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主义学习方法中解放出来”，我国钢铁工业“10年赶上英国，20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对此毛泽东很是高兴，称冶金部的报告是“一首抒情诗”。1958年5月，冶金部又论证表示只要5年就可以超过英国，15年可以赶上美国，这对毛泽东和中央一再抬高钢铁指标，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这次冶金部在会上检讨说：生产和基本建设的高指标是冶金部带起来的，计委提的指标高，有些是我们直接提的，有些是我们造成的。所以计委、经委的毛病我们有份。中央要把责任担起来，我们更加于心不安。的确，冶金部在片面追求钢铁产量问题上难辞其咎，不过冶金部积极检讨的态度还是值得称赞的。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第三部分从省委书记到部长的检讨（4）
外贸部检讨说：1959－1960年多出口粮食几十亿斤，而且在一个时期要求大家不吃猪肉，支持出口。这几年外贸部提出：“挤、超、顶”，“五先”，“出口第一”，“保一头”等口号，起了不好的作用。今天看来，确实如此。不过说句公道话，责任也并不全在外贸部，当时勒紧裤带向苏联还债也是原因之一。无论怎么讲，饥荒既起，仍不顾国内的经济状况，盲目出口，以致国内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错误也是有的。
水电部检讨说：1960年蓄水一亿立方米以上的水库全国上马300多个，结果不仅浪费了国家的财力、物力，而且还挤占了农村大量的劳力，影响了农业生产，也造成近年来防汛工作很紧张。
具体地说，“大跃进”运动在水利问题上，一方面取得重大成绩，修了很多很好的水库；一方面也上了很多得不偿失的项目，造成重大损失。河南、湖北等不少省市都有乱修水库造成大面积土地沙化，甚至死人的情况发生。这一方面留下的教训也是十分深刻的。
在中共中央各部门的检讨中，《人民日报》社社长、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检讨非常值得在此一提。毛泽东十分重视宣传工作，很多时候都让吴冷西列席中央常委会议。吴冷西的政治待遇，可以说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上。自然，吴冷西对中央的各项决策过程是十分清楚的。
吴冷西于1957年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他的前任邓拓因为不及时宣传中央的精神，曾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吴冷西大概是吸取邓拓的经验教训，变得非常注意抓苗头，赶潮流，致使其主管的《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大跃进”期间起了非常明显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次会上，吴冷西在检讨时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可以说，在一个时候，没有《人民日报》比有《人民日报》还要好一些。”
这是一句比较实事求是的自我评价，也是他深刻反省的结果。所以还在毛泽东提出开“出气会”之前的前十天，吴冷西就在中直系统的文教组做了全面系统地检讨，将《人民日报》的错误概括为九个问题。
他在谈到建立人民公社问题时说：1958年夏的北戴河会议说：先试点，再推广。9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却说“也可边试点，边推广”。北戴河决议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要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9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却把“或者更长的时间”这几个字擅自删掉了。可以看出当时的《人民日报》是火上加油，以致错上加错。
关于高速度与按比例，吴冷西说：宣传了总路线的灵魂是高速度，高速度本身就是按比例。片面强调多快，忽视好省。
是啊，翻开当年的《人民日报》，“高速度万岁”，黑体大字赫然醒目。《人民日报》的浮夸言论，满纸都是！
吴冷西还说：宣传地方工业遍地开花，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对此，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及时说，实际是“一马当先，万马落后”。毛泽东插话说，是“一马当先，万马皆死”。毛、周的话，反映了他们对这一口号的深刻反思，教训是痛彻心骨的。
关于破除迷信，吴冷西说：主席讲了敢说、敢想、敢干，要以马列主义为基础，《人民日报》发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社论。④此后，它成为一句家喻户晓的著名口号，也为后来所有了解中国“大跃进”这段历史的人所熟知。当年的福建省委书记梁灵光几十年后回忆说：“《人民日报》登出一张小孩子坐在麦穗上的照片，发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文章，说什么‘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这一天以后，“柯庆施不断地给我们打电话，说全国连发几颗‘卫星’都是在北方，南方的空气太沉闷了，你们要表态呀！叶飞很紧张，连忙把新闻记者找来，要他们‘赶快动手’。这样，福建也开始放‘卫星’”。很显然，《人民日报》在其中起了很负面的导向作用。
关于浮夸，吴冷西说：1958年3月，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强调压缩空气，说河南一年水利化即使能够实现，也不登报，硬是卡死。但是《人民日报》却在1958年6月7日，报道河南半年就实现了水利化，而且发表社论《河南人民做出了好榜样》，将全国的军。报纸还大量登载高指标、放卫星，批评不相信高指标的人是“右倾保守”，是“白旗”。
1959年6月5日，罗荣桓在解放军政治学院的一个会议上说：现在看粮食越紧张，越是去年放卫星的地方，不紧张的倒是去年被插“白旗”的地方。真是一语中的。
关于瞎指挥，吴冷西说：不问具体条件，运用一种激将法：“这儿能办到，那儿为什么办不到？”这样推广了一些很错误的东西，如大面积丰产方，方田化，企业无人管理等等。还在报上搞了许多进度表，如扫盲进度表，除四害进度表，造林进度表，钢铁放卫星等等。批评数目字低的是劲头不足。对此，一些省委反映强烈，并告到毛主席那里，说《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对他们的压力很大，其结果只能是你赶我追，大搞虚夸。毛泽东为此批评《人民日报》，“要引以为戒”。
吴冷西还谈了一些《人民日报》的其他错误，这里不一一赘述。
在毛泽东提出开“出气会”的当天，1月29日，吴冷西还以新华社社长名义在中直系统文教组做了检讨。
新华社同《人民日报》一样，是中央的喉舌，它的言论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中央的声音，在全国全党有着极高的舆论导向作用。那么，它在“大跃进”期间又做了些什么呢？吴冷西说：对所有制的报道中，曾经提倡“一切社有”、“全民所有”、“消灭私有制残余”、“交出全部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房屋、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全社所有”等等。在农业方面，所报道的各种卫星，最高的冬小麦亩产7320斤（河南），春小麦亩产8585斤（青海），早稻48925斤（河南），中稻60400斤（广东），北方水稻12万4329斤（天津），红苕25万斤等。宣传过“放开肚皮”“无限量”地吃饭。
在工业、财经方面，把过去的规章制度，一概说成是把职工群众的手捆起来。还公开提倡过无人负责制，赞扬了建华机械厂实行的“八无制度”③。
此外，还有什么16个无盲（文盲）省，54个四无县（无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无痛病院（外科不疼，皮肤科不痒，妇产科不叫，小儿科不哭）等等。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第三部分从省委书记到部长的检讨（5）
报道安徽提出文化大普及的标志是：人人能读书，会写会算账；人人学科学，技术个个强；人人看电影，每月两三场；人人能唱歌，歌声满城乡；人人能画画，处处是画廊；人人能舞蹈，男女喜洋洋；人人能表演，百花齐开放；人人能创作，诗文似海洋。这诗一般的描绘确实很美，遗憾的是太浪漫了，很难在现实生活中出现。
这些充满理想、超越现实的报道，表面看来美好动人，但实质是愚弄了人民。报纸的生命是真实，失去了真实，也就失去了宣传的价值。《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这种失信于民的情况，毛泽东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1959年5月他批评说：《人民日报》老气没有了，但去年吹得太凶、太多、太大。现在的问题是改正缺点错误。如果不改，《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
做宣传工作难，很多事情是《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不能够左右的，但火上加油、错上加错的东西则是应该认真反思的。当时的毛泽东对《人民日报》表示了不满，但也没有过分追究，而是以一种循循善诱的口吻教导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冷静，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问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像你（吴冷西）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
看了各省委的检讨，再看中央各部委的检讨，大致可以看出，七千人大会的特点之一是中央担担子，而“出气会”是省委担担子，给地、县委书记减担子。实质上是层层放担子。王任重说：“中央没有处分我们，我们也不应该处分你们”。王任重的话，揭示了事情的本质，出气和作自我批评试图达到的效果是，在错误和挫折面前，大家主动承担责任，积极吸取教训，跌倒了爬起来，团结一致做好以后的工作。从大会的效果来看，这一目的实现了。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第三部分邓小平：厚道人的一篇务实报告（1）
2月6日，正月初二，七千人大会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全体与会人员乘坐着统一安排的汽车，从北京城的四面八方奔向人民大会堂。
春节，是中国人最看重的阖家团圆的节日，尽管处在困难时期日子艰难，北京和天安门的许多建筑物上还是悬灯结彩，红旗飘扬，爆竹声在噼啪作响，充满着节日的欢乐气氛。天公也很作美。正月初二这一天，天气温暖，气温高达摄氏9度，也为人们的心里增添了几分暖意。
七千中共高级干部云集北京过春节，这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事情。2月4日除夕那天晚上，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彭真以东道主的身份，主持春节联欢晚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云、林彪、邓小平均来助兴。当他们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全场欢腾，发出暴风雨般的热烈掌声，向中央领导同志祝贺春节”。
正月初一晚上，解放军总政治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拥政爱民联欢晚会，有4万多人参加，规模之大令人乍舌。这次晚会，据周恩来讲，他本不想惊动毛主席，在晚会开始前的一小时，想来想去，还是要和毛主席说一声，结果毛主席表示他要参加。周由此得出结论，毛主席是愿意和人民群众在一起的。因为毛泽东的出席，中央领导几乎全部出动。1962年2月6日的《人民日报》对此报道：“8时整，毛主席、刘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走上主席台，向大家祝贺春节。这时，全场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欢呼‘毛主席万岁！’”事隔42年的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当时人们的心情，感受他们的情绪，在困难和贫苦之中，他们的情绪是饱满的，他们对党、对毛泽东充满着热爱和信赖。
七千人大会的全体与会者都出席了除夕和初一晚上这两次联欢活动，但当时的报纸却只字未提他们参加联欢的事情。七千人大会是悄悄进行的。沉浸在节日气氛中的北京市民，不知道这个春节还是全中国政治精英的一次大团聚。
联欢活动一过，正月初二，大会就继续开全体会议。会议仍然由毛泽东主持，由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讲话，他要专门讲党的问题。
按常理这是春节之后大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大家都要互道一声过年好之类的客气话，以表示友好喜庆之意，但毛泽东一如既往，没有开场白，上来就说：今天开大会，请邓小平同志讲话。
邓小平呢，也没有客套，开口就切入了正题，仿佛春节并不存在一样！只听那抑扬顿挫的四川话在大会堂里回荡：“同志们：这次会议，是一次意义十分重大的会议。现在，我讲一讲党的问题……”
邓小平的特点是，善抓大事，举重若轻，在别人看来十分复杂的问题，在他那里会变得简单起来。他的讲话也比较简洁、直接。所以，今天的大会安排邓小平和朱德两个人讲话。邓小平先讲，朱德垫后。
当年的邓小平，57岁，小毛泽东11岁，小刘少奇、周恩来6岁，是中共领袖中的少壮派。毛泽东对邓小平比较欣赏。早在抗战初期，便对邓小平委以重任，使邓就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当时的中共仅有三个师）；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就任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尤其是淮海战役期间，毛泽东指定邓小平担任由两个野战军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赫赫有名的刘伯承、陈毅两个司令员都在他之下。建国之初，邓小平就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成为雄踞西南的一方大员。1956年，毛泽东亲自举荐邓小平做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他对邓小平的评价是：公道，有才干，能办事，顾全大局，是个厚道人，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
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大凡毛泽东表扬人，说你学习好或者人才难得，其实未必能合得来，一起干得久。但是表扬你是老实人，你就可以在他身边工作得长久了。罗荣桓曾多次被毛泽东誉为老实人。罗荣桓去世以后，毛泽东无限惋惜，赋诗追念，一句“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更道出了罗荣桓在毛泽东心中的位置。罗荣桓在众多将帅中是惟一一位享受毛泽东以诗纪念殊荣的。那么到底什么是老实人？厚道算不算？如果算的话，邓小平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