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途径加以约束，以免示威府动超出可以容忍的范围扰乱治安。如果韩国能把民主
进程的速度放慢一些，在那期间制定所需的法律来调控示威和抗议，或许人民在示
威抗议时，就不会那么肆无忌惮，像愤怒的工人同学生跟警察对峙那样。领袖和人
民之间的社会契约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获得更新。他们有必要重建人民的信心，让人
民知道不论是成功和较不成功的人、较优秀和受较低教育者，以及管理层人员和工
人，都将获得平等的对待。为争取快速增长，各任总统遵循的政策对工业家、经理
和工程师非常有利，工人却没得到什么好处。随着国内生产总值上升，贫富悬殊也
跟着扩大。不过，我相信一旦制定了新的社会契约，韩国人将再次朝气蓬勃地稳步
前进。他们充满活力，勤奋和能干。自强不息的文化，驱使他们努力争取成就。
几次尝试不果之后，朝鲜和韩国领导人终于在2000年6 月13日在平壤举行峰会。
韩国人在观看电视现场转播时，大为惊讶。被形容为恶棍的朝鲜领袖金正日，显得
热情、幽默和友善。韩国人都为此而兴高采烈。即使是疑心最重的人，对他也留下
深刻的印象。
几天之后，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访问北京和汉城。在汉城，她表明美军将留
驻韩国。但是，如果关系继续解冻，她必定估计得到朝鲜将会施压，要求美军撤走，
而韩国人也会鼓动和支持。如果朝鲜停止发展导弹，美国也就没有必要发展国家导
弹防御系统了。
就在峰会当天下午，我在北京会见了江泽民主席。他当时兴致很高，愉快地向
我描述了他在电视上见到两位领袖握手的画面。江泽民有理由感到满意，因为金正
日在峰会之前两星期，曾罕有地访问北京，同他讨论了这件事。
33、香港的回归
……商界和专业界精英开始在心理上进行调整，接受香港即将成为中国的特别
行政区的事实。香港中文媒体态度变得温和起来，即使是一份桀骜不驯的中文报纸
也收敛了许多。
我在1954年乘搭意大利客轮亚洲号首次游览香港。客轮在当地停留了三个晚上，
让我和芝有机会在这块殖民地上闲逛。面向海港的香港本岛是个摧班妩媚的城市，
跟对岸九龙欣欣向荣的市镇遥相辉映。市中心背靠着海拔大约1000米的太平山，公
路和房屋掩映其间，景致迷人。
香港人勤奋，货品价廉物美，服务一流。一天早上，有人带我到一家裁缝店定
做两套西装，让裁缝师傅量身。下午回到小店试穿新装，裁好的西装当晚就送到船
舱。这是新加坡裁缝师傅所无法做到的。当时我不曾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
解放大陆，约有一两百万中国难民潮水般涌入香港，裹挟着大批来自中国最杰出的
企业家、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他们有来自上海的，也有来自浙江、江苏和广东的。
这些大陆精英形成了一个厚实的人才基础，再加上一批较有创业精神和足智多谋的
中国工人，他们携手把香港转变成世界最有活力的城市之一。
对全世界来说，香港和新加坡是两个相似的华人城市，规模大小也差不多。对
我而言，两地显著的差别不少于彼此的共同点。香港土地面积比新加坡大一倍，挤
满香港本岛、九龙半岛和新界地区的人口，也比新加坡多一倍。1949年的香港，无
论政治或经济环境都是一片灰暗，纯粹依赖大陆的自我克制作为生存条件。一声令
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随时会开进来。但是，即使变数再大，即使有着朝不保夕的惶
恐，香港仍然繁荣兴盛起来。
新加坡当时没有面对如此惨淡的局面。我庆幸我们那时无须像香港那样面对极
大的压力，生活朝不保夕。即使1957年马来亚独立了，新加坡在经济、地理上还是
同马来半岛一脉相承，人民和商业往来不曾间断。直至1965年被迫脱离马来西亚，
我们才真正面临相似的茫无头绪的未来。但是跟香港不同，我们没有大陆源源涌来
的150 万难民。也许如果能吸引到这一股难民潮，以及随之而来的最出色的企业家
和最勤奋耐劳、足智多谋。干劲十足的人才，我们就能拥有同样的额外竞争优势。
事实上，1949年同样来自大陆的难民浪潮何尝不也助台湾一臂之力。若不是有这个
浪潮，台湾不可能把1949年以前治理中国多年的顶尖领导人才，都吸纳过去。他们
的行政，加上美国的援助，改变了台湾。当这一切在1949年发生时，我还不了解人
才的重要性，特别是创业人才，也未曾意识到这些训练有素的人才，正是改变社会、
提升社会的酵母。
1962年5 月我重游香港，映人眼帘的尽是高楼大厦和百货商店，足见香港在短
短8 年内已远远超越新加坡，走在前头。1965年独立以后，我几乎每年都会到香港
走一趟，看看香港人如何克服困难，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我把香港当做获得灵
感和启发的源泉，从香港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一个刻苦奋斗的社会能有所作为。我也
希望吸引香港商人，尤其是制造商，到新加坡设立纺织厂或其他工厂。但是这一番
苦心却得不到香港传媒的善意对待，他们写了不少贬抑新加坡的报道，劝阻香港人
离开。
1970年2 月，香港大学颁发名誉法学博士学位给我。我在致词时说：“作为现
代化进程的先驱，香港和新加坡可以充当催化剂，协助周遭的传统农业社会加快蜕
变的步伐。”我希望“它们会成为集散地，不光是集散发达国家制造的精细产品，
更重要的是也能传播社会价值观、纪律、技术和专门知识”。十年后，两地果然都
做到了。那次访问香港之后，我致函经济发展局，说明因为有中国的因素以及99年
英租新界合约在1997年期满所引起的政治变数，新加坡可以从香港引进入才和技工。
我们也可以在香港面对缺乏技能和信贷的时候，借出这些资源。香港人在每一次受
挫后东山再起的能力，使我十分钦佩他们。7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香港跟新加坡一
样深受打击，香港人却能更迅速地自我调整。商品削价、员工接受减薪，香港仅有
的几个工会组织没有跟市场力量对抗。新加坡的情况则不同。我们必须努力减轻通
货膨胀和经济衰退带来的冲击，保护工友避免受到生活水平骤降的影响，并协助化
解劳资之间的问题。
香港人依赖的不是政府，他们自力更生，靠自己靠家人。他们格外勤奋，沿街
叫卖兜售，制造一些小巧玲珑的东西，或者买进卖出，做生意不放弃任何运气。香
港人谋求成功的意念无比强烈，家庭成员、家族成员之间的联系分外密切。早在佛
利民推崇香港为自由企业经济的模范之前，我已清楚认识到只设少许社会安全网。
甚至完全不设安全网的好处。这样的环境激发香港人力争上游。他们同殖民政府之
间没有一纸社会契约。香港人和新加坡人不同，香港人既不能管也不去管防务问题，
也不管群体利益。香港不是一个国家。
这就是港新之间的天渊之别。我们非是个国家不可。否则无法生存。教育、医
药、住房，样样都得提供津贴，不过我也设法避免社会因福利主义导致衰竭。但是
一谈到活力和干劲，新加坡人永远赶不上香港人。在香港，谁要是失败了，只会怨
自己，自叹倒霉，然后重新振作，东山再起，希望下一次会转运。新加坡人对政府
对生活的态度截然不同。n 他们选择就业保障，喜欢无忧无虎的0 生活，若不成功
就怪罪政府。因为新加坡人认为政府的责任就是确保他们生活得更舒适。他们期望
政府不只提供公平的竞争场所，最好还能在竞赛结束时。对赛绩不佳的人也能提供
一些奖品。新加坡人投票选出自己的议员和部长，并认为他们应该把所有的奖品分
给自己。
一名移居新加坡的香港企业家向我一语道尽新港之别。他在70年代初到新加坡
开设纺织厂和成衣厂，把在香港的几名管理人员带来，另聘几名新加坡籍经理。他
的新加坡籍经理在1994情仍为他效劳，而来自香港的几名经理却已各奔前程，自立
门户，成为他的竞争对手。他们认为既然自己对这门行业的认识不比老板浅，没理
由还得留下来帮他打天下。他们只需一笔小资本，一旦筹足本钱就走，头也不回。
新加坡人欠缺的正是这种肯冒风险争取成功，以成为大亨巨贾的企业家精神。幸好
近年来情况有好转的迹象。随着区域经济迅速增长，向外发展的年轻专业人士也多
了。他们总是先当个受薪经理，享有奖励性的股份选择权，在认清了风险所在，自
信有能力应付之后，才放胆去闯天下。我们成功吸引了一批香港纺织业、成衣业、
塑料业和珠宝制造业的企业家，几个玉器和象牙雕刻师傅以及一些家具制造商。六
七十年代，香港投资商深受新加坡欢迎，因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为新加坡的商业
环境注入了乐观的激素。他们当中最出色的人才仍选择留在香港，怎么说在香港赚
钱要比在新加坡来得容易。但是如我们所愿，他们在新加坡开设了分公司，委派自
己的孩子前来管理。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发表后，香港前途问题尘埃落定，我邀请一组香港商界和
专业界的主要代表人物，在8 月新加坡庆祝国庆的那一周前来访问。结果，一群香
港商业巨子联合投资了20多亿新元，在新加坡兴建全国规模最大的会议展览中心和
办公大楼，称为“新达城”。中心落成一年后，即1996年12月，我们在那里主办了
世界贸易组织第一届部长级会议。这个会展中心，也是香港集团在北美洲和澳大利
亚多个太平洋沿岸城市撒下的“留窝蛋”之一。香港媒体以为新加坡不过想要挖走
当地的精英，它们却不曾了解，香港在回归中国之后继续成功，才是真正符合新加
坡的利益。要刮尽香港的人才只是一次过的事情，欣欣向荣的香港却能带来源源不
断的商业机会和好处。
英国统治者治理香港，摆脱不了大英帝国的古老传统作风——孤傲自大，居高
临下，以恩赐态度对待当地人，甚至对我也如此，只因为我是华人。早期的港督人
选由英国殖民部升上来，这种现象在1971年以后有了改变。麦理浩原是英国外交部
一名资深官员，在走马上任前，他决定先到新加坡访问。香港当时饱受贪污之风的
困扰，他想了解我们怎么整肃贪污歪风，同时看看我们在教育方面的成就，尤其是
工艺学院，因为香港当时并没有这类学院，在工艺教育方面几乎从未进行任何投资。
他也想参观这里的公共住房，希望在情况恶化之前，及时改善香港的住房条件。
港英政府尚算清廉诚实，只有麦理浩出任港督前的大约十年例外。在那一段时
期，贪污猖撅，迫使他不得不采取以新加坡反贪污法令为基础而制定的严厉措施。
当然，殖民统治的游戏规则，难免对英国商人有利。汇丰和渣打是两大港币发行银
行。英资财团“洋行”（大型贸易公司，后来都成了集团企业）都享有特权。只不
过进入英国治理香港的最后十年，随着许多“洋行”逐渐由香港华人收购，原有的
种种特权才渐渐丧失。
下一任港督卫奕信在1987年走马上任以前，也到新加坡走了一趟，借此了解一
个以华人为主的社会如何组织起来和解决问题。卫奕信也是外交官，是中国问题专
家。他想了解新加坡争取独立的经验。我告诉他，我们的条件不一样。我们原已并
人马来西亚，而后意外地取得独立，以致我们不得不主宰自己的命运。香港特别行
政区将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任何受委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在维护香港利益的同时，
还必须了解中国，学会同中国领袖共处。
一直到1992年为止，英国采取的治港政策是在打算进行任何政策性基本改革时，
必先寻求中国的意见，彼此磋商，然后才正式宣布。英国希望争取坐上所谓的“直
通车”。换言之，确保这趟直通车开到1997年7 月1 日，届时香港回归中国后，不
会更换车头或车厢。1989年天安门事件震撼全世界，待人们定下神来，英国政府深
感有必要做一些超越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协议范围的事情，才能自我安慰地说已竭
尽全力，为香港人在回归中国议后的生活方式提供了保障。天安门事件爆发6 个星
期后，我们主动提出为香港25000 个家庭提供“原则上批准的永久居留权”，允许
他们在必要时才移居新加坡。原则上批准的永久居留权有效期是5 年；之后还能延
长5 年。这样的安排使香港不致在极度动荡不安的时期，还要面对人才外流的问题。
消息宣布后，港人在新加坡驻港专员公署门前大排长龙，等着索取申请表格，几乎
酿成暴乱。1990年五月我在香港同卫奕信总督会面时向他保证，发出这类居留权绝
非有意摧毁香港。香港若欠缺技能和信贷，我们定然惜出这些资源，反之亦然，让
双方都能从彼此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资源中获益。引起如此纷乱激动的反应，是我
们始料不及的。好些申请者因为缺乏必要的教育和技能水平而过不了关。一年后，
我们总共发出庄万张原则上批准永久居留权的许可证，比原定的多了一倍。到1997
年，仅有8500人移居新加坡。香港很快从天安门事件的震惊中恢复过来，迅速上了
轨道。在香港赚钱要比在新加坡或其他地区容易得多。事实上，许多移民加拿大、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香港人，后来都回流了，不过多数把家人留在国外。彭定康也
跟前任总督卫奕信和麦理浩一样，于1992年7 月赴港走马上任途中，先在新加坡停
留。经过一个小时的会谈，我感觉到他有意逾越中英协议的范围，于是问他：“你
手上有什么牌？有什么新东西？”他没有回答，反而重复了我的问题：“有什么新
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