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保持镇静自若。在我之前飞回国的吴庆瑞，却在新加坡机场对媒体大发牢骚：
“工党出尔反尔……我认为这是背信弃义的不光彩的行径。”
我认为发脾气不管用。我的其他同僚，像拉贾拉南、杜进才。韩瑞生等人都大
失所望，而且担心新加坡的安全和经济会因而蒙受不良的影响。但是他们没有责骂
英国人。气话会惹恼英国的部长，也会激怒驻新加坡的英军司令，他们毕竟是忠于
国家的英国人。我需要英国方面的善意和合作，以便尽量减少撤军过程的摩擦，加
强善意，以免发生像法国人在60年代对付几内亚（西非）一样的事情。法军在离开
时，把军事工场的设备都拆个精光。
事态的突然发展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压力。经济问题会增加，失业人数也会增加。
由于需要建立一支空军部队，我们的防务问题已经变得更艰巨。如何从零开始
建立空军部队，到1971年底有一中队的战斗机能够作战？为了购买霍克猎人型战斗
机，我们第二次跟希利见面，这次他爽快地答应了，并且表示会协助我们加强操作
战斗机的能力。这和不到两年前的1966年10月，我们第一次向他提出时的反应截然
不同。
当时，他对我们摇指头，指我们心怀不轨。
对于新加坡的前途，英国媒体都很同情，但却表示悲观。没了英国军队的开销，
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减少20％左右，而少了英军的防卫，新加坡的未来发发可
危。《每日镜报》报系主席塞西尔。金出席了我在1 月返回新加坡之后的记者会，
他告诉我的新闻秘书阿历佐西说他全心全意支持我，但是情况看来无望。失业率高
加上英军撤退后没有安全感，新加坡的经济必定会走下坡。对新加坡前景抱着悲观
态度的，不只塞西尔。金一人。
为填补英马联防协议终止所形成的真空；英国提议建立以咨询为主而没有约束
力和防务义务的五国联防系统。我知道澳大利亚人的顾虑，印尼可能会误以为五国
——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要联手对付他们。1968年2 月，
澳大利亚的外交部长哈斯勒克在新加坡告诉我，澳大利亚会一直维持原来的军力直
到1971年底，之后他的政府就难以做出任何保证。换句话说，他们有可能会跟英国
一起撤退。我强调，有必要让每个人都清楚认识到，西方盟国无意在1971年以后在
这个地带留下军力真空，而任由苏联或中国或任何人来填上。哈斯勒克强调，澳大
利亚在策划防务安排时的一个基本考虑因素就是新马合作关系。对此，我促请他放
心，因为马来西亚遭受任何侵略对我们而言都是一种威胁。但与此同时，我鼓励他
向马来西亚表明，它跟澳大利亚签署任何双边协议时都不应把新加坡排除在外。我
向他追述，1967年12月敦拉扎克和我虽然乘搭同一班机前往墨尔本出席霍尔特总理
的追悼会，但在整个旅途中他却完全当我不存在。后来敦拉扎克向在约翰。戈顿接
任之前担任澳大利亚代总理的副总理麦尤恩提出想要签订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的双
边协议，被后者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于是，敦拉扎克立即变得和气通达，在飞机上
花了三个小时跟我讨论了马来西亚的国防与安全问题。从此以后，新加坡和马来西
亚在防务上的双边关系便大大地改善了。
实际上，敦拉扎克在1968年3 月告诉林金山和吴庆瑞，我们两国的安全问题是
分不开的，而马来西亚也负担不起巨大的军事开支。他认为，新加坡是个弹丸小国，
最容易被偷袭，所以应该着重加强空防能力，拥有长海岸线的马来西亚则应该集中
发展海军力量。这么一来，我们就可以相辅相成，互补不足。他说：“我们代表两
个不同的领土，双方是平等对话。可以达成协议的，我们就携手合作。谈不拢的，
就暂搁一旁。”
1969年5 月吉隆坡发生种族暴乱事件，接着马来西亚国会中止后不久，敦拉扎
克代表马来西亚到堪培拉出席五国联防总理会议，以讨论英军在1971年撤走之后的
防务安排。会议前，澳大利亚国防部常任秘书通知我们戈顿总理不会出席会议。负
责外交事务的常任秘书在私下会谈中对我说，戈顿怀疑马来西亚政府有能力控制当
时的局面，并认为更多的种族麻烦会接踵而来，而新加坡将会被“卷人”这场争端
之中。戈顿对马来西亚已完全失去信心，他不愿意跟马来西亚有任何的防务合作。
英国人要撤出本区域已使澳大利亚人非常不快，他们不要再负起防卫马来西亚
和新加坡的责任。戈顿预见要是澳大利亚再对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做出新的防务承诺，
大祸就会临头，他担心选民会有不良的反应。
然而戈顿却在最后一刻出现为会议主持开幕式，但是在致词后就离席。他强调
有必要维持本地区的种族和谐，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也有必要表明两国的防务是不可
分割的。敦拉扎克和在场的马来西亚官员的脸部表情显示他们极度沮丧。
当晚，我到敦拉扎克的酒店客房跟他会谈。我决定把歧见抛在一旁，全力支持
他所争取的，即1971年以后，五国联防防务安排的司令官应对五国联防的代表负责，
而不是如澳大利亚所提议的，只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负责。敦拉扎克顿时振作起来。
会议接近尾声时，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弗里斯澄清说，如果马来西亚遭受攻击，
他们可以派遣澳大利亚军队到东马或西马去。
英国放弃苏伊士运河以东，保守党大表震惊。197 年1 月，希思以英国反对党
领袖的身分访问新加坡。在我的安排下，他跟所有主要部长会谈，以便对新加坡的
经济发展、政治现状、社会怕况以及建立防卫兵力的进展，有个全面的概念。我同
时也请皇家空军派出一架直升机，载他到空中观赏新加坡的景色。这使他留下深刻
的印象。他告诉报界，他将“制止”工党推行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军的计划。他说
：“英军撤退后再回来的问题根本不存在。问题是英军仍然留在这里，保守党政府
一上台，将制止撤军行动。”他还补充说，他“对这个小岛所取得的非凡成就留下
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些成就都建立在对未来具备信心以及整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
基础上”。我希望英军司令注意到这句话，不要急于把军队撤走。
五个月后，1970年6 月，希思领导的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他本人出任首相。
希思的国防部长卡林顿勋爵在同一个月访问新加坡的时候，宣布英军将依照原
定计划撤走。不过英国将在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平等的基础上，在新加坡保留一些
军队。
他私下告诉我，英国不会留下任何中队的战斗机或运输机，只留下四架宁录型
侦察机、一小队大旋风型直升机和一营军队驻扎在义顺军营。此外，在整个苏伊士
运河以东的地区，将部署五艘快速舰／驱逐舰。至于英马联防协定将由“协商性质
的政治承诺”取代。很显然地，英国希望以伙伴的身分，“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
五国联防，而不是以领袖自居。
1971年4 月中，五国总理在伦敦会聚，敲定取代英马联防协定的政治安排。其
中关键性的字句是：“今后马来西亚或新加坡若遭受外国策动或支持的武装攻击或
威胁，有关政府将立即聚首会商，以决定采取什么共同或个别的措施应付这种攻击
或威胁。”“立即会商”总比完全不会商好。
1971年9 月五日，五国联合空防系统建立起来。同年10月31日英马联防协定由
五国联防协议取代。英国一手承担本区域安全的时代结束了，今后维护安全的责任
须由我们自己挑起。
然而安全并不是我们惟一关注的问题。我们必须能养活自己，说服投资者把资
金投在新加坡，设立制造厂和从事其他生意。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在少了英军庇护和
没有腹地的情况下生存下去。
4、绝处求生
我们的生存原则很简单，只有一个：新加坡必须比本区域其他国家更加刚强勇
猛，更加有组织和富有效率。新加坡的条件再好。如果没有办法超越邻国，外国商
家还是没有理由以这里为基地的。换句话说，尽管我们缺乏国内市场和天然资源，
我们一定要提供条件让投资者能在新加坡成功营业，有利可囹。
1965年独立后几个月，一位奉派前来协助新加坡的印度政府经济策划官员，交
给我一份厚厚的报告书。我看了看摘要，在确定他的计划是以新马建立共同市场为
基础之后，便向他道谢，然后把报告书束之高阁。他不了解，当初新马尚未分家时，
马来西亚尚且不愿意跟我们建立共同市场，现在我们独立了，机会更加渺茫。我们
原本扮演英帝国在东南亚的行政、商业和军事中心的角色，如今这个角色被剥夺了。
除非我们能够找到一个新腹地，并且跟这个腹地保持联系，否则前途将是很暗淡的。
在这之前几个星期，我见过我们的荷兰籍经济顾问阿尔贝特。温斯敏博士。他
描绘的局面严峻暗淡，却并非绝望。由于印尼的对抗，失业人数上升了。没有新马
共同市场，跟印尼又没有贸易往来，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到1966年底，失业率
预计将超过14％，这意味着新加坡社会可能出现动乱。他说：“新加坡正走在刀刃
上。”他建议同马来西亚签署共同市场协议（那是行不通的），并以物物交换方式
恢复同印尼的贸易。他也建议我们设法争取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同意，
让新加坡的制成品以比较优惠的条件输人它们的市场。
196 年，温斯敏首次率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一个调查团，到新加坡来指导新
加坡实现工业化。记得他在1961年向我提呈第一份报告的时候，给新加坡的成功定
下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消灭共产党人，有他们在就无法有经济发展；第二、不要
拆除莱佛士的塑像。1961年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势力正膨胀到了极点，天天都在设法
摧毁人民行动党政府，在这一种时刻告诉我应该把共产党人消灭，对这个荒谬之至
的简单解决办法，我不禁哑然失笑。保留莱佛士的塑像倒不难。我和我的同僚无意
改写历史，无意重新为街道和建筑物命名，或是让自己的面貌出现在邮票和钞票上，
名垂千古。温斯敏说，我们需要大规模地获取欧美的科技、管理、企业和市场知识。
投资者想看看新加坡的社会主义新政府将会如何处置莱佛士的塑像。把它留下将被
视为一种象征，显示公众接受了英国的遗产，这样做可能产生正面的影响。我过去
不曾这样看待这个问题，却乐于让这座有纪念意义的塑像留下来，因为莱佛士是现
代新加坡的创建者。要是莱佛士1819年没有到这里来建立贸易站的话，我的曾祖父
就不会从中国东南部的广东省大埔县移民到新加坡来。英国人建立了一个商业中心，
让他和成千上万个像他那样的人，有机会过比国内好的生活。随着清朝的没落解体，
他们的家乡正在经历一场大动乱。
1965年，我们同样面对暗淡无比的前景，以致我得指示当时的财政部长林金山
派遣贸易代表团，怀着“也许还能招到一点生意”的渺茫希望到非洲访问。代表团
由新加坡四个商会和厂商公会的成员组成，他们访问了东非和西非多个国家，做成
的生意却不多。
我们从1959年第一次执政以来，便尽力解决失业问题。经过几年的努力，我的
内阁同僚们都知道，要生存的惟一的办法是推行工业化。新加坡的转口贸易已经到
达顶限，往后会进一步式微。印尼仍然跟我们对抗，马来西亚决意避开新加坡。我
们想方设法，愿意尝试任何切实可行的点子，只要能制造就业机会，我们不必负债
过日子就行。一位饮料制造商向我建议推动旅游业。这种行业属于劳工密集型，需
要厨师、女佣、侍应生、洗衣工人、干洗工人、导游、司机和制造纪念品的手工艺
人，最理想的是发展这个行业所需的资金很少。我们设立了新加坡旅游促进局，并
委任电影业巨子邵氏兄弟公司老板邵仁枚为主席。邵仁枚是最适合担任这个职位的
人选。他出身于电影界和娱乐界，对视听娱乐项目的包装和宣传了如指掌，对如何
让游客在陌生的地方享受乐趣也知之甚详。他请人设计了一个狮身美人鱼鱼尾的标
志，称为“鱼尾狮”。标志用混凝土制成，矗立在新加坡河口，由我主持了启用礼。
除了偶尔在来访的专业人士或商家的集会上讲话以外，我对旅游业的发展做得很少。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这个行业倒制造了不少的就业机会，给许多空空如也的口袋带
来一些收人。它固然使失业人数减少，却无法彻底解决问题。
为此，我们集中精力，设法招商到这里设立工厂。尽管新加坡只有200 万人口，
国内市场很小，我们却保护本地装配的汽车、冰箱、冷气机、收音机、电视机和录
音机，希望日后这些产品当中有部分会在本地制造。我们鼓励本国商家开设小型工
厂，制造植物油、化妆品、蚊香、发膏、金银纸，甚至是樟脑丸！我们也吸引了香
港和台湾的投资者，到这里来开设玩具厂、纺织厂和制衣厂。
多次失败的教训刚开始的时候情况并不妙。尽管我们花费了大笔资金兴建基础
设施，位于新加坡西部的裕廊工业区依然空荡一片。我们也有多次失败的教训。新
加坡缺乏自来水，面积太小，经受不起沿岸海水受到严重的污染。尽管如此，经济
发展局还是跟一个毫无制造业经验的商人搞合资企业，投入再生纸的生产活动。此
外，在缺乏技术的情况下，我们也投资生产陶瓷用品。最后，这两宗生意都失败了。
我们跟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合资，创立裕廊造船厂，用来造船和修船。同石川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