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可能挡住共产党向东南亚挺进的攻势的。是美国人制止了中国和越南共产党的
游击行动继续蔓延到柬埔寨和泰国。要制止共产主义继续扩张，美国是无可替代的
后盾。
美国准备在任何受到威胁的地方，不惜任何代价，同共产党人对抗到底，这一
点倒让我松了一口气。正因为美国坚决反共，跟共产党人势不两立，所以尼赫鲁、
纳塞尔和苏加诺才有条件走不结盟路线。采取不结盟的姿态是很自在的，我也这样
做了，一开始却并未意识到这其实是美国人付出代价后所提供的回旋的除地。没有
美国，连同英国、欧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起站在最前线抵挡苏联和中国，新加
坡还怎么能任意地抨击其中一方或左右开弓。
我已经表明立场，支持美国介人越南。1965年5 月，新加坡仍然隶属马来西亚
的时候，我在孟买的一个亚洲社会主义领袖会议上，对一群左翼听众发表演说。那
个时候，印度的立场中立，但是也抨击美国在越南采取行动。我告诉他们：“身为
亚洲人，我们必须维护越南人民的民族自决权，维护他们不受欧洲人支配的自由和
权利。作为民主社会主义者，我们必须坚持，南越人民有权不受武装力量和组织性
恐怖活动的压迫，以致最终被共产主义所淹没。因此，我们不得不寻求一个方案，
先让南越人民有可能重新获得选择权。眼下他们要么只能选择成为共产党的阶下囚，
要么是让美国的军事行动持续下去。”
我也多次在演说中强调，美国在越南进行干预，是在给东南亚国家争取时间，
东南亚国家的政府必须充分利用这个时机，解决我们社会中存在的贫穷、失业和财
富不均等问题。我并不知道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邦迪后来读了这篇演说。
1966年3 月，我第一次在办公室接见他。他向我保证，美国有意扮演静默的角色，
不想在马来西亚驻军。美国料不到会在越战中越陷越深，如今并不想再插手干预东
南亚其他地区的事务。
美国希望英军继续留驻马来西亚，一方面基于历史因素，一方面也为了更好地
实行“分工”。他们会放手把政策的主要执行工作交由英国人处理，在欧洲列强当
中，也只有英国能负起这个责任。马来西亚若是有意向美国寻求经济援助，美国会
乐于帮助，不过将低调处理。
我问他，假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间发生种族冲突，美国会有什么反应。他坚
持美国不想分人。我强调，美国不应该认为所有海外华人都一个模样，是受中国共
产党人操纵的一个大群体。如果美国政策把所有东南亚华人都看成潜在的大陆间谍，
东南亚华人将别无选择，只好成为华族沙文主义者。他问起我对越南的看法。我说，
要打赢这场仗，南越人的抵抗意志是关键因素，这个因素眼下却不存在。必须让南
越人民信服，他们绝对有机会打赢这场仗。
1966年初，新加坡同意让越南的美国军人到新加坡来消遣娱乐。第一批100 人
于We年3 月抵达，到郊区一座租来的公寓里住5 天。此后，美军每周3 次，由包租
的泛美航空公司民用客机从西贡载来，每年大约有两万人，占当时新加坡总游客人
数的7 ％。对我们来说，金钱的利益不大，却悄悄地表示新加坡支持美国在越南的
行动。
1967年3 月，我再跟邦迪见面。我开始信任他。他说话直率，不哗众取宠，穿
着不讲究，我甚至发现他穿了有破洞的袜子。但是他在不动声色间却流露出十足的
信心。他知道我一直极力要求英军留下来，那也是美国的政策。他向我保证，美国
会继续在越南撑下去，美军至今取得的成绩令人鼓舞。他深信当时在野的共和党也
拿不出其他办法，问题可能会变得非常棘手，但是约翰逊总统下了很大的决心，不
会轻易放弃。因为美国深信他们在越南采取的行动，对东南亚的稳定有很大的贡献。
他邀我在深秋到华盛顿进行非正式访问，避开每年联合国大会开幕前后的人潮。
我将有机会同他们的决策人员与其他政府人士会面和交流。我说，英军正准备撤离
新加坡的基地，我在这个时候到美国去可能让人以为我害怕了。
1967年7 月，邦迪又写信给我，提到伦敦有报道说，我可能让“对东南亚生活
现实了解不足的工党国会议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我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视
访谈中，三言两语便直率地点出美国参与越战的重要性，他表示欢迎。他说，美国
饱受新闻界抨击，声名狼藉，现在能有位不属于美附庸国的领袖挺身而出，站起来
替美国这项不得人心的越南政策说话，让他们深感宽慰。邦迪建议我进行正式访问。
英国防务白皮书才公布不久，拉贾拉南便得宣布我到华盛顿访问的消息，他对此感
到不高兴，认为这会暴露我们的惶恐不安。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去了。邦迪要我
在那一年访问华盛顿，必有他的道理。除了在1962年曾经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废除殖
民地特别委员会会议之外，我就没再到过美国。1967年以前，新加坡在华盛顿没有
使节团，所以我匆匆忙忙到处找人上速成课，以便了解华盛顿时下的政治气候和主
要政治人物的想法。我靠的是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最高专员。我致函当时担任
伦敦《泰晤士报》驻华盛顿通讯员的路易斯。赫伦。50年代他旅居新加坡时是我的
好朋友。我所收集的所有资料当中，数他的最有价值。他是这么写的：“对美国这
样一个超级强国来说，除了苏联和中国，其他国家都是小国。相比之下，新加坡不
过是个小娃娃。相信你不会介意我这样说。除了国务院辖下的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局，
很少有人会留意新加坡。”然而他也让我安心，认为主要因为我对越南局势所持的
立场，让我“享有明智、理性、稳健的名声”。中央情报局事件所引起的纠纷已经
过去。“美国面对的问题有三重：政府、国会和报章。后两者论事，往往只从东方
相对于西方的肤浅角度看问题：你要不就是个共产党人，要不就跟美国站在一起。
美国政府的角度就很不一样。天知道美国政府里傻瓜够多的了，可他们也有一流的
人才。内阁以下的佼佼者有邦迪和他的一个副手，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巴内特，以
及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罗斯托。”其他值得我注意的人物还包括巡回大使
哈里曼，以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曼斯菲尔德，他“见闻广博，不作声却有影响力”。
赫伦简要地描绘了约翰逊，那是我同这位总统见面以前看到的最好的资料。
“他是个怪人，老谋深算，善于操纵别人，有时候不择手段。话虽如此，我必须承
认自己也是少数钦佩他的人之一，尽管我对他的钦佩是有所保留的。他有雄心壮志，
要为国家谋求幸福，尤其为穷人和黑人谋求幸福……腊斯克和麦克纳马拉也值得你
信任。两人都很诚实，为人不错，按老式的说法，就是好人。”
1967年10月，我飞到纽约的肯尼迪机场，再续程到威廉斯堡，住进当地一栋修
建过的房子，家具都是古典的，在威廉斯堡还是弗吉尼亚州首府的时期曾经流行过。
他们带我和芝乘马车游览威廉斯堡。车夫是黑人，穿上历史性的古老服装。这是具
有历史意义的“迪斯尼乐园式”之游。第二天我们乘搭直升机直抵白宫。白宫礼宾
官员事先交代，因为约翰逊总统的右手缠着绷带，握手时得握他的左手。后来我走
下白宫草坪，接受仪仗队的隆重欢迎时，像个守规矩的重军似的握住了约翰逊的左
手。
约翰逊用了许多华丽的辞藻，把我形容为“爱国者、杰出的政治领袖、新亚洲
的政治家”，说‘不光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也一样——凡是人们能努力争取自
由、尊严的生活的地方，新加坡都为所能取得的成就立下一个光辉的榜样“。这种
过度的赞扬有别于英国人的作风，还真使我难为情。我在做出回应时，间接支持他
在越南的行动，却也想知道美国人民是否也相信，美军不在越南坚持下去的话，他
们的后代还会不会继承这个美好的新世界。
欢迎仪式过后，约翰逊立即跟我单独会谈。他是个身材魁梧的得克萨斯州人，
声音低沉有磁性。在他身旁让人觉得渺小。他闷闷不乐，心情烦乱，却想听听我的
意见。他正在努力遏制共产主义势力，阻止他们攻陷南越并在越南以外制造更多麻
烦，如今找到这么一个来自东南亚，国家同越南毗邻的人，能了解、同情，并默默
地支持他的这些举动，他甚感宽慰。
约翰逊说话直截了当。战争赢得了赢不了？他做得对不对？我告诉他，他做得
对，只是在军事意义上，这场战争是赢不了的。不过他可以阻止共产党人取得胜利，
这么一来，越南就会出现一个受到人民支持的领导层，那就是胜利了，因为这个政
府会获得人民的支持，而且是非共的。我毫不怀疑，如果举行自由选举，人民都不
会投票支持共产党人。他听了很高兴，哪怕只是那一刻的兴奋。当晚在白宫的晚宴
上，我问约翰逊美国还能撑多久。他回答说：“是的，美国有决心、有能力熬过越
南的这场斗争……没有什怕言辞能说得更清楚更有信心了。你们那个地区有句话，
很贴切地表达了我们的决心。你们的说法是‘骑虎’，骑到老虎背上。你们骑过老
虎，我们也会这样做。”
晚宴过后，几位参议员带我到楼上俯视白宫草坪的门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曼
斯菲尔德直接问我一个问题：吴庭艳遭暗杀，是好事还是坏事？他来自蒙大拿州，
是民主党参议员，个子高瘦，脸色苍白。我回答说，这是坏事，因为并没有更能干
的人来取代他的领导。要吴庭艳改变政策或者统治的方式，应该还有其他办法，干
掉他只会使局面更加动荡。更糟的是，谁也不晓得今后任何肯站起来为南越而斗争
的领袖，如果拒绝听从美国的劝告，还能不能生存下去。他掀起嘴唇说，是的，是
坏事。他接着问我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问题。我告诉他，根本没什么容易解决的
办法，不能像西部片《正午》所描绘那样，以拔枪决斗的方式，一了百了地把事情
解决。这将是一场艰苦冗长之战，不是什么风光的事，就是为了把这场仗打完，阻
止共产党获胜，让南越领导层崛起，这就算是胜利了。但是这也意味着美国得在南
越长期驻留下去。从他的表情我看得出，要美国人同意这么做是非常困难的。
国务卿腊斯克深思寡言，与其说他是个政治人物，不如说他更像一名学者。我
告诉他，希望下届美国总统能以漂亮的姿态赢得选举，让河内相信美国人民有耐心
有决心把这场战争进行到底。美国如果罢手，形势将不利于所有非共国家。泰国会
改变立场，马来西亚紧跟着将被放到游击队的绞碎器中，受尽叛变行动的蹂躏折腾。
然后，随着各地相互结盟的共产党相继控制了大局，共产党人便会进一步摧毁新加
坡。
副总统汉弗莱说话没什么保留。他深信除了少数不是鹰派就是鸽派的参议员，
70％到80％参议员都支持总统的越南政策。反对的一派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2年
来长大的一代人，他们没尝过战争的滋味，也没经历过真正的经济困境。他们是大
学院校里的反战分子死硬派。像我这样既不结盟，又被公认为政治立场独立的人，
应该公开发表意见，制止美国民意继续受到恶性的影响。除非像我这样的人能协助
约翰逊站稳立场，否则，他担心约翰逊还未被越南挫败，就先在美国被击垮。汉弗
莱讨人喜欢，政治上很精明，对他的强悍和坚定我却有所保留。
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目光炯炯，精力充沛，态度积极。他认怕美国和新加坡两
国的目标完全一样，都希望英军在新加坡留下来。美国人民并不想看到只有美国孤
军作战。他说，英国购买F111战斗机，显示它跟美国关系异常密切，准备承担对东
南亚的义务。那是1967年10月。一个月后英镑贬值，英国决定自苏伊士运河以东撤
出。同参众两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进行讨论时，主要课题都是关于越南。我所给的
回答并未能消除他们的忧虑。他们希望听到的是在一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可以在下
届总统选举以前执行的解决方法。我提不出这类答案。访问哈佛大学时，我同一些
大学生交谈，也会见了美国总统问题专家、哈佛大学政治研究所所长里查德。诺伊
斯塔特教授。我问过邦迪我能不能在美国度短期公休假，以便了解美国人和美国的
制度。我认为自己非了解美国人不可。他们有跟英国人不一样的强处和弱点。美洲
是个辽阔的大陆，美国的决策者并不全部集中在华盛顿或纽约，英国的决策人则集
中在伦敦。美国决策人员分散在50多个州，各州的利益不同，要求也不一。邦迪安
排我会见诺伊斯塔特。诺伊斯塔特答应为我在政治研究所安排一个课程，时间是在
1968年秋季，为期一个学段。这次访美我每天马不停蹄，没完没了地向媒体发表谈
话，也怕不同的团体发表谈话——纽约的亚洲协会和外交学会、哈佛的大学生、圣
路易斯的大学生、芝加哥的外交学会以及洛杉矾的报界和电视台。甚至到檀香山在
太平洋总部总司令家中做客期阳，我也得发表谈话。只有到达夏威夷一个大岛上的
冒纳凯阿火山度假村时，我才算真正放松身心，成天打高尔夫球，并在晚餐过后观
赏风景。新加坡驻华盛顿、堪培拉和惠灵顿使节团传来的报告都不错，但是吴庆瑞
和拉贾拉南却因为我频频替约翰逊干预越南的行动辩护，显得太积极太亲美而焦虑
不安，深恐这可能导致华族基层群众同政府疏离。他们劝我退一步，采取比较中立
的立场。我回国后同两人对此交换了意见，措辞稍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