢来。如果关系到
存亡，欧洲肯定会全面团结。但是另一方面，欧洲永远都会抗拒美国文化和文明铺
天盖地的入侵。为了保留独有的欧洲特色，它会反抗到底。挟着快餐、流行音乐和
电影而来的美国化浪潮，正在侵袭欧洲的基本生活方式。
他问起柬埔寨的局势，说那里好像陷入了僵局。我不同意他的看法，因为当时
已有理由感到乐观。北越势力在西贡落入其手中时达到巅峰，之后在本区域已受到
遏制。从那时候起，越南侵占柬埔寨的行为，以及它本身的极度贫困，已经摧毁了
它一向描绘的理想。就如我向密特朗透露的，有亲戚从美国或法国寄来食物包裹，
就足以叫当地人开心不已。密特朗对越南的生活水平低得这么吓人，感到很惊讶。
我说，越南人跟中国打仗犯了战略大忌。由于越南占着柬埔寨不放，它就得放弃经
济增长，眼巴巴看着东盟国家个个突飞猛进。越南已经比东盟落后一代人，等他们
找到办法放下柬埔寨这个包袱的时候，就会落后两代人了。
我在1990年5 月进行官方访问时，再次见到密特朗。他走出爱丽谢宫到台阶上
来迎接我。新加坡驻法国大使也留意到他所给予的礼遇。密特朗再度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