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又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事，所以我心安理得，身体一切都很正常。今天听了法庭的起诉书，根本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他们是在审判我吗？”
监管人员给他送来了他需要的基本马列著作，对他说：“你这两天好好休息休息，还没有进行法庭调查呢，时间还长的哩。你要做好思想准备。”
张春桥把那份起诉书拿起来，反覆地看了几遍，嘴里喃喃道：“简直是胡闹！搞这些东西，一看就知道是对文化大革命一窍不通的他搞的。鸡零狗碎，杂乱无章，相互混淆，没有逻辑。怎么能把毛主席领导下的革命说成是什么‘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呢？简直是在开玩笑！这等于说毛主席在领导人民篡夺领导权，完全是在胡闹！”
是的，整整四年来，张春桥一直以沉默和置之不理来对付每次来审讯和与他谈话的人，偶尔说上几句，也是怒骂而已。这些，只有在政治局的成员们打交道时才会出现。即使到了这个地步，他还是牢牢地掌握着对话的身份和等级，从未肯向地位比他低的人就范。用他的话来说：“虎死威风在，人倒品格高。作为一个毛泽东培养了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决不能在这些乌合之众面前丢失了我的身份。”
“张春桥，你到了这个地步，对你的过去感到悔恨吗？”监管他的哨兵和干部这样问他，“你站在被告席上的时候，难道不对过去的事情而惭愧吗？”
张春桥摇摇头：“不，我对我的过去并不悔恨。要说是我们有什么教训的话，那倒是可以写很多的文章。其中一个那就是我们对修正主义分子太宽大、太没有原则了。导致我们失败的原因很多，但不是当局指我们的那些。他们只是站在他们的立场来考虑问题的。和我的总结基本上是格格不入的。”
不错，张春桥是这样来对付这次法律的审判的。从一九八零年九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按照公安机关的侦察预审中认定的犯罪事实，和他逐条核对时，他就大声地说：“我不是反革命，我拒绝回答你们所提的一切问题。”
讯问结束，书记员让他看记录时，他把脸一扭，说：“不看！”
“那我们要给你念一念审你的记录。”张春桥摇头：“不听！”
“那请你能在记录上签字。”张春桥把递过来的本子推开道：“不签！”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四年多，张春桥就是这样默默地生活着，除了散步就是坐在床上思考问题。偶尔的时候，他也和人们说上几句，但绝大多数是谈生活上的事情比较多些。
他已经得到了消息，原来那些政治舞台的活跃分子，包括王洪文、迟群、于会泳在内的许多的人，此刻都向当局屈服了，低头了，认罪了。真正能够坚持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践自己当初誓言的人。真是凤毛麟角。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一个道理：革命，革命到底难。越是到了这种情况下，自己坚持大义凛然的革命气节就越发带有重要性。让毛泽东有灵，也为有自己这样坚贞的革命家而感到欣慰。
这种信念，一直使他度过了整整四年的难熬日子。是的，这，他天天是在批判的声浪中度过的。翻开报纸，他认为没有一天不在骂他，丑化他，侮辱他。而这种批判，还在天天继续着。到什么时候为止呢？他还很难准确地回答。在这样的气氛中而不低头地生活下来，没有一种坚强的勇气和对马克思主义坚定的信仰，是绝对办不到的。想到这里，他为自己能够做到这些而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荣耀。他甚至认为，他自己在将来一定会成为后人景仰和崇拜的一个楷模。所以，他不得不对自己严格要求了，处处在精心塑造着自己的另一种英雄形象。
这就是在特定环境中的张春桥的心理支柱。
张春桥不知怎的，突然想起这样的一件事情：在一九七五年八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曾经挑寻地对他说：“你张春桥口口声声地要限制什么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这些人对这些都不懂，很想听听你的高见，我们也见识见识。”
张春桥认为，在邓小平的眼里，自己是会捧着书本照抄照录的笔杆子，理论修养很难估量。他索性给他来了个长篇大论，邓不平坐在那里不得不听了好半天：
“资产阶级法权的产生、发展和消灭，有一个过程。在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这必然要在上层建筑领域中得到反映。列宁说得好：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不仅会保留着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国家与革命》）。我们现在就是建设了这样的一个国家，还要保障资产阶级法权，这一点跟旧社会差不多。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毕竟有着本质的不同，资产阶级总是非常虚伪地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对资产阶级法权也是这样。我们要合乎规律地去认识和对待尚存在的那部分资产阶级法权，因势利导地加以限制、缩小，并创造条件去逐步消灭它。而那种要求把资产阶级法权凝固下来的观点，实际上是要变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革命的辩证法，不承认有什么一成不变的东西，保障资产阶级法权决不要限制，不要缩小。我们讲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正是在承认的前提下去消灭它。保障不是目的，消灭才是目的。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走向国家的消亡，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过程，也是对资产阶级法权限制、缩小和逐步消灭的过程……”
邓小平摆摆手说：“你讲了这么多，我总算是听清楚了。看来，你是现在就想实现共产主义呢，是不是？你讲了这么多道理，究竟有多少符合中国的实际呢？以我看，是不是中国的实际的。你现在就想搞共产主义，脱离了中国的条件和实际，还是一种左倾的幼稚病。要不得！如果没有物质基础，你怎么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限制呢？”
毛泽东听到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和他的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后，对张春桥、江青、华国锋和毛远新等人说：“邓小平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很反感，也不奇怪。我和他斗争过多少次了，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合作化的时候，他就反对。革命他靠的是物质刺激，不要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这个人，改也难呢。”
毛远新说：“主席曾经说过，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不过是跑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他们从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不过是党的同路人。我看，邓小平也是这样。我们反对林彪的时候，他很支持，似乎和我们的观点和看法是一致的。但是当我们要进行社会主义的时候，他就不干了。给了他一定的权力的时候，他就仍然要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种人正如鲁迅指出的，他参加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象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张春桥讥讽地说，“邓小平就是这种已经夺上了旧椅子的人，他对我们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在上层建筑进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上的继续革命实际上都是要反对的。这也就是他之所以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迟迟不表态支持和维护的原因。”
毛泽东对邓小平警惕了。这促使他最后带病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那么，张春桥冷静下来思考，这个批邓究竟错了没有？邓小平是不是要搞资本主义的复辟和翻案活动呢？冤枉他了没有呢？这些，已经人民面前作了最好的回答。他现在所干的，正是毛泽东当年所要防止的和反对的。那么，邓小平已经用现在的事实给了全党一个活生生的回答。既然如此，还怎么要把我们向毛泽东反映的问题，说成是什么诬陷呢？究竟是谁诬陷了谁？这已经不是口头上的争论，而是已经用大量的事实给予证明了。
张春桥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想起昨天在法庭上宣读起诉书时那些人的脸谱，又觉得有点可笑。他忍不住站了起来，走到桌子旁边，把那份起诉书拿起来，再次阅读：
“（八）诬陷、迫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一九七四年十月，江青诬陷周恩来等搞阴谋，说：‘他们国务院那些人，经常借口工作搞串联’，‘总理是后台’。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在北京钓鱼台十七号楼密谋策划，十八日由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主席诬告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等像林彪在一九七零年庐山会议那样搞篡权活动。一九七四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指使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谢静宜、《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和上海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等利用舆论工具，编写煽动在全国范围内批‘现代大儒’、批‘宰相’、批‘周公’等文章，影射周恩来……”
张春桥又回想起了那段往事。他想，如果当时在四届人大前夕能够阻挡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和后来的中央副主席，也许历史将不是这样来写。中国这个长期有着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传统影响的国家，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最讲究名正言顺的。只要你没有到那个位置上，你从事超出你位置或权力范围内的事情，就会被视为大逆不道。你要是到了那个位置上，你干的就是有点出格，也会被视为是正常的工作范围而不被追究。不管是你有没有先见之明，你都得照既定的条件和位置来办事。这一点，恰恰就是限制了他和那几个同伙。
现在无须讳言了。周恩来就是要推荐邓小平来主持中央的工作。他对毛泽东说得很清楚：“目前还没有比小平同志更合适的人选了。让小平同志再带一带年轻人，对党的工作极为有利。小平同志有能力、有资格也有丰富的经验。其他人主持国务院或中央的工作条件都不成熟。”正在重病里的毛泽东同意了他的意见。
当时，邓小平得意了。他认为毛泽东事实上已经丧失了再主政的能力，一切将听凭于他们的指挥和安排。而张春桥就认为，毛泽东一定有当时他的难言之隐。他坚信毛泽东会明察秋毫的。当时毛泽东不让步行不行呢？可以，但是要有风险。
已经接近双目失明的毛泽东如果不考虑到一定的时候，有人会铤而走险，他会作出更加大胆的选择。但是那样对历史的交代和后人议论会有难以解释的作用。政治家的冒险选择往往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作出的。只要还有一份奈何他们都不会拿上全局的性利益而做赌注。
老道精熟的毛泽东心明眼亮就是不说出来。他具有统帅全局的能力和水平，可以把魔鬼从瓶子里放出来，而且还能把它再装进去。他打出去又收回的本事使相当一批政治家为此叹服。可是，智者千虑忘记了他的一失。他没有想到他身后的继承人的水平。如果说是教训的话。这便是其中一条最为沉痛的教训。
几个政治局委员，难道不能在一起商量问题，中央主席作若干看法的反映吗？如果连这样的自由都没有，那还有什么民主可言！
但是现在，这一条成为他们几个人的一条大罪！《起诉书》里的这些东西，在当时的政策和法律里，哪一条能够称得上犯罪？可是，他们偏偏胆敢这样干！这还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象征吗？
当时，张春桥就对江青说：“主席能不能听我们的，可是关系到下一步的命运和前途了。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再等待了。”
应该说，江青是听取了他的建议的。她也同样看到了当时许多问题的严重性。她当天就把王海容和唐闻生找去，嘱咐她们报告毛泽东：在十月十七日晚上，政治局讨论“风庆”轮问题的会议上，邓小平和江青发生争吵，事后扬长而去，使得政治局的会议开不下去。
当晚，他们再次把这两位毛泽东身边的女将叫了过去，张春桥说：“国内财政收支和对外贸易中出现的逆差，是国务院领导同志‘崇洋媚外’所造成的。邓小平在风庆轮问题上的态度和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差不了多少。我们向主席讲一讲，目的在于使主席了解情况，不一定要干扰主席的思路。”
十月十九日，这两位女将到医院把江青、张春桥和他们谈话的情况给周恩来作了报告，周恩来说：“我已经知道了政治局开会的事情。经过我的了解，江青同志和张春桥的指责水分太大。事情并不是江青说得那样。而是他们四个人事前就计划好要整邓小平，而邓小平容忍了很久了。”
这些，本来也不过是党内生活的正常规律，有什么可说三道四呢？
张春桥反对邓小平再次出任党和国家最重要的领导职务，是基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积极地支持和推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条出发的。虽然他一再表示认识到了过去的错误，表示对运动中对他的批判真诚接受，永不翻案。但是站出来工作以后，并没有什么大的行动，反而和过去一些有这样或那样错误的老干部联系在一起，经常围绕在周恩来身边，有些令人非常可疑的动作和言论。他和江青等人不断地收到有关他和其他一些人的材料，但总是得不到他们的重视，甚至怀疑这是一些人别有用心的挑拨。所以，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但是，当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人积极地支持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主要领导职务的时候，他和江青等人都有点慌了手脚，不得不匆匆忙忙地研究阻拦。但是，他不知毛泽东已经有了他的主意。
他认为，毛泽东的好心并没有得到邓小平这些人的好报。在邓小平这些人清楚地得到毛泽东患了已经不久于世的不治之症——一运动精神原病后，他和叶剑英等人迫不及待地以整顿为名，大搞右倾翻案，而且公然拒绝毛泽东让他主持会议制定一个正确评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议，终于引起了毛泽东对他的愤怒和反感。这才导致了他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