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跟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合资，创立裕廊造船厂，用来造船和修船。同石川岛播磨
重工业合作之后，我们开始建造14000 吨的自由型轮船，后来造九万吨的油槽船。
但是新加坡既不生产钢板，又不制造引擎，这些东西必须从日本进口。在完成建造
16艘自由型轮船和三艘油槽船之后，我们便停止了，最终只建造一万吨以下的小船。
造船无利可图，不像修船，需要很多工人。
在最初几年，任何厂商都受到欢迎。例如，1968年1 月，我在伦敦讨论英军撤
退问题期间，马克斯一斯潘塞有限公司的董事主席马库斯。西夫到伦敦的酒店来找
我。他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上看到我。他向我提出建议时说，华人的手挺灵
巧，新加坡可以制造钓鲑鱼的鱼钩和诱饵，这些产品的价值高，因为鱼钩所使用的
羽毛必须巧妙地固定在钩子上。此外他说还有其他类似产品，不需要多少资本设备，
却能制造许多就业机会，而他的零售网可以协助销售这些货品。看来我在电视上的
样子一定是可怜兮兮的，以致他抽出时间来见我。我向他道谢，但是这一次见面并
没有带来任何成果。不久之后，挪威鱼钩制造公司马斯塔德前来新加坡投资设厂，
雇用了几百个工人，生产各种各样数以百万计的鱼钩，但没有装上羽毛用来钓鲑鱼
的那一种。
1968年至1971年，新加坡的经济因丧失了英军开支而蒙受重挫。这项开支占新
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直接提供了三万多份工作，间接地在支援服务领域
提供另外四万份工作。我下定决心，在面对英国的援助——应该说是任何外来援助
的时候，我们绝对不抱和马耳他人一样的心态，而要反其道而行之。
1967年，我前往马耳他考察当地人如何应付英军撤退后的生活问题，结果却大
吃一惊。由于阿以六日战争在三个月前，即6 月份爆发，苏伊士运河关闭了，船只
不再通过运河，马耳他的船坞因此关闭。但是码头工人照旧领全薪，还把干船坞注
满水，在里头打水球！我大感震惊，他们竟然指望英国不断施舍，他们是多么依赖
外来援助啊！英国相当大方地给予裁员补偿，其中包括：被裁者过去每服务一年便
能获补偿五个星期的薪金，他们也被安排到马耳他政府机构接受三个月的重新培训，
费用也由英国支付。这么一来，自力更生的精神没养成，却养成了依赖性。
1967年，希利答应给我们提供“可观的援助”，以抵消英军撤退所将造成的经
济损失。我深信，新加坡要成功，人民绝不能有依赖援助的心态，我们必须自力更
生。所以有关英国援助的谈判尚未开始，我就在1967年9 月9 日在国会里指出：
“在基地建立起来，英军进驻之前，新加坡已经繁荣昌盛。如果我们做事明智，干
劲十足，基地拆除之后，新加坡会变得更强大，经济上更依靠自己。”我的态度是
：希望英国人尽早通知我们，他们认为哪些设施会变得多余，在仍然作为军事用途
时移交给平民管理，例如海军船坞；其次，外来援助应该是通过工业给新加坡提供
就业机会，而不是使我们对不断注人的援助产生依赖。我向新加坡的工人发出警告
：“国际社会没有责任为我们提供生计，我们不能够靠讨饭钵过活。”
我们最能干的常任秘书韩瑞生，提出了一份英国资产可以改为民事用途的清单。
英国人概述了将如何处理他们所占用的房地产，它们的面积共达15000 英亩，占新
加坡总面积的11％。至于那些作为经济和防务用途的土地，将免费交回给新加坡，
其余的土地则请新加坡政府协助，在公开市场上出售。但是谈判还没有结束，英国
就在1968年1 月宣布将在1971年完成全面撤军。
我在同一个月份回到新加坡，通过电台广播发表讲话：“新加坡如果是个软弱
的社会，早就毁灭了。软弱的人民会推选答应以轻松的方式解决问题的人，而事实
上这种方式是不存在的。新加坡的一切都不是免费的，连用水也得付钱……英国人
离开之后，这里会出现一个蓬勃兴旺的工商业和通信中心，历久不衰。”我强烈地
感觉到，在未来争取新加坡生存的斗争中，人民的士气和信心将会发挥决定性的作
用。
成立基地经济改用局同年2 月，我们成立了基地经济改用局，由韩瑞生主持。
我把这个机构交给总理公署管辖，使韩瑞生跟其他部门打交道时更有影响力。他的
主要任务是重新培训和安置冗员，接管英军正在撤离的土地和其他资产，并把这些
土地和资产用在最需要的方面，同时就缓和撤军冲击的援助问题进行谈判。
在移交房地产和提供援助方面，最重要的是避免引起仇恨与摩擦，否则会打击
人民的信心。同英国的关系一旦破裂，任何援助都弥补不了失去的信心。此外，我
仍然希望1971年过后，依然会有部分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留下来。1968年
2 月，我告诉新来的英国最高专员阿瑟。德拉马尔爵士，英国政府给什么新加坡都
接受，却不强求。我促请英国人把他们认为没有用的东西留下来给我们，而不是按
照惯例把它们毁掉。这样不但卖了个人情，还可以便亲英情绪得以在新加坡保持下
来。
到1968年3 月，谈判结束了，英国答应提供5000万英镑的配套援助，只能用来
购买英国的货物和服务，其中25％是赠款，75％是贷款。我们把半数用在发展计划
方面，半数用来购买英国的防务配备。英国同意把三巴旺的海军船坞移交给新加坡，
包括皇家海军原可轻易拖走的两座珍贵的浮坞，条件是新加坡政府签订为期五年的
合约，委任斯旺与亨特公司为主管代理。1967年6 月在伦敦的时候，我见过约翰。
亨特爵士。同年10月到斯卡伯勒出席工党大会之后，我参观了他在泰恩赛德的船坞
时再次见到他。美国人渴望让海军船坞维持下去，月和2 月派了陆军和海军代表团
到来视察设施。1968年4 月韩瑞生告诉我，从1968年4 月到6 月，美国会试用三巴
旺的修船设施，提供四五百万新元的生意。那是最令人鼓舞的消息。
把海军船坞改为民用的计划成功了。斯旺与亨特在三巴旺船坞和新加坡的民用
船坞发巴都生意兴隆。1978年两份五年合约期满后，公司的一名高级经理内维尔。
沃森决定继续留下来，在新加坡专为管理三巴旺船坞而成立的胜宝旺船厂有限公司
任职，最终当上集团总裁。胜宝旺船厂的业务蒸蒸日上，日后多元化地发展成为胜
科工业集团，在新加坡股票交易所挂牌。
位于新加坡港口岸外，原来住着一营英国辜加兵的绝后岛，变成了旅游胜地
“圣淘沙”（宁静之意）。温斯敏博士先后劝阻我把它发展成为军事训练区、赌场
和炼油厂。这些建议是不同政府部门向韩瑞生主持的基地经济改用局提出的，即使
没有人劝阻，我也不会答应。福康宁同样保留下来，山上有地道和地堡，在日本占
领新加坡之前，英国陆军总部就设在那里。山上的建筑改建成俱乐部，供人们消闲
玩乐。实里达机场改为民用，供货运小飞机和小型商用飞机起落。樟宜皇家空军基
地通过填土工程进行扩大，发展成为有两条跑道的樟宜国际机场。巴西班让军事中
心现在成了肯特岗新加坡国立大学26000 ）名大学生的校园。
韩瑞生以有条不紊和不大事张扬的方式，把英军的房地产改为经济用途。在经
济发展局，他的手下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前来，在前英军土地上开设工厂。房
地产的移交过程从1968年开始，于1971年，也就是在石油危机爆发前两年完成，我
们可说是相当幸运。当时世界经济繁荣，世界贸易每年增长8 ％到10％，新加坡因
此更能得心应手地把前英军土地改为民用。
撤军工作是在双方都怀着善意的情形下进行的。我们从海外吸引到新加坡设厂
的投资商，雇用了三万个被裁退的工人。待撤军行动于1971年结束时，老百姓心里
是踏实的。失业问题解决了，没有一块土地或一栋建筑是荒废弃置的。英国的一营
兵力和一个中队的直升机，加上澳大利亚部队和新西兰部队，组成了五国联防，使
本区域得以维持稳定和安全。
1968年秋天，我拟订了丧失英军开支的对策之后，到哈佛度一个短期进修假。
我出任总理已有九年，该充一充电了，找些新点子，好好思考未来要走的路。肯尼
迪政府学院颁发荣誉院士的名衔给我，还安排了早、午、晚餐的饭局和一系列讲座，
让我和一大群大有来头的学者见面。在交流中，这些学者提出许多独到而有趣的见
解。从书本里，从跟雷。弗农教授等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的谈话中，我汲取了许多
关于美国社会和经济的知识。弗农让我了解到科技、工业和市场的性质如何不断改
变，成本，尤其是劳工密集工业的工资又如何决定利润，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香
港企业家之所以能够建立那么成功的纺织和成衣工业，原因就在于此。香港人灵活
善变，随着时装潮流的改变而改变生产线、图样和设计，这是同台湾和韩国同样灵
活与成本较低的制造商进行的一场永不结束的竞赛。香港的推销人员经常飞到纽约
和其他大城市，征求买客的意见。弗农使我摈弃了过去的看法。我原先以为工业是
逐渐演变的，而且甚少从发达国家转移到较不发达的国家。事实上，在海空运输可
靠又廉宜的有利条件下，要把工业转移到新的国家是可能的事——只要有关国家的
人民遵守纪律，接受训练学会操作机器，政府又能保持稳定和高度的办事效率，方
便外国企业家前来。
1967年10月，我第一次到美国进行官方访问，在芝加哥一个午餐会上，向50名
商人详述了新加坡如何从1819年一个仅有1120人的渔村，发展成为拥有200 万人口
的大都市。有这样的成就是因为新加坡奉行以下的哲学：我们所提供的货物和服务
要“比任何人都便宜，质量也更好，否则便死路一条”。他们反应良好，因为我不
是伸手向他们求援。他们对新兴独立国的领袖伸手求助，早已习以为常。我注意到，
我这种“不靠讨饭钵”的作风博得他们的好感。
1968年11月，我到纽约经济俱乐部向大约800 名企业高级决策人员发表演说。
我采取冷静务实的态度，分析新加坡的问题和本地区的危险，尤其是越南战争，这
种基调博得了听众的良好反应。我尽力用务实而乐观的口吻结束演说，描绘出严峻
局面中的一线希望。他们提出难以答复的问题，我—一坦诚直接地回答了。几个执
行人员过后写信向我祝贺。那一晚之后，经济发展局的驻纽约代表曾振木发现，要
会见美国企业界数一数二的执行人员，比以往容易多了。日后每逢我访问美国，他
都安排我同20到50位执行人员会面，通常是在午餐或晚餐前喝上一两杯，进餐时在
主桌跟重量级的公司总裁交谈，然后演说20分钟，随后是答问。曾振本向我解释，
大部分美国企业的主要执行人员没有时间到新加坡走一趟，但是在决定前来设厂之
前，总希望见见这里的负责人，加以评估。这类会面往往能交出一些成绩，因为温
斯敏向我解释过他们的想法。他的儿子在美国一家颇具规模的商业咨询公司做事，
十分了解美国人如何衡量商业风险：他们追求政治稳定、经济稳定、金融稳定和良
好的劳资关系，以确保为世界各地的顾客和子公司供应产品的生产活动不受干扰。
那年12月，我会见了远东美国理事会的另一批美国执行人员。原定只有100 人
准备出席，经过经济俱乐部那一夜，话传开去，说聆听我演讲是很值得的，出席人
数结果增加到200。我在写给内阁的一张便条里抱怨说：“一面进餐一面谈话，又要
保留气力，不敢大吃大喝，以免不够机警敏锐，那是相当吃力的事。这是为吸引美
国投资而付出的部分代价。”
经过几年令人泄气的反复摸索，我们断定新加坡应该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美国
跨国企业身上。60初年代台湾人和香港人到新加坡设厂，带来了低科技工业，如纺
织厂和玩具厂等等，它们属于劳工密集的工厂，但是规模不大。美国跨国公司到这
里来设立的是高科技的工厂，规模大，能制造许多就业机会。它们够分量，有信心，
相信美国政府会继续留在东南亚，它们的资产有所保障，不怕被人没收或蒙受战争
的损失。
我的想法逐渐趋于具体之后，便订下双管齐下的策略，以打开不利的局面。首
先是像以色列一样，逾越整个地区。我是在1962年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派来新加坡
的一位专家讨论之后，产生了这种想法＊年我访问非洲的时候，在马拉维又遇到这
位专家。他告诉我，尽管以色列面对的敌视环境比新加坡有过之而无不及，却能够
想出解决困难的办法，那就是逾越抵制他们的阿拉伯邻国，同欧美进行贸易。既然
邻近国家一心要削弱跟新加坡的联系，我们就必须跟发达地区一美国、欧洲和日本
挂钩，吸引它们的制造商到新加坡来进行生产，然后把产品输往发达国家。
发展经济学学者当时普遍地把跨国公司看成廉价土地、劳工和原料的剥削者。
这类“依赖学派”经济学家的论点是，跨国公同延续殖民主义的剥削方式：发展中
国家把原料卖给先进国家，反过来向它们购买消费品；跨国公司支配科技和消费者
的选择，勾结所在国政府一起剥削和压制人民。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相信新殖民主
义剥削人民的理论，我和吴庆瑞却没有产生共鸣。我们有实实在在的问题要解决，
不能受任何理论或教条的约束。反正新加坡也没有天然资源可供跨国公司剥削，有
的只是勤劳的人民、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决心做到诚实称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