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什么牌？有什么新东西？”他没有回答，反而重复了我的问题：“有什么新
东西？”对他满脑子尽是抵触中英协议的改革计划，我深感不自在。香港记者专程
来新加坡，准备在会谈结束后访问我。然而为了确保传媒不会错误报道我的立场，
我没有接受他们的访问，而是发表声明：“我相信，如果他（彭定康）定下来的目
标，不逾越联合声明以及基本法的架构，他能争取到治理香港的强有力的支持，并
在既有的基础上发展……对他的治港政绩进行评估的最好标准是，他为香港遗留下
来的制度能不能在97之后继续顺利运作。”
1992年10月，在一次访华之行后，我取道香港。当时彭定康刚宣布将扩大工商、
专业和其他特殊利益团体等功能组别的选民人数，使功能组别代表的所有雇员都成
为合格选民。我在接受媒体的访问时说：“彭定康为深化民主提出一套想像力非常
丰富的建议……创意十足。他的建议专定基本法和联合声明的漏洞。”但是我不忘
补充：“（彭定康）这份蓝图，与其说是即将卸任离去的殖民政府总督的告别之作，
倒不如说像一份民族主义领袖发动人民反对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行动纲领。”后
来在总督府同彭定康会面时，我私下提醒他，把原本只包括专业人士或法人的功能
组别范围无限制地扩大，把所有受雇于这些专业人士和法人的员工也包括进去，他
这么做，是背离“功能组别”的原意的。
12月中，我再次赴港到香港大学发表演讲。彭定康以港大校长的身分担任讲演
会主席。有人针对他的政治改革方案向我提问，我当场引述两位前任港督麦理浩和
卫奕信在上议院发表演讲的部分内容，以及曾经同中国进行谈判的撒切尔夫人的政
治顾问珀西。柯利达爵士的访谈。3 份记录清楚显示，彭定康的行动方向，已经违
反了英方代表同中国政府商谈后达成的协议。我原以为在他面前清楚表明立场，能
给他一个回应的机会，岂料他竟默不作声。彭定康就这样消磨了英殖民政权的最后
5 年，同中国政府纠缠不清。彭定康的行动激怒了中国。英方若是一意孤行，中方
随时准备取消整份协议内容。中方宣布，彭定康的任何政治改革都会在97香港回归
后一笔勾销。1993年7 月，中方成立筹备委员会的预备工作委员会，为1997年7 月
1 日香港回归做好准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1994年8 月表决通过议案，
支持把根据彭定康政改方案产生的香港的立法局、市政局。区域市政局和区议会全
部撤换。彭定康和英国政府不把中方否定这些机关当一回事。彭定康在1995年9 月
举行立法局选举，包括设立9 个新的功能组别议席，并把合格选民的范围扩大，涵
盖了全港270 万工作人口。中方领导人声明绝不承认选举结果，表明英方一手建立
的政治体制完全不符合基本法和联合声明，的年香港回归后必须解散，立法局也要
改组。彭定康满以为中国政府最终会默许这些政改，因为不这么做便是违背人民的
意愿行事，在国际社会得付出重大的代价。
1993年5 月，我同当时担任英国国防部副部长、后来当上外长的马尔科姆。里
夫金德进行了一轮详谈，对英国官方的想法有了一点了解。英国人觉得他们有义务
确保在97来临时，民主成了香港人的基本生活方式。我说，要使香港继续繁荣发展，
最好的解决办法正是让香港行政人员和有潜质进入领导班子的人士，认识和了解中
方领袖，并学习如何保护香港的特殊需求。里夫金德指出，英方不过想在香港奠定
更稳固的宪制，使中国不致那么轻易地摧毁香港的民主，实际上就是希望在香港建
立起西方视为理所当然的自由保障制度，保障香港人免遭逮捕和有出人境之类的自
由。如能巩固这样一个制度，中国就更难加以摧毁。我却认为，再怎么费尽心机都
徒然，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不可能不以中国利益凌驾一切的要求，顺应行事。要在仅
剩的4 年内，在香港鼓吹和注人百年来从未存在的民主价值和文化激素，简直是天
方夜谭。这是一场意志之战，英方不可能获胜。
我得出的结论是，英方一直指望美国人抓住人权和民主两个问题对付中国。美
国手中有两张王牌，一是由1992年的200 亿美元激增到1997年400 亿美元的贸易逆
差，另一是每年更新给予中国出口产品的最惠国待遇。但是，中国也能以牙还牙，
在禁止核武器和导弹技术扩散方面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西方媒体想借助香港使中国民主化，或至少通过在香港推行民主政治改革以向
中国施压。西方媒体一致站在同一阵线，支持彭定康来迟又一厢情愿的政治改革。
香港一些政界人士因此受到鼓舞，以为他们大可为所欲为，好像香港真有可能独立
似的然而比英美和中国各执一词并采取一连串政治动作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局
势发生了出人意料的戏剧性发展。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后，西方投资者对中国退
避三舍，港、澳、台三地的华商却在这个时候进军内地，三年内业务发展大好。他
们向疑虑重重的世界证明了，要在中国经商，所谓的“关系”——说同一种语言、
源自同根文化、不按章行事——能弥补缺少法治的不足。这些华裔的成就锐不可当。
1989年天安门事件引起的惊骇，使香港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在人人谈回归色变的
情况下，溃不成军。8 年后，中国的经济前景有了180 度的转变，香港如今殷切期
望同一个朝气蓬勃的中国一起成长。随着1997年7 月1 日的临近，香港房地产和股
市反而稳健上升，反映了谁也预见不到的信心。选择留下来的港商，几乎占了全数，
他们开始接受现实：自己的未来取决于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良好关系。在上海和
其他沿海城市的设施尚未建设完善以前，中国内地通过香港进行的商业活动，将是
确保香港继续繁荣兴盛的要素。
会见董建华香港回归前一个星期，我身在香港，还会见了董建华。当选香港特
区行政长官半年来，他在候任期间经历了很大的转变，从一个把毕生精力投入家族
船务业，生活非常低调的人物，一跃成为传媒注目的焦点，经常要应付刁钻记者抛
来的尖锐问题。他同意，要香港成功，中国必得先成功。这是治理香港一个合情合
理的原则。我发现商界和专业界的精英开始在心理上进行调整，接受香港将要成为
中国特别行政区的事实。香港中文媒体的态度变得温和起来，即使是一份禁骛不驯
的华文报纸也收敛了很多。新闻界开始懂得拿捏分寸。
惟有彭定康继续跟北京纠缠到最后一刻。临时立法会的宣誓就职仪式，英方领
导人以不符合联合声明为由，采取抵制行动。中国领袖没有受邀出席英国的告别仪
式，其实他们根本不打算出席。中国原想安排军装笔挺的解放军，在江泽民于6 月
30日午夜抵港主持移交仪式之前进驻香港。英方起初反对，最终同意让500 名携带
轻型武器的解放军在晚上9 点提前进入香港。在移交期限前一天，中方宣布将在7
月1 日凌晨四点另派4000名解放军到香港，末代港督就这个“骇人听闻的消息”进
行谴责。但是一切已经无济于事。香港终究会在6 月30日午夜12点整回归中国。
奇怪的是，香港人的情绪是淡漠的。自1984年中英签署联合声明以来，香港人
有足足13年的时间为这一刻做好准备。无论是在告别检阅仪式上，或者是在皇家游
艇不列颠号收起铁锚，载着末代港督徐徐驶离码头的时刻，都没有人为英政府的离
去表现出哀伤之情，人群中也不见有人依依不舍地向前殖民主子告别。彭定康在英
政府统治的最后五年里经常同中国针锋相对。中方本来同意遵守“直通车”协议，
让1995年选出来的立法局于1997年香港回归后继续运作，但是彭定康却把这列“直
通车”弄出轨。
1997年7 月1 日，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和他的领导班子接管香港时，跟东南亚
金融危机撞个正着，只是他们要到1998年才真正领略到。泰币在7 月2 日贬值，颓
势一发不可收拾并蔓延到整个区域，继而扩散到俄罗斯，以至巴西。由于港币和美
元挂钩，迫使香港不得不提高利率。房地产、股票，一切不动产的价格随之狂跌，
导致经济衰退，带来失业。香港爆发由罕见病毒引起的禽流感，老年人和儿童尤其
受到生命威胁。当局不得不宰杀上旧万只家禽，鸡农鸭农要求赔偿，结果如愿以偿。
红藻破坏渔民的生计，渔民同样要求赔偿，也同样得偿所愿。接着当地一家投惯公
司破产倒闭，把股票存放在公司的投资者，照样得到赔偿。
彭定康企图巩固通过民选途径成立的立法局，结果失败了。香港还在英殖民统
治下选出的立法局被解散。受过高等教育的精天之问对如何而进、如何便现有制度
发挥功能，有着极大的分歧。过去英国人治港的旧制度被削弱后。根本无法应付新
的政局。一方是务实派的商人和专业人士，他们希望同北京政府建立良好的工作关
系，强烈反对彭定康的政策：另一方是学者、媒体和另一派专业人士，他们要建立
一道宪制防线，越稳固越好。但是没有几个人肯站出来当群龙之首，因为这么做就
得面对现实：香港领导人必须调整政策和立场去争取北京的支持，惟有这样才能促
进香港的利益。
34、台湾何去何从
在12年内，李登辉公开抒发了一直在台湾潜伏着的分离主义情绪。他低估了中
国大陆领导人和人民实现统一的意愿。……他对台湾前途的“贡献”，是促使统一
问题成为北京国家议程中受到关注的首要事项。
台湾早年因为孤立而渴望同新加坡建立联系。我们这方面则急于避免在军事训
练上完全依赖以色列。初步讨论从1967年开始，台湾委派一位高层代表前来，跟我
和当时担任国防部长的吴庆瑞会面。同年12月，他们提交了一个建立空军部队的计
K。我们渴望在台湾训练我们的空军机师和海军军官，以色列无法提供这类军事设施。
台湾表示乐于协助新加坡，却不时暗示，他们在防务上帮助我们，必会要求新加坡
在外交上给予台湾某种形式的承认作为回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清楚表明我们不
能让步。当台湾驻新加坡“中华民国商务代表办事处”终于在1969年设立时，双方
明确达成协议，进行商务往来不等于彼此承认国家或政府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
声明它是整个中国、包括台湾在内的唯一合法政府，我们并不想卷入旋涡。
一个中国立场不变在联合国提出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议案时，新加坡投票
支持接纳中国，却在驱逐台湾的表决中弃权。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中国”的立场
不变，视中国统一为中国内政，必须由海峡两岸双方自行解决。
台湾和新加坡国防部之间建立联系之后，台湾方面借调了一些军机飞行指导员，
还有几名技术人员和机工到新加坡，协助我们把军机维修部门建立起来。后来，我
接受了台湾相关人士的建议，同意在1973年5 月到台北，同蒋经国会面。蒋经国和
他的苏联籍夫人到机场迎接我和芝，把我们送往圆山大饭店，亲自引领我们到套房
休息。第二天，我们随他乘搭波音707 私人贵宾客机，飞往空军基地，观看了由台
湾空军部队单位呈献的半小时紧急起飞示范表演，接着再一起驱车前往度假胜地日
月潭，共度了两个假日，加深了彼此的了解。
在台北举行的晚宴上，我会见了蒋经国身边的高层亲信。同他的密切交往，除
了因为彼此谈得来，还在于双方的反共立场一致。
蒋经国讲英语结结巴巴，一口浓重浙江口音的华语叫人不容易听懂。还好他能
理解我说的英语，加上我也会说华语，双方可以在无须通译的情况下交谈。语言相
通有助于彼此产生共鸣，进而升华成友好的关系。我谈到东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
向他解释了新加坡与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在民族、文化和语言上的一脉相承，由不得
我们否认，但是我们对抗马来亚共产党的决心，足以向世人保证，新加坡绝不会成
为中共的“特洛伊木马”。
据新加坡驻台北商务代表过后报告说，蒋经国对新加坡、对我，印象都不错，
也很高兴能亲自会见我。
双方在1975年4 月达成协议，让新加坡武装部队在“星光演习”的代号下到台
湾进行军事训练。起初有效期只限一年，我们获准在台湾训练步兵、炮兵、装甲部
队和突击连队，受训军人被分配到全台湾各训练同类部队的基地。台湾当局只对我
们所消费的物资收费，其他分文不收。
蒋经国有张白皙圆润的脸，戴着副厚厚的角质眼镜，身材圆滚滚的，为人沉默
冷静，说话低声细语。他从不摆出思想家的模样，但是想法务实，社会知识丰富，
很善于看人。他确保留在身边的都是可靠之士，随时愿意坦诚提出己见，哪怕是逆
耳的忠言。在开口前，他必定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绝不信口开河。他不方便自由访
问各国，我于是成了让他掌握美国和世界整体发展动向的另一个提供消息的人。针
对当前地缘政治局势的变化，他总会热切和追根究底地提出问题。80年代中期，蒋
经国健康状况转差以前，我每回访台，他总会尽地主之谊，抽三四天陪我四处逛逛。
他通过彼此无拘无束的交流，印证他在阅读和听取汇报后对政治事件所得出的结论
和见解是否正确。他深感在国际上孤立无助。
1973年至1990年间，我每年总会访台一两次，几乎每次都在香港停留。台湾每
年取得8 ％到10％的经济增长，在经济、社会方面不断进步，这对我有一定的启发
和鼓励。他们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