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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康生派王力和关锋亲自去把蒯大富接来，参加了这次会议。
张春桥看望这个学生时，特地说：“你是毛主席把你解放出来的。如果没有毛主席的革命政策，也就不会有你的今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是要置你于死地的。”
当时，蒯大富连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当蒯大富解放后，组织了新的红卫兵，名称叫井冈山兵团，后来组织成“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成为全国很有名气的造反派组织。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势力和刘少奇等人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后，毛泽东下了整垮刘少奇的决心。这时，张春桥想到了那个蒯大富。他在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会议上对江青等人说：“我们就是要用蒯大富这样的小鬼打倒刘少奇这样的大鬼。该给蒯大富等小将们放放手了。”
陈伯达马上就说：“派工作组的怀仁堂会议主要就是刘少奇和邓小平他们两人搞的。北京抓在他们手里，他们想搞一个样板，把全国搞成了白色恐怖。有不同意见的人。他们就千方百计地要把他们打成反革命和右派。清华大学的那个蒯大富完全失去了自由，要到中央办公厅去谈问题，还有两个人押着去谈，可见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春桥同志的建议很对，完全符合主席的思想。”
所以才有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张春桥约见蒯大富那一次谈话。
张春桥反覆回想，记起了那天的情形。但不是张春桥主动地约见他，而是蒯大富几次打电话，说是有重要的情况报告。张春桥请示了江青和康生以后，才和蒯大富定了时间。那天下午，蒯大富一见到张春桥，马上送了一大包材料说：“现在清华的形势很好，包括刘少奇的女儿刘涛都揭发出了刘少奇的大批问题“，我们怀疑这个家伙还要继续进行反扑，和我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清华的一些人在继续整理中央文革的黑材料，目的就是要继续掀起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逆流。我们希望中央文革给我们下达战斗任务。请春桥同志转告江青同志和毛主席，我们三司誓做中央文革小组的铁拳头。你给我们下达战斗任务吧。”这时，张春桥才说：“你们既要做好胜利的准备，也要做好失败的准备，特别是刘邓那些人上台的准备。这场文化大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形形色色的阻力。这次的阻力是很可能要在一定的时候和情况下得势的。”
蒯大富拍着胸膛说：“请中央首长放心，我们不怕！”
张春桥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他们在用各种花招向中央文革和毛主席进攻。你们能眼看着他们的破坏活动而熟视无睹吗？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把他们在历史的各个时期的问题和罪行统统都揭发出来，调查清楚。不要使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半途而废。”
蒯大富当场保证：“请春桥同志放心，我们一定要听中央文革首长的话，把这场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证不让这场革命在我们手里而失败。”
现在，当年的这个小将已经不记得他的话了，而把一切都推到了自己身上。好像打倒刘少奇的起源和原因，就在于自己和蒯大富的这次谈话。简直是笑话，天大的笑话！张春桥一边在监房里散步，一边出神地思考着当年的往事。他想起了蒯大富那批学生领袖们到了后来，发展到自行其是的地步，任意把中央的一些机密活动公开，甚至把打倒的对象随意升级。还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廿三日，张春桥在接见三司的代表时，就说：“回去告诉你们的蒯大富同志，你们要好好地学习毛主席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这些文章。只有把你们的队伍好好地整顿成为一支有纪律、有觉悟的革命中坚，你们才有可能在新的斗争中经受得住考验。否则你们一定要成为自己的反面的。”
到了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传达了毛泽东的一个批示：“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大不一样。这样，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性。驻京部队训练革命师生的经验很好，很有成效，应当在全国推广。”张春桥对蒯大富等人说：“你们要成为落实毛主席指示的模范。革命左派如果不进行学习，不讲究斗争策略，就会变成极左派了。”
这些话，蒯大富是一句也记不起来了。他只会到了生死考验的关头把所谓的责任推给了他们认为可以推给的人，以解脱他们自己。张春桥愤愤地想道。
张春桥不停地在监房里散着步，走过来再走过去，思维一直在毛泽东讲过的话语里转悠。他在暗地问道：“毛主席亲自领导均文化大革命难道果真就这样失败了吗？中国难道真要走一段苏联走过的道路吗？”
他想起了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的一次谈话：
“苏联大反斯大林，吹起了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谬论，好像无产阶级专政可以不要了。这就变成了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工人运动经验的总结。但是，除了只存在七十二天的巴黎公社以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亲自看到过他们所毕生努力争取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的领导下，在一九一七年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接着又胜利地建设了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从此由理论和理想变为活生生的现实。但是苏联的革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零年，他们经受了十四个资产阶级国家的进攻。早期的苏联，经历过内战、饥荒、经济的困难、党内宗派分裂活动的严重折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时间内，在西方国家开辟第二战场之前，苏联曾经独立经受了并且击败了希特勒和他的伙伴们的几百万军队的侵略。所以，苏联提供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是我们必须牢牢地吸取的。”
什么是苏联的基本经验呢？
张春桥从他的历次谈话和所发表的文章里认为主要是五条：
（一）无产阶级必须要有依靠先进分子组织起来的党。这个党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针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密切联系群众，成为真正的先进分子的领导核心。
（二）无产阶级在这个党的领导下，联合劳动人民，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政权。
（三）在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建立对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消灭阶级。
（四）无产阶级必须实现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而奋斗。
（五）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努力取得各国劳动人民的援助，并且努力援助各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苏联的十月革命的道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和发展。可是，现在这个革命如同存在了七十二天的巴黎公社和苏联近四十年来的经历一样，都失败了。这是为什么呢？
张春桥在十几平方米的监房里走呀走，走呀走，永远走不出去，永远没有最后的目标和最后的结尾。这一切究竟是巧合还是一种历史的规律，他在反覆地思考和问自己。最后他还是用毛泽东的一句话做了总结：“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但是，他也知道，他所讲的这个胜利实际上是遥遥无期的。
“张春桥，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鼓吹的武斗，搅得全国不得安宁，这样下去怎么能不出问题呢？你好好想一想，你们之所以到了这个局面，除了华国锋是出自于自己的利益和私有目的外，其余的人都是出自对你们的痛恨。这个教训难道不应该仔细的反思吗？”监管人员看到张春桥只是自己在监房里散步，忍不住对他说。
这倒勾思起了张春桥过去的往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张春桥陪同周恩来、陈伯达和江青等人参加“首都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的时候，江青在讲话中宣布解散“西城区纠察队”等镇压革命的非法组织的时候说：“这一小撮坏人大搞武斗，打人、抄家，是法律所不能容忍的。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有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因此，对于社会上的一小撮杀人犯、打人、破坏革命的一小撮坏人，就是要坚决地施行专政和镇压。”
张春桥也说：“凡是搞武斗的人，都是要隐瞒他们的反革命目的的人。真正光明正大的人是不会搞那些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坏事的。”
第二天，即十二月十七日，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和张春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为夺取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新胜利誓师大会”上讲话时，江青再次说：“敌人是不会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有各色各样的代表人物，有的在幕前，有的在幕后，特别是一些反革命的幕后人物，我们必须要高度注意。他们煽动武斗来要挟我们，用武斗这种形势来镇压造反派，这是当前一小撮阶级敌人和走资派玩弄的花招。我们必须揭露。”
张春桥在会上也说：“敌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有选择武斗才能挽救他们失败的下场。其实，这也只能是他们的垂死挣扎而已。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对这类社会现象进行阶级的分析。绝对不能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阴谋得逞。”
正是他们为了粉碎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的阴谋，经过中央文革小组的研究，他们制定了一九六六年的《六•；六通令》。张春桥记得。他当时在上海宣读那个通令的时候，特意讲道：“为了维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秩序，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保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保护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正常进行，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防止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混水摸鱼，乘机捣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颁发了‘六•；六通令’，要求对抢夺、窃取、破坏国家设备；侵占、砸抢、
第二十章 他拿起了笔 要写什么呢？
张春桥发现连续几天，怎么一下子看不见报纸了。他向监管员问道：“为什么没有报纸送来？”监管员说：“现在对你们两案的审判期间，为了防止你们串供，根据上面的指示，暂停你们的报纸供应。”
张春桥冷冷地说：“简直是煞有介事，好像谁把他们还当一回事！”
经过医生的检查，张春桥在这几天里血压正常，没有什么不良的反映。“我心里很坦然，并没有做任何的坏事，我的血压当然正常。”张春桥这样解释。
这时，从外面的广播里传来了这样的声音：“起诉书指控被告张春桥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同江青一起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在十年的内乱中，张春桥是向人民民主专政实行夺权的肇事者和自始至终的煽动者、策划者，对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
张春桥认为这是监狱故意对他实行的心理战，目的是摧垮他的精神防线，使他在法庭上低头认罪，或者挫伤他自傲自尊的威风。
他记得，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不管是刘少奇、邓小平，还是那些大大小小的走资派的人们，无一例外地都曾经写过检查和交代，向革命人民低头认罪。而现在，只有自己能够在强大的压力下，坚持着当初的路线和原则。这种气节是任何政治家们都将为之叹服的。自己给所有的革命者都应该树立一个榜样！他这样想到。
他想起，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日，在亿万革命群众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声讨中，在中共中央的严词责令下，刘少奇不得不向北京建工学院的红卫兵交出了他的《认罪书》。当时，张春桥就对上海的革命造反派说：“刘少奇认罪，一方面是我们的胜利，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刘少奇不甘心失败的表示。他认罪是假，反扑是真。他的检查一出笼，就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批判。希望我们的上海拿出真正过硬的东西来。”
他认为，在政治斗争中，对方让你写检查，从来都是要把你置于死地的一种策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如果向自己的对手写了检查，就等于给了人家自己的把柄。将来就是再翻案，也不是那么光彩的。比如邓小平就算再有本事，他也不能否认了他曾经向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写过检查的真实性，翻自己的案。除了证明自己在当年就不老实，就在耍两面派以外，再不能证明别的任何问题。他抱着这样的观点，他从一开始就拒绝了任何形式的低头或认错，所以就更别提什么认罪了……
“张春桥，你在法庭上不讲话，是不是有点失算呢？”监管员突然进来问他。
张春桥多年来养成一种习惯，他对自己并不熟悉的人从来不交心。一直处于一种冠冕堂皇的应付之中。他具有一种草原上的豺狼般的天性，做事往往有点神秘而又单独行动的特色，并且他所干的事情总有这样或那样的伪装，很少留下什么证据。这就给他的性格更加涂上了一层令人琢磨不透的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