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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对自己的过去和对于他所干过的事情，此刻统统守口如瓶。他的沉默和对一切都置之不理的态度，使多少人伤透了心。这天，张春桥突然提出要些纸和一支笔，使监管员立刻作为一件大事报了上去。
“张春桥要笔和纸了，他要在最后的审判时给我们一个袭击，发表辩护词了。”审判委员会的法官们迅速作出了判断。别看他不讲话的时候，他们希望他开口，但是一旦他真正要讲话的时候，他们的神经一个个都绷紧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他的历史已经证明了此人是极其不好对付的一个顽凶。当人们的目光对准了费孝通的时候，这位著名的学者和人大常委会的领导人动开了脑筋。
是的，张春桥认为是江青在政治舞台上时间较长的伙伴，也是她最为亲信的军师。他们四个人的倒台，张春桥是认真地研究了他们的教训的。这四年来，他一定考虑了许多的问题。从他的缄口不言来看，他是最为掌握核心机密的人，也是这个反革命集团最重要的核心人物。费孝通这样认为，张春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曾经是中央最高领导成员的政治家，他采取了沉默的选择，肯定是经过了痛苦也是他以为最好的决策的。首先他要顾全面子，其次他知道一旦开口，就必然要把许多的内幕揭开，这正是他不愿意的。他宁肯把一个又一个的阵迹留给历史学家或广大的人民群众，也不愿意把答案公布在他被捕后的法庭上。所以，从预审开始．他就拒不回答问题。送达起诉书他不接受，律师也不要。有人说：“长时间的沉默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在闭口几年之后，就会丧失了语言的功能。从这一点看，也能知道张春桥在政治上的毅力和他对他的信仰的坚定。”
作为法官，费孝通研究了张春桥的十六条属于他的罪状，认定了他触犯的刑律。
一九六七年一月，张春桥说：“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
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五年，张春桥多次宣称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他伙同江青等人进行了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大量活动。对此，有人曾经提出了疑问：’既张春桥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改朝换代，为什么在他公开讲话里，包括他在文革中接见群众组织或各种大会上没有一丝一毫的流露呢？为什么连群众组织印制的材料里也不见这四个字的片言片语呢？”费孝通是这样解释的：“他也知道这句话提得过分，所以他只是对他的同伙或者亲信讲这类的话，真正在大庭广众下，他对这几个字是封锁得很严的。”
这种不管科学与否，在法庭是作了认可的。至于张春桥的其他罪行，如：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廿八日，张春桥为了夺取上海市的领导权，制造了上海康平路武斗事件，打伤了九十一人。费孝通记得，当年这笔帐是记在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和曹荻秋头上的。现在，物归原主，还到张春桥的身上了。
一九六七年五月，张春桥在济南支持王效禹制造武斗事件，拘捕了三百八十八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张春桥单独召见蒯大富，首先在全国刮起了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狂风。
在张春桥的指使和策动下，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上海市十二名领导人分别被扣上“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等等罪名，遭到批斗。曹荻秋、金钟华被迫害致死。
张春桥操纵、指挥“游雪涛小组”进行特务活动，制造冤案，诬陷迫害干部群众，诬陷华东地区领导干部在长江以南搞一个地下武装，密谋兵变。
一九七六年，张春桥、江青、王洪文和姚文元在全国制造动乱。同年三月，张春桥伙同马天水、徐景贤在上海召开的万人大会上，诬陷重新站出来的干部是“从民主派变为走资派”，是他们所谓革命的对象。
张春桥同王洪文等人，以上海为基地，建立由他们直接控制的“民兵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费孝通在审判会上发表讲话时说：“对张春桥的这些犯罪事实，我作了仔细的推敲，认为条条都够格，件件都是证据确凿，能够经得起任何历史时期的鉴证，保证不会冤枉了这个人。张春桥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九十三条策动武装叛乱罪，第一百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所以。对他的判罪，要从重从严。”
“现在，张春桥要纸和笔，你能估计到他会从哪些方面进行辩护吗？”有人问。
费孝通说：“张春桥辩护，无非是那些老话，即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毛主席的身上，说他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等等。除了这样，他没有什么可说的。从一些证据来看不排除他在许多的场合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干坏事的。这同毛主席没有任何的责任。我非常同意党中央一再强调的，审判这些人要和毛主席的错误严格地区别开来。不能让他们把他们的罪行推到毛主席的身上……”
消息传到了审判委员会领导小组会上，彭真马上作出了指示：
“我就预料到张春桥会对我们搞突然袭击的。”他的神情很严肃，“对张春桥的活动，一定要来回控制。他几年不讲话，既然开口，就会讲出他的水平来的。我估计他要大肆宣传他同林彪集团的斗争。因为林彪的暗杀名单里有他的名字，林彪集团对他有着刻骨的仇恨。这并不奇怪。他就是同林彪有着势不两立的斗争，也不能否认了他们同林彪在整刘少奇和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问题上的一致。根据预审、检察的结果和特别检察厅起诉书里所罗列的大量材料，我们决定对这两个反革命集团一案起诉，分庭审理、一案两审，是完全合理的。林彪和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头几年，是互相勾结、狼狈为奸、阴谋篡党篡国的目标是一致的。头子就是林彪和江青，军师就是康生和张春桥。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你们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当张春桥发表他辩护意见时，不失时机地给予坚决的驳斥。”
于是，当第二次庭审调查时，审判员们高度紧张起来了。
其实，对张春桥的这种戒备完全是多余的。张春桥向监管人要的纸张，全部被他扔进了厕所。他要的笔，只是向监所领导开了个需要的马列书籍的清单。只是他写好了以后，迟迟地没有交给监管人，而是压在了他的床单下。直到整个审判结束以后，他才把他的书单交出来。他和监所以及持别法庭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整整一个星期，张春桥关注着特别法庭对他们的审讯，对广播里的声音特别留意，对监管人员们的谈话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他很想看看报纸，但是号里全是一些过期的旧报刊，他不时地把给了他的那张起诉书看了又看，嘴里咕囔着骂上几句：“胡说八道，颠倒是非，完全混淆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
张春桥在监狱里始终靠着回忆过去来打发那难熬的日子。但是他感到颇为得意的，就是毛泽东在多次政治局会议上称他为“马克思主义的红秀才”，“我们的理论家”。有一次他当着林彪的面说：“你看我们的红秀才中谁最有希望呀？是陈伯达吗？不对，他已经老化了，他写的文章罗里罗嗦，不耐看。我看最有希望的是张春桥和姚文元。张的文章具有深刻的理论色彩，逻辑力很强，有深度。姚文元的文章，火药味浓，具有原子弹的威力。其余的那些秀才们，都还没有火候呢。”这话引起了林彪和陈伯达的高度警惕和嫉妒。他们开始暗中搞他和姚文元的鬼了。
林彪对陈伯达说：“张春桥是有野心的，他想取代你。这个人仗着‘三滴水’（批江青）给他撑腰，你也不放在眼里了。中央起草重要的文件，都是他和江青他们说了算。最后才来报告我的。这个人如果不警惕，我都可能要受他害。”
陈伯达说：“张春桥其实在上海并没有多么高的威信，很多人在反对他。红卫兵和工人组织几次炮打他，要不是主席和江青保他，他早就垮了。”
“等主席百年之后，我看他就再也跳不起来了。”林彪恶狠狠地说。
后来，陈伯达几次告诫林彪：“看来张春桥在党内的地位还要升。我听总理讲过，在必要的时候，党中央要增加两至三个副主席，张春桥是其中之一。”
林彪的脸色一下子变了“这话从何谈起？我怎么没有听主席讲过。”
陈伯达说：“这是很可能的。毛主席考虑问题总是在他自己成熟了才拿到会议上的。据总理讲，主席曾经和他议论起你的身体状况时，对你总是不出席一些重要的会议而不那么满意。主席和总理商量，在适当的时候，要选几个更为年轻的接班人作为你的递增干部，看样子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毛主席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的。想当初为了限制刘少奇的权力，主席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增加了好几个党的副主席。”
林彪对陈伯达的提醒很是感激，他说：“在我的工作中，多亏了老夫子你的支持，我不承认什么理论权威，除了你这个笔杆子外，我不会承认其他的人为权威。张春桥算老几？他在党内的资历是永远排在最后的。党的九大上他捞了一把我们都没有说什么，那是从全局出发的。现在他如果敢轻举妄动，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
以后，陈伯达和林彪的那几员大将就在各种场合下流露出了对张春桥的蔑视和打击。甚至在政治局开会的时候，黄永胜、叶群、陈伯达、李作鹏对张春桥都表现出爱理不理的姿态，张春桥几次主动和他们说话，都被他们拒之门外。
这些，都被江青看在眼里了。她对毛泽东说：“政治局的某些人对张春桥的态度表现得很不友好，春桥同志感到很委屈，他并没有得罪他们，为什么他们要那样对待春桥同志呢？我看他们是在嫉妒他，特别是那个老夫子，在各种场合冷言冷语，没有起多少好的作用。他们是要搞不团结呀。”
“我知道，你告诉春桥同志，不要理睬他们。”毛泽东说：“他们的一些做法，是对着我来的。你们要能够沉得住气。”
终于，林彪、陈伯达和张春桥之间的矛盾在一些问题上爆发了。当林彪和陈伯达下决心要整倒张春桥的时候，毛泽东依然站了出来，整垮了陈伯达和林彪。
张春桥当着毛泽东的面，在政治局会议上痛哭流涕地说：“我今生今世报不尽毛主席对我的关心、培养和支持，我要永远地紧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永远地忠于毛主席，忠于江青同志……”
毛泽东打断他的话：“春桥同志，我们还是要忠于党，忠于共产主义的事业。”
说到这里时，毛泽东自己也流下了眼泪。这个动作，使在场的政治局委员们都哭了。
张春桥几次提起笔来，想把这件事情如实地记载下来，但是几次动笔他都没有写完。他认为，这段历史将来会有人写的，如果自己来写，又会引起一场风波。他的忠诚，他的清白，他的历史，都不需要他自己来说什么，后人会给他一定的评论的。他自己只要用自己的言行写下自己应该做就行了，而不需要他自己评价自己了……
这，也就是这个笔杆子拿起笔来又放下的原因。
张春桥感到自己在一九七六年所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用自己的水平来衡量政治局的成员和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水平。他以为，经过文化大革命，人们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的威望已经到了深入人心的地步，谁要敢反对毛泽东的这些决定，一定会引起全国革命派的造反和声讨。他万万没有想到，人们对毛泽东的理解，远远不是他所希望的那个样子，也没有统一到他们所苦心经营的那个地步。
到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毛泽东就决定要把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文件公布出来，让广大的群众和党有所熟悉、了解这场大革命的意义。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公布《五一六通知》时，毛泽东就说：“这场大革命的肯定与否，将会有很大的争论。也可以要争论一百年到几百年。这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谁也避免不了。”
五月廿三日，全国各报刊重新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张春桥为报纸增添了这样的一段话：“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四十年代在革命根据地中，关于文艺问题大论战的继续和发展，是当时的思想大论战、大论战在新的历史阶段上的继续和发展，是这些大论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和发展。”
他建议江青重新发表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五个文件：《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评剧院的信》、《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他认为，这可以使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至于认为毛泽东发动这场革命只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做过充分的准备的。江青完全同意了他的意见。并经毛泽东批准，同时发表了林彪《给中央军委常委的信》和《林彪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等一系列文件，把这场文化大革命爆发的突破口和整个过程完全公开化了……
“这下，谁要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就不那么容易了！”张春桥对江青等人说，“我们把战斗的武器直接地交给了人民群众和造反派，他们有了讨伐修正主义的东西，谁要是搞资本主义复辟，那就让他们尝尝厉害吧！”
现在，他也清楚了。过高地估计任何政治势力都是错误的。在一定的条件下，优势和劣势都是可以转化的。人民群众离开了路线的指引，同样会走向歧路。
张春桥这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