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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上，他们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反动口号，破坏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破坏党、政府和群众团体的各级机构，破坏党和群众的联系，破坏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党政军民关系，煽动派性，使派别活动在党内和军内合法化，建立他们的帮派体系，实行以帮代党。”叶剑英在讲完这些后，抬起头来，拉长音调，大声强调：“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活动，一开始就引起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他们的抵制。随着斗争的深入，他们的阴谋日益暴露，愈来愈多的人识破了他们的面目，同他们展开了规模愈来愈大的斗争。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先是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揭露和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随后又对‘四人帮’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邓小平同志、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一些老同志，先后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叶剑英讲到这里，坐在旁边的华国锋站了起来，大声地插话：“同志们，在这里我要指出，我们的叶剑英同志在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是发挥了重大作用的，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时是出了大力的。”
张春桥当时在电视机旁，看到这些后，气愤地站了起来，连说三遍：“不知丑恶的东西！不知丑恶的东西！不知丑恶的东西！”
就连监管人员也可以看得出来，张春桥对华国锋的仇恨是远远地大于和超过了对邓小平和叶剑英的仇恨。他认为，邓小平和叶剑英怎样处罚和对待自己，都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政治主张基本一致。对他们来说，是正常的斗争。但是对华国锋来说，则是标准的背叛！是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的行径！他说：“华国锋曾经是毛泽东信任的人，我们这些人谁都没有亏待过他，他如此对毛主席的一家，不但有悖良心、人情和道理，而且是禽兽不如的做法。这样的行为，就是在任何朝代、任何阶级的道德、任何集团和派别，都是要杀头和声讨的对象！”
看到叶剑英这篇他认为是杀气腾腾的讲话，张春桥跟前总是浮现着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底和一九六七年初的情形。那时的毛泽东，大气磅礴，指挥若定，很有一种排山倒海之势！
毛泽东亲自指示刘少奇就薄一波等人写《反共启示》的事情向中央写检查，遭到了刘少奇的拒绝后，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下旬到十二月初，北京和全国各地都掀起了炮轰中央文革小组，公开为刘少奇鸣冤，公开反对林彪、江青、陈伯达等人的潮流。原来的红卫兵中，迅速分化，一部分公开地站在了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前列。这时，毛泽东不能容忍了，他对江青、张春桥、陈伯达等人说：“这些小家伙后面有大鬼。这是一个信号，刘少奇们要急着复辟！他们是不会甘心失败的，他一定要作垂死的挣扎。你们要警惕这一点。”
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安排下，北京的造反派红卫兵举行了一系列的誓师大会，要把所谓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的全党在京革命派誓师大会上，江青发表了一篇讲话：“我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说为人民作了一点什么好事，那完全是我的本份。如果我做错了，或者做的不妥当，你们有权力批评我。但是，就有那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我很不愿意说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的名字从我嘴里说出来就提高了他们的身份。我藐视他们，他们做不出什么大的事业来，他们只会干得出不可告人的勾当。”
江青指着的就是这些事情。
毛泽东这些天，连着找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和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等人谈话，他说：“刘少奇不要再抱什么幻想了，我对刘、邓已经绝望了。要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要在全国进行大批判。”接着，毛泽东端出了他认为是同刘少奇等斗争的实质，说：“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在于资产阶级夺取胜利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走资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一部分人如刘少奇等人却认为中国是一个很穷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一段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所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解放初期是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是这个问题。”
毛泽东见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很注意他的谈话，就更加来了兴致，把手一挥说：“单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会变了，到那时候就晚了。过去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整个阶级斗争去做。文化大革命到了现在，我们必须当成阶级斗争的大事业来做。一九六七年，我们要把它作为全国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
还在张春桥向毛泽东汇报他解决上海安亭事件的经过时，毛泽东就当面称赞他说：“你做得是对的，所有责难你的话都不正确。在群众斗争的经验上，你比我们某些共产党的大官们还要好。以我看，上海沟形势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群众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内外有别’的框框可以打破。我建议你要把工总司这支力量抓住。从工人中注意发现和培养好的人材。”
毛泽东还建议挑文远通过解剖一个两面派人物来警告所有的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他说：“你要亲自动手写文章，把你的笔杆子打出去。我就是要培养你这个红秀才。文化革命嘛，没有好文章怎么行呢？”
于是，姚文元几易其稿，于一九六六年底写出了《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长篇文章，毛泽东看后，连声赞叹：“写得好！写得好！说出来了我要讲的话，这就是两面派是混入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敌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一种策略。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他们只有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办法，才能混过去。我们必须学会识别两面派型的人物。”
毛泽东还亲自在这篇文章上加上了这样一段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
张春桥就认为他自己是这样的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博得了毛泽东对他最大的信任。
毛泽东召集江青、他和周恩来、康生等人谈话时，明确地说：“我看一九六七年要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重点是北京、上海、天津、东北。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用常规解决问题是不可能了。也就是说，通过开会，改组党委或中央领导班子，撤销一些人的职务等等，都不是好办法。得采取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办法，充分依靠革命造反派，用夺权或接管的办法解决当前各地同走资派、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的问题。这场革命既然叫二次革命，总得有个革命的样子。”
张春桥面对现实，深深地摸准了毛泽东的思路。他料定这位伟大的领袖是不会向党内那股保守势力屈服的，他不会用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的那条组织原则来解决他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矛盾。他要选择一条群众斗争的方式，大规模革命的方式，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相结合的方式来向走资派夺权。这既是一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路子，就必须要抓出一个样板来。
这次召见之后，江青给他传达了毛泽东的口信：“主席希望你亲自抓上海的斗争，搞出经验来，学会抓生产和经济工作。”
这时，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这些老帅们也在日夜研究毛泽东的思路。他们曾经多次向周恩来求教。周恩来曾经秘密地和他们这样说：“也可能主席胸中有数，但是主席并没有和我们讲过。这场革命究竟是怎么样个革法？大多数同志并不清楚。我看主席也是在因势利导。主席谈话时把一九六七的任务归纳为：一是在工厂和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二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三是充分发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四是继续开展对资产阶级路线的大批判。把这四条结合起来看，全国可能还会有大的动乱。我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就在这时，张春桥和姚文元准备回到上海，开始发动向上海市委的夺权了。新年前夕，上海市委支持的群众组织“赤卫队”为了抗议张春桥支持的王洪文这一派，组织北上告状，遭到了工总司的追击，造成了沪宁铁路中断，生产停顿。王洪文向张春桥汇报了此事，说：“上海的走资派企图用破坏生产来逼迫党中央、毛主席向他们低头。”
张春桥回答说：“痴心妄想！他们不干，我们干！”
一九六七年元旦的凌晨一点，张春桥打电话给上海市委的主要负责人陈丕显，让他出面找各群众组织商量解决上海的交通中断的问题，他说：“如果你不出面或无力解决，我就要通知其他的造反派组织了，”然后，他又分别打电话给王洪文、徐景贤等人，说：“现在敌人企图用破坏交通和生产的方式来破坏文化大革命，给毛主席施加压力，我已经通知了陈丕显，让他抓生产。估计他不会真干，所以你们要立即行动起来。这样我也是给陈丕显一个机会，但不是支持他。他的帐，你们要清算，以后再算！”
张春桥和姚文元赶回上海之前，即于一月三日找王洪文等人谈话，说“陈丕显中央有人想保他，可是他硬是要和走资派站在一起，推也推不动他。我们商量过，还是要把他拉出来，他不出来就强迫他出来，让他站到前台来表演。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他如果真心拥护毛主席，早就出来抓生产了！他拖着不干，你们就干！那就要夺他的权了！”
一月四日，就在张春桥回到上海之时，上海文汇报社夺权了。“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在《告记者书》中宣言：“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斗争，从今天起，我们‘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接管了《文汇报》。”第二天，上海解放日报也夺了权。
一月五日，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等十一个造反派组织在《文汇报》发表了《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批判了陈丕显等人支持的赤卫队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号召全市工人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向所谓的走资派宣战。就在这天，张春桥来到“工总司”，向王洪文等领导人发表讲话，说：“现在的形势方使我们不得不夺市委的权。否则，整个经济就要崩溃。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夺过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打倒。把整个社会中坏的东西该打倒的打倒，可改造的就改造过来。”
一月六日，“工总司”、“机联站”等造反派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发布了夺权的三个通令。然后，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相继建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保卫委员会”、“造反联络站”等机构，全面地夺了上海市委的大权。
对张春桥等人组织的这些行动，毛泽东欢欣鼓舞。他对周恩来等人说：“你看，转机来了，只要造反派夺权，什么办法都来了。我们要坚决地支持他们，用这个办法解决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
一月八日，毛泽东又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谈话时说：“《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他们五日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可以转载、广播。他们的内部造反，过几天，可以写个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我从来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浑毛猪，没有的事。”他还对周恩来说：“这个张春桥呀，是个人才。我们要注意培养这个人，让他到第一线去锻炼，逼着他抓生产，管理国民经济。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
这次谈话，实际上成为在全国进行全面夺权的号召。《人民日报》负责人唐平铸和《解放军报》负责人胡痴根据毛泽东的审定发表出去。立刻成为全国大夺权的进军令……
一月十六日，毛泽东批准的指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文章高度地评价了上海的夺权斗争。
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社论《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报纸阵地》里再次指出：“从一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从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把被他们篡夺了的各种权力统统夺回来，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勇敢地承担起来的战斗任务。”
一月廿日，《人民日报》经过毛泽东的审定和批准，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文章指出：
“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一切牛鬼蛇神的丧钟敲响了！让我们高举双手，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造反派的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好得很！就是好得很！”
“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飞跃。这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极其伟大的创举，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事，是关系到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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