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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激动地在巴掌大的天地里走来走去，思考着华国锋这些他认为是？？？？的内容将在全国全世界引起的反应。是的，他佩服这篇讲话的起草者耍弄文学的技巧，再通过这位欺世盗名的他自称为温顺、敦厚的高级政治骗子之口讲出来，就具有极大的煽动性了。
他特别注意到了华国锋讲话里所说的“批邓另搞一套”的提法．他立刻料定了华国锋一定要为邓小平翻案或者是他在别人的压力下要为他翻案。实际上，在毛泽东生前所搞的重要文章和文件。都向党中央主席作了汇报，得到了他的批准和支持，“另搞一套”从何谈起？华国锋这样说，就是要先造成一个假象，好像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样的斗争时，主持中央工作的人正是华国锋自己。他对当时的斗争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现在却来了个猪八戒倒打一耙，完全嫁祸于我们这些人，这是什么政治斗争？纯粹是栽赃陷害，在光天化日之下伪造历史。张春桥这样想道。他知道，邓小平之类的人早已就把整倒自己，作为了他们最终实现所谓整顿的目标。现在，这个目的通过华国锋之手实现了。
张春桥很想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以便将来正本求源。但是，现在怎么能够做到这点呢？他又开始犯愁了。
毛泽东在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曾经当着华国锋和张春桥等人的面说过：“我又批江青，是因为她的工作方法有问题。但是我同邓小平之间的现在的斗争，是原则问题。江青和你们的工作方法问题，不要大惊小怪，慢慢解决，提高水平。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但是批邓，则必须要抓紧。这是国内最主要的任务。关系到将来。”
是的，就在一九七五年冬天，全国形势急转直下，毛泽东对邓小平态度发生重大变化，从支持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到开始批判他。这就使相当多数的人们惶惶然地注视着政局的变化与发展，关心起邓小平的政治命运来……
其实，事情的发端正是开始于华国锋。
一九七五年九月底。华国锋两次约张春桥和江青谈话，告密说：“邓小平几次在一些场合散步毛主席的日子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医生说他患的是运动精神元病，预计只有一年半的弥留，希望政治局做好应变准备。”他特别强调说：“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极其不满，对刘少奇在几个场合下表现出同情，中央应该对这个现象引起注意。”
张春桥建议华国锋，把这些情况通过联络员毛远新向毛泽东正式汇个报。于是，华国锋分三次和毛远新进行了谈话。
为了准确地表达华国锋等人的意见，毛远新起草了一个汇报提纲，和华国锋、张春桥、纪登奎、陈锡联等人作了商量和研究。这个提纲的内容是：
“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1）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开，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2）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门的错误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得一大堆；（3）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要不需要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
华国锋当时对毛远新说：“这三点抓得准，击中了当前一些人的要害。小平同志的要害就在这里。”
毛远新的汇报提纲里还写道：“工业现代化主要强调加强企业管理，规章制度，但工交战线主要矛盾是什么？农业、财贸战线也有类似问题，教育革命主流、成绩是什么？这些都必须弄清楚。主席已经对许多的问题作了明确的批示和指示，但是现在主持中央工作的人似乎都想否定。从周恩来一九七二年反极左就有这种矛头，等等。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路线，批判了十七年中各条战线中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应不应该坚持下去。”
华国锋当时也说：“这样就抓住了事情的关键。这样提出问题，非常明了。”
毛远新的汇报提纲尖锐地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要凶。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奇_…_書*网…QＩＳuu。ｃＯm。他那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根据这些情况，我担心中央会出问题，怕要出现反复。”
华国锋当着好多人的面赞叹地说：“远新同志的这个意见很重要，很有份量。我们为了在全局上坚持毛主席的既定路线，防范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必须及时地向毛主席汇报这些问题，供他老人家及早决策。我早已看了出来，毛主席支持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是让他更好地发扬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恢复全国的安定团结，把国发经济搞上去。毛主席的希望和小平同志的整顿思想，可是格格不入的，这就要出问题呀。”
江青听到华国锋的这个态度后，很高兴地对张春桥说：“国锋同志看问题还是很尖锐的，他在重大的关键时刻是会站到我们这一边的。我听主席讲过，这个人办事情，会靠得住的。你看，邓小平就是听到主席得了那么一个怪病，就想另想炉灶，要和主席唱对台戏了。他的暴露是必然的。我从邓小平这里又联想到了《水浒》里的宋江，宋江打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号。他心目中的‘天’就是皇帝和朝廷；他所行的‘道’，就是孔孟之道．就是要帮助宋王朝瓦解和镇压农民起义，以巩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他口口声声说要‘保国安民’：‘保国’，指的是保卫地主阶级的反动政权；‘安民’，就是自己当奴才，还要别人也跟着他去当奴才。就在梁山‘大举义’那天，宋江乘兴写了一首《满江红》下令乐和单唱：‘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现在，邓小平这个宋大哥，也是迫不及待地要为刘少奇那个王朝的人招魂呢。结果在梁山伯山寨激起了一片的反对声。但这丝毫没有能动摇宋江‘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的反革命决心。他一投降，就马上率领大军打方腊，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他代表的是哪个阶级的意志的愿望，难道还不够清楚吗？”
华国锋肉麻地说：“江青同志一下子就把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讲透了，到现在为止，我才真正理解了主席评论《水浒》的目的。好，今后在文化上我看江青同志和春桥同志的了。跟着你们绝对不会错。”
华国锋等人支持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上述看法后，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毛泽东明确地认为：“邓小平的这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看来他是想翻案呢。他要把他的许诺和保证收回去了呢。”他要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开会，把他的意见全讲出来。毛远新当即在十月三日召集这些人开会，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特意强调：“主席要小平同志主持会议，起草一个决议，对建国以来的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路线的回潮也作个批判。这是当前的一项任务。”
邓小平则断定这是毛泽东的身体危机的信号，就顶道：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嘛。你说回潮，我认为值得研究。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九号文件以后的评论，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昨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的工作方针怎么样，主席还说是对的嘛。怎么又有这样的情况呢？”
毛远新当即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说：“主席的指示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你突然问主席一句，主席怎能给你一个准确的回答呢？再说，你给主席转送的清华大学刘冰等人告迟群和小谢的材料，主席当时并没有看。主席看了以后很生气，再次说：‘小平为什么对那些人的告状感兴趣？再不改正，就要出修正主义。’”说完，就从文件包里取出了毛泽东对邓小平转交的刘冰等人信的批示。邓小平沉默了。张春桥一字一句地研究了毛泽东的批示，心里感到非常的舒心解气。是的，自己是主管文化和教育的副总理，清华大学的几个小将一直是自己支持的造反派。邓小平就是想通过整倒迟群和谢静宜来达到最终整垮自己的目的。这个企图，从一开始他就预料到了。现在，毛泽东的几句话点破了主题：“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几次开会，讨论针对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和毛泽东对清华大学的批示，展开了对邓小平的批判。
华国锋在讲话时说得非常清楚：“主席希望在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上统一认识，达到团结，你邓小平为什么现在一反常态，要和毛主席唱对台戏，这个问题你邓小平心里最清楚。主席提出由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你邓小平为什么要拒绝？你说你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你说得倒好听，文化大革命就是从对你和刘少奇开始的，怎么能说是不清楚呢。能说你主持制定这样的文件不合适呢？你应该清楚…一点，你站出来的时候，是由于你承认了错误。愿意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才得到毛主席的支持的。而决不是中国离不了你。这个问题你要有个正确的认识。”
至于张春桥在发言中对邓小平的批判，比起华国锋来说，调子要轻得多：
“毛主席对刘冰等人的信的批示，回击了邓小平同志在教育革命上的许多奇谈怪论。为什么毛主席要批示这封信？因为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和十月十三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均、柳一安和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吕方正四人，先后通过小平给主席转来两封信，污蔑迟群和小谢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作风上存在着什么严重问题。说他们狼狈为奸，争权夺利，专横跋扈，在清华大学搞法西斯统治，甚至诬陷迟群在党的十大和四届人大以后，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和部长，对毛主席和周总理不满，公开攻击中央领导，在群众中造成了甚为恶劣的影响。其实这都是编造的。用主席的话来说：‘他们是打着我的旗号来打击我的力量，和林彪用的手法一模一样。’这封相同的信他们还给吴德和李纳同志也写了，都是要把他们打倒。这些人胃口大得很！这样就挑起了这场斗争。”
华国锋马上接着说：“我们党从来就有个规矩，这就是决不允许诬陷好人。毛主席最近又强调了这一点。迟群和小谢是好同志，是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张春桥又说：“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林均万同志给毛主席也写了一封信，揭露了教育部长周荣鑫在组织上任人唯亲，搞宗派，想把迟群在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打倒，把他从教育战线上赶走。同时肯定了迟群在文化革命中，以自己的实际行为为教育革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毛主席对这封信也作了批示：‘先作调查、然后讨论一次。’经过调查，断定了刘冰的告状是诬告，这才作了批示。这里我要问邓小平同志，你是怎么做的呢？说穿了，刘冰和周荣鑫的观点都是在你的支持下进行的。你才是教育战线上创造各种奇谈怪论的总根源。”
政治局会上对邓小平的批判传出来后，清华大学从十一月三日起，展开了所谓教育革命的大辩论，实际上是对邓小平的不点名批判。
十一月八日，清华大学召开了有一千三百多人的党委扩大会．张春桥责令周荣鑫作检查。十一月十八日，又召开了全校大会，公开批判周荣鑫和刘冰，实际上也把矛头对准了邓小平。于是，清华大学出现了成千上万的批判右倾翻案内容的大字报、大标语，张春桥指示全国各地的教育界单位派代表参观。到了十二月一日，《红旗》杂志第十二期发表了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文章根据张春桥的讲话精神写道：
“在大好形势下，必须看到教育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仍然是尖锐的、复杂的。最近，教育界有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这也不行，那也不是，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因而‘就是要扭’。这无非是说，教育革命搞过头了，搞糟了，要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去。问题很明显，当前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我们必须抓住问题的实质，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潮，分清路线上的大是大非，继续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邓小平被停止职务后，华国锋主持了全国的全面工作。这年的十一月下旬，由他主持了对党政军干部的打招呼会议，并发表了讲话。直到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事件发生后，都是华国锋在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当然包括了对邓小平的批判。现在，这个篡夺了中共中央大权的所谓主席，竟把一切都推到了我们身上，说我们另搞一套。那么后人难道不需要好好地查一查，究竟是谁在另搞一套呢？这个天大的冤案难道不需要翻吗？张春桥愤然地自语着。
可是，华国锋在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里，却是如此渲染他的胜利：
“大家在想：过去有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