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革命的人就不怕，采取这个态度，问题就好解决了。”
张春桥讲到这里时，王洪文特意强调：“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求曹荻秋公开向群众检查，没有这一条我们是坚决不答应的。”
“我同意。”张春桥很爽快地说，“这是毛主席一贯的思想，曹荻秋当然不能例外。有的同志关心我的安全问题，我到这里来没有怀疑你们。我不是把你们当坏人，如果认为你们是坏人，我就不会一个人去安亭了。曹荻秋同志的安全问题，我希望有事讲理，曹荻秋同志一次检查不行，可以来第二次。第二条，你们要求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提供方便，我也同意。不过我想提一点意见，就是咱们工人要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不要像那些组织，动不动就要汽车、录音机、照相机等等。我们尽可能少用一些，坚持艰苦奋斗的传统。我希望上海文化革命搞好，成为全国的模范。上海有二百万工人，一向最热爱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样上海的文化大革命一定会走到全国的前面。”
这就是张春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基本活动和思想。
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旬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本来是讨论经济话题，但是与会者最感兴趣的还是政治问题。胡耀邦在很小的范围内和一些人交换了意见，他说：“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以天下大乱为方针，以所谓革命左派即造反派头头为依靠力量，以所谓走资派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革命对像，以摧毁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和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为目标，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辩论的方法，开展全国范围内的全国夺权．进行什么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一切统统都是错误的。这样就必然会被类似江青、张春桥这样的反革命集团所利用。左的思想、左的理论和左的方针、政策和做法在实际工作中的泛滥，给党和民族、国家造成了历史上的空前灾难和动乱。这个教训一定要通过清算江青、张春桥这些人的罪行来达到拨乱反正的目标。这就是我们下一步的任务。”
这些，是囚笼里的张春桥所想象不到的。
第十三章 要用法律的武器来对付张春桥
邓小平听了办公室的汇报后，生气地说：“张春桥眼里没有我们，这是符合他的反革命逻辑的。大概他到目前还是认为，我们现在这个政权才是反革命呢，而他那个大左派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呢。这不是他的一厢情愿。所以对他没有别的可讲，就是要用法律的武器来对付他！”
是的，对这个凭着笔杆子起家，依靠江青而青云直上的文革新贵，邓小平从一开始就对他没有什么好印象。他们已经几次交锋了，每次交锋，都给邓小平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回忆。在他的眼里，张春桥这个人仿佛像个冷血动物，对他们这些出生入死、南征北战的老革命几乎没有多少感情，他，不近女色，不玩扑克，不贪财物，不接受别人送的礼品，所以把那些不拘小节，喜欢跳舞玩桥牌，收受别人的礼品的人统统打成“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都给那些人以下不了台。这样的人，实在是难以接近。
一九六六年四月下旬，邓小平听到张春桥来到了北京，特意把张春桥叫到自己办公室里，听取他汇报毛泽东在上海和杭州的一些指示，张春桥在汇报时，却大肆反映了北京市委和彭真的问题：“四月十六日，《北京日报》搞一对吴晗、邓拓、廖沫沙的假批判后，当晚刘仁召开高等会议，布置由张文松、范谨、李珙等人组织力量，搜集关锋、戚本禹和我们的材料，并进一步把矛头指向了康生、陈伯达等同志。在他们召开的黑会上，决定：凡是群众揭发彭真等市委领导的材料，都不登简报只覆写两份材料送市委书记处传阅……”
邓小平不高兴地说：“你怎么现在就能说北京市委是在开黑会呢？这个结论你下得太早了，。结论应该内中央下，而不是你们下。”
到了这年的十月下旬，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检查以后，在休息室碰到了张春桥，张春桥冷冷地问他：“你说，今年四月彭真死党们的会议是黑会还是红会？这下你可以下结论了吧？”邓小平一怔，想起了那次谈话的情形。于是只好点点头：“看来你是有先见之明的。目前来看那个会是个黑会。”
张春桥得意地说：“这个结论是中央下的还是我们下的呢？小平同志，你不要动不动就以中央的名义在讲话。现在你应该真正认识到，只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够代表中央，其他的人是一律不能代表中央的。现在你清楚了吗？”
邓小平不愿和他纠缠，只好说：“过去不清楚，现在清楚了。”
这以后不久，邓小平看到一份传单，上面是张春桥在一次接见群众组织时的讲话，他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和邓小平这两个人物在强大的攻势下，相继在会议上作了极不像样的检查，他们对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百般狡辩，企图蒙哄过关，伺机反扑。我们必须要发扬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不要纵容和姑息任何敌人。在今年的十四期《红旗》杂志上，我们发表了题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的社论，提出了这样的号召：‘不破不立。不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清除这条错误路线的影响，就不能正确地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无论什么人，如果再坚持错误路线，就会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这样的话，对邓小平这样的人，同样适用。我们现在将看他怎样走路。”
邓小平现在想，我今天就是要让你张春桥好好地看一看我邓小平是怎样地来走路了！
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旬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放了炮后，本来不计划再讲话了。可是华国锋在讲到对那些揭批清查中的遗留问题时，提出“应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工作，妥善解决”时，陈云对邓小平说：“老华在搞和稀泥。他实际上还是在搞‘两个凡是’的路线。”于是，这个被邓小平称为“重型导弹”的陈云再次发言，提醒中央对那些遗留的问题，包括影响大、涉及面广的问题，要专门考虑和作出决定。他一连点了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的叛徒案，陶铸、王鹤寿案件，彭德怀案件，天安门广场案件等重大事件，认为必须马上平反，并说：“我认为康生是鬼不是人，对康生这样的阴谋家和整人狂，如果我们不加以揭露和批判，中国的四化建设就没有希望。已经关在监狱里的张春桥就是活着的康生，他和康生是同样类型的人。”
这个老政治家的放炮，就成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个中心内容。
全会后，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建议：“一九七九年的国庆，是建国三十周年的重大节日。我们应该给叶剑英同志准备一个十分重要的讲话，正式回答举世提出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反党罪行的问题，和过去对他们的批判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于是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一个江青集团的新的罪行行迹在这年的国庆讲话里出现了。一九七九年九月廿九日下午。人民大会堂里传出了叶剑英的声音：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场革命和反革命的大搏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对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当然必须时刻警惕和防止走上对内压迫人民、对外追求霸权的修正主义道路。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出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阴谋家、野心家林彪和‘四人帮’之流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个错误，把它推向极端，制造和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他们实行‘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篡党夺权，阴谋政变，企图从根本上毁灭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摧毁共产党的领导，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全国重新投入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投入血腥的恐怖之中。他们进行的长达十年的反革命大破坏，使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大灾难，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他们的这种反革命的阴谋活动，同我们党所犯的错误，性质是截然不同的。他们是全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他们的问题不可能用党内斗争的方法来解决。粉碎了‘四人帮’我们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使各项工作重新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开辟了我国历史发展的新时期……”
张春桥从当晚的电视里看到了叶剑英讲话的神态和面孔，他对着电视里的那位元老撇着嘴哼道：“说得多么耸人听闻，其实完全是个弥天大谎！当初不正是你叶剑英积极地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在军内要搞文化大革命的吗？当初你在毛主席面前积极地拥护文化大革命的那副脸谱跑到哪里去了？现在嫁祸于我们，天理难容呀！”
张春桥不是傻瓜。他从今年国庆纪念会上的讲话不是由华国锋来作而是叶剑英出面再次宣布自己和江青等人的所谓罪状，就可以预料到中央最高层发生的微妙变化。加上随着形势的发展，他们给自己所加的罪状也在不停地变化着。这次，叶剑英所讲的‘他们的问题不可能用党内斗争的方法来解决’就意味着要用法律来给他们壮威了。这从另一面证实了有人给自己的提醒。
表面上，张春桥坐在那里泰然处之，其实他在关注着叶剑英讲话的每一个字：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同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展开了激烈的、尖锐的、复杂的斗争。这是一场夺权与反夺权、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斗争的结局，是林彪、‘四人帮’彻底失败了，是我们的党和人民胜利了，是社会主义胜利了……”
张春桥紧咬牙关，强听着他认为是颠倒黑白的这篇讲话。在讲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时，这位口口声声是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人，闭口不谈毛泽东领导的对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的斗争，而是笼统地讲“中国共产党”，俨然把他们作为共产党的化身，这实际上是在变着法术控诉毛泽东。张春桥听完这篇讲话后，第二天又仔细地研读了报纸上刊登着的他的讲话。把他给自己所定的罪状一一地罗列出来，准备在适当的时候给予驳斥：
“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呢？在思想上，他们完全颠倒了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关系，极端夸大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上层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认为人们可以随心所欲的对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进行所谓的变革或改造。他们宣传天才决定论……”
张春桥最恨的，就是他所称的当局把他们和林彪集团搅混在一起。明明我张春桥是和林彪斗争的，林彪想尽一切办法杀的是我们，恰恰是你叶剑英在文化大革命和林彪等人勾勾搭搭、献媚讨好，企图借林彪之手来对付我们，现在却把我们和林彪打在一起。你们却恬不知耻地装扮成了和林彪斗争的英雄。这不是伪造历史又是什么呢？
“在政治上，他们捏造所谓‘阶级关系新变化’的理论，鼓吹党内已经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制造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的反革命公式，把我们党、政府和军队的各级领导骨干当成所谓‘继续革命’的对象，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当成所谓‘彻底砸烂’的对象……”
张春桥骂道：“这是在变着法儿攻击毛主席！是毛主席根据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作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结论，把党内走资派作为继续革命的对象。叶剑英用偷天换日的手法，变换概念，把走资派和党、政府、军队的广大干部相提并论，本身就是挑拨和歪曲。‘砸烂旧的公检法’，也是出自毛主席之口。他们不敢公开反对毛泽东，却把这一切说成是我们的创造。一是当局的卑鄙，二是我们的光荣，让历史来给我们作证吧！”
叶剑英在讲话中说：“在经济上，他们反对发展生产力，用他们所谓的阶级斗争代替生产斗争。他们攻击四个现代化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措施都攻击为‘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把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先进技术和发展对外贸易攻击为‘崇洋媚外’、‘卖国主义’……”
张春桥认为，把他们根据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而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歪曲成连低能儿都知道是错误的东西，是叶剑英这篇控诉的特色。他在报纸上批道：“可敬的先生们，你能举出我们四个人中的任何一个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和什么人谈话或讲话中有这样的意思吗？如果举出一个，我张春桥自认为该杀，如果举不出来，不正说明了你们是诡辩和捏造吗？”
叶剑英的讲话继续说：“在文化上，他们打着文化革命的旗号，大规模地毁灭文化，在我国文化事业的许多方面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他们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所谓‘全面专政’，取消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取消了人民的言论、出版、教学、研究、创作表演的自由。他们借口‘反对封、资、修’，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奇谈怪论，任意消灭历史上文化遗产和破坏社会主义文化。他们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科学事业倒退了许多年……”
张春桥在“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句话下，划了一杠，打了个大大的问号，批道：“这话是谁说的？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人会说这种只有低能儿才说出的言论。”他把所有对他们的批判都列为“歪曲、诬陷、污蔑”。喃喃不休地说：“根本不值一驳！不值一驳！”
“在组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