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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起来，大概与毛泽东1月30日号召发扬民主，强调要让人讲话有关。从2月3日朱德在山东组的讲话来看，他还是比较放开的。他批评党内的一些现象，说：
这几年党内斗争扩大化了，吃了一些亏，运动中打击面宽了，伤了人。……对犯了错误的同志，应当治病救人，不能搞惩办主义，无情打击。要很好地爱护干部，尊重党员的权力。
作为领导者应当注意。反“左”容易出右，反右容易出“左”。这种情况，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啥反啥，没有就不反。不要一说反什么就自上而下地来个普遍化。
他还讲了农业和手工业问题，说：
把生产队搞好，自留地分配好。其余如大队企业如何办好，这些问题都要有个规定。
中国人民过去几千年是怎么生活过来的？主要是靠农业、手工业生产维持。今后手工业生产还要发展。办手工业可以使老小有事做，有收入。有些东西销到国外可以换粮食、钢材。现在工业半成品还不多，手工业产品还很需要。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第三部分从三易其稿看朱德的心路历程（3）
他认为党制定政策不能忽视的问题是：
要使农民安居乐业。安居乐业是发展生产的根本保证。不能安居乐业，如何增加生产？所有的人都要安居乐业。
从这些讲话来看，朱德很痛恨在党内搞惩办主义，尤其是一反什么就是一阵风，这几年党在这方面吃了亏。他谈到的要使“所有的人都要安居乐业”，表明他的指导思想，是把安排好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一位，他强调的“中国人民过去几千年是怎么生活过来的？主要是靠农业、手工业生产维持”，实际是批评“大跃进”运动超越了中国的现实情况。
当然朱德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看得十分清楚，也并不意味着他对社会主义建设到底怎么搞已有一套正确的思路。重要的是，他讲出了自己的真心话。他在福建组还讲了以下一段话，他说：
这两年搞多了一些，想越快越好，计划是有错误的。高指标、大计划是否通通都错了？还不能那样说。有些是错了，有些开始看不出来，……以后搞不起来才知道了，当时哪个晓得搞不起来？北京修大建筑，不修已经修了，不能毁，在世界上是有很大的政治意义。经济上吃亏了，人家来参观，都说中国了不起。
这应该是朱德的真心话，也是他的亲身体会。当时的人们对一些事情，并不像现在的人能看得如此清楚，从毛泽东到刘少奇，都强调总结经验也只是初步的。其中的含义也就在这里。总之，随着大会的深入，朱德由比较谨慎变得开朗起来，本来那个表态的稿子多少有些违心，在大会上再讲已没有必要；但第一个讲话稿他已经自我否定，不可能再讲。那么讲点什么呢？国内的问题大家都已经谈的很多，就讲讲反修的问题吧。
那么朱德是怎么讲反修问题的呢？他说：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现代修正主义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和比较完整的路线。我们同他们之间的分歧，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之间的原则分歧，是关于世界革命运动的路线性质的分歧。
什么样的原则分歧呢？朱德又说：
……他们在对敌问题上，不要革命，厌恶革命，要对美帝妥协，厌恶对美帝斗争，在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上，从大国沙文主义，即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立场出发，要所有的兄弟党、兄弟国家都无条件服从。
在朱德看来现代修正主义的表现主要有两条，一是对美妥协，二是大国沙文主义。究其根源来说，他们“是从害怕战争变成害怕革命，自己不革命也不许别人革命，发展到系统的完全修正主义的理论和路线”。因此，朱德强调：“面对着这些错误路线，我们当然绝不能在原则问题上屈服和让步。如果我们屈服和让步，就等于放弃正确的路线，放弃马列主义的阵地，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负责任，就等于放弃无产阶级立场，放弃革命，变成修正主义，变成帝国主义的走狗。同时，我们必须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
朱德的这些提法，和刘少奇在大会所讲基本是一致的。但朱德的态度更坚决一些，强调要把同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朱德还强调：
我国民主革命的经验，已经超越了国界，成为亚非拉各国人民的共同财富。同样的，在一个原来是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也是亚非拉各国人民以至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所极共同关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我们这次会议，对于我们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具有重要国际意义的。同志们，我们应当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使我们在建设方面也像革命一样取得更完备的，一整套的具体经验，我们不但应当有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完整的经验，而且应当创造在我们的国家中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完整的经验。这是我国人民的愿望，也是全世界一切革命的人民的共同愿望。
朱德这种放眼世界，对社会主义事业充满必胜的信念，反映了他们那一代人对社会历史进程的理解和政治理想。根据当时以及后来一些情况的判断，他们的表述决不是做秀，而是非常真诚的。
朱德在讲话时还谈到一个问题，也值得一提。在讲到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如何防修的问题时，提出高薪阶层和富裕农民是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他说：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现代修正主义也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和市场。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警惕。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有高薪阶层和富裕农民，他们容易安于现状，追求生活享受，革命意志逐渐衰退，他们容易接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成为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
朱德的这个认识，同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所说，要让农民富，一家一家的富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是相矛盾的。这也表现了朱德的矛盾所在。这个认识是否真的代表他的所思所想，还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朱德讲话后，毛泽东说：“同志们，今天就散会。明天上午开省一级的会，下午开大会。”
毛泽东对朱德的讲话没有做任何评论，就散会了。
大会之后，中央在下发中央常委讲话时，朱德的讲话没有下发。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第三部分周恩来给地方官员透了实底，算了细账（1）
2月7日，大年初三，这一天天气仍然晴好，七千多名中共官员再次浩浩荡荡的乘坐着大客车，向人民大会堂方向集中。当时的北京大街上，汽车比较少见。这么多汽车向同一个方向驶去，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观望。大会在下午四时半开始，主持人毛泽东的话还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开会，请恩来同志讲话。”
周恩来，浙江绍兴人，中等身材，给人一种儒雅干练的印象。历史上看，他曾有机会做中共的第一把手，但他没有做。人说，绍兴是出师爷的地方。也许是地方文化使然，周恩来始终把自己摆在辅佐者的位置。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他一直担任国务院总理，地位显赫非同一般。周恩来开篇便表态说：
“同志们：我完全同意刘少奇同志的报告，主席和其他政治局常委同志的讲话。”
这时，与会者开始注意到，周恩来手中没有厚厚的讲话稿，拿的只是一份讲话提纲。手持提纲发表大会讲话，是这次七千人大会的一大特色。
事前，毛泽东曾提出中央常委都在大会上讲一讲，但具体讲些什么内容，他没有说，也没有进行讨论和布置。结果，除刘少奇的一个书面报告之外，每个人（包括刘少奇）都是按讲话提纲进行大会发言。有的发言稿即使事先写好了，也没有用。如林彪，就是把事先写好的材料扔在一边，自己临时拉条子在大会上讲的；朱德事先准备了两个讲话稿，并曾广泛征求意见，后来也收回了，临时换了讲话内容。毛泽东甚至连讲话提纲都没有。陈云则是个例外，他没有讲话，毛泽东曾请陈云在大会上讲一讲，陈云以没有把握为由谢绝了。
这种现象，应该说在党的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它至少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七千人大会属于临时动议，准备工作只有两个月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仓促，像刘少奇的书面报告，起草出来送给毛泽东审阅时，距大会的召开仅差一、两天时间，毛泽东有什么意见，已经来不及切磋修改了。
第二，这是一个总结经验的大会，人们思想比较活跃，相互碰撞，相互启发，不断产生新的想法。七千人大会的这种“动态”的特点，有点类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大家解放思想，畅所欲言，新想法、新动议不断产生，因此，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都是根据大会的新情况即席发言。
2月7日，也是七千人大会的最后一天。周恩来手持提纲侃侃而谈，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
周恩来的讲话，是从国务院总理的角度来讲的。大体分为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表态性的；二是为中央分担责任，代表国务院包括他本人作自我批评；三是讲经济形势的主要困难和克服困难的主要办法。
首先，就需要统一思想的重大问题，即对过去几年的工作和“三面红旗”问题，他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
这几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成绩是伟大的，是第一位的，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次要的。
“三面红旗”，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来看，今后将会更加证明“三面红旗”的正确和光辉。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但是，它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
周恩来的上述这一段话，基本采用了刘少奇书面报告中的说法。第二段话，看得出来，他是在努力和毛泽东保持一致，维护毛泽东的形象。
周恩来的讲话同林彪相比，显然有着本质的区别。林彪是满怀激情的为“三面红旗”辩护，同时强调“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周恩来给人的感觉，似是一种按部就班的表态。他所说的缺点和错误，恰恰是“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这句话，似也可以理解毛泽东也有一些不合实际和缺乏远见的意见。周恩来乃外交领域的高手，他的话多少给人外交辞令的感觉。比较而言，刘少奇坦率分明，邓小平则采取了不提“三面红旗”的回避态度，而周恩来则有点不偏不倚的味道。
周恩来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勇于检讨错误、承担责任的人。这次会上，他的这一点表现最为突出。周恩来对于经济工作虽然不如陈云那么擅长，但自建国以来，由于担任国务院总理，长期处在工作第一线，也积累了不少经验。1956年，面对盲目追求高速度的情况，周恩来曾提出“反冒进”的问题，因此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说他泄了6亿人民的气，犯了政治方向性的错误，为此他做了一次又一次的检讨。“大跃进”运动起来之后，应该说周恩来的内心是复杂的，既存在对“大跃进”疑虑的一面，也有被人们的热情所鼓舞感染的一面，还有屈于巨大的政治压力的一面。
这种矛盾的心理，在“大跃进”的严重后果暴露出来后，加深了他对自己的自责。他在2月7日的讲话中，代表国务院做自我批评说：
对于缺点和错误，在中央来说，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委员会，各综合口子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国家计划和具体政策，具体措施，有许多是由政府部门提请中央审核批准的。还有一些政策性的文件，没有经过中央审核批准，就由各部门擅自发出，这更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分散主义行为。
计划上的高估产、指标高、变动多、缺口大、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权力下放过多、过散，不切实际的，过多过早过急的大办、大搞等等，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都是有责任的。
周恩来在代表国务院进行自我批评的同时，还向大会检讨了自己本身的错误。他不是泛泛地说我有责任等语，而是实实在在地举了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他说，自己犯的一个严重错误是：
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了超过实际可能的关于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的标准，即规定农业每年增产超过10％是跃进，超过15％是大跃进，超过20％是特大跃进；工业每年增产超过20％是跃进，超过25％是大跃进，超过30％是特大跃进。
另一个错误是：1958年6月2日，他主持起草了一个关于将轻工业下放98。5％，重工业下放96％的文件。这是权力下放过多过散，形成分散主义的根源之一。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就必然造成地方上各搞一套和盲目追求产值的严重后果。周恩来表示，这些问题，他还要在3月的人大、政协会议上做适当的解释，这是他的账，要交代。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第三部分周恩来给地方官员透了实底，算了细账（2）
坐在一旁的毛泽东心里明白，周检讨的两个错误，并不是他的发明，大家都有份，所以插话说：“交代一回也就好了。”
这就是周恩来。在中央七大常委当中，像周恩来这样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做非常具体的自我批评的独一无二。听了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