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在法警的押解下，挺胸快步地走出了法庭。在他的眼里，这只是一场战斗的结束，他面前还有更加严峻的考验呢……
张春桥抬起头来，有意识地看了看天空。啊，万里无云，红日当空，本来是晴朗的季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呢？历史的老人，你该怎样地来写这段叫人伤心落泪和悲痛万分的岁月呢？他想放声地大哭一场，又放不下他那张脸来……
第二十四章 他翻开了《毛泽东选集》……
张春桥和江青在法庭上的态度，激怒了中央政治局的一些人。薄一波拍着桌子说：“我看不把江青和张春桥判处死刑，实在不足以平民愤。全国到处是一片杀声，我们一个不杀怎能说服了群众？特别是那个狗头军师张春桥，实在是坏得出奇了，这个家伙一定要杀。江青如果考虑到影响不杀可以，张春桥有什么功劳？半点功劳也没有！有的只是罪恶！小平同志，这个板可是靠你来拍呢。”
“别着急嘛，看看审判委员会的意见再说。”邓小平这时候是最能沉得住气的人。他知道自己的一句话足可以定下了他们的死刑，但是这几个人毕竟是在全国全世界，甚至在历史上都是最有影响的人，搞得不好，将直接关系着自己的形象和政权的稳固。稍微的过失，就会给将来造成不可弥补的后果。他不得不慎重。另外，他也知道，不管听了谁的意见，最后的帐，始终是要记在他自己的头上的。
邓小平的案头，就在张春桥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下午在军委会议上的讲话。那已经是一个历史文献了。就是几千年后，这篇东西也是要说话的。与其将来让人们说三道四，不如现在就把问题搞得准确一点。于是，他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这样说：“你们给张春桥定的罪行可以少几条，不要搞那么一百多条。我可以告诉你们，他的罪行就是只有一条，也可以判他死罪。其实，他们的问题不在条数的多少。江青、张春桥，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改朝换代，阴谋夺权，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建立他们的反动统治，这一条还不够杀他们吗？够了！完全够了！”
在场的人注视着这个国家和正常的总指挥，连华国锋也像一个小学生似的拿着笔记本在记录着他的话。
“可是，我看了张春桥的许多材料，包括他的讲话。”邓小平说，“我对他的一些情况就更加了解了……”
是的，张春桥的一些话，特别是在那次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总是在他的耳边轰响：“上海的形势比较好。革命群众的情绪很高。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面，主要是靠两条：一条是靠毛主席。一条是靠群众。毛主席对上海的工作，是非常关心的。在每一个关键时刻，毛主席都有指示。上海革命群众每一个新的创造，每一个新的倡议，都是首先得到毛主席的支持。《文汇报》的夺权，上海各革命造反派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都是毛主席首先支持的。上海体育学院东方红战斗队写的那篇《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也是毛主席先发现的。好多我们在上海还没有注意的事情，还没有抓到的事情，毛主席就抓到了。”
邓小平根据他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张春桥的这些话不是假话。在当时，他不需要说假话。这些表功的事情，他不敢强争。
“有人说我们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只是讲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我觉得，这只能是证明在他们的心目中，根本不把毛主席的领导算作党的领导，不把党中央的决议算作党的领导。十六条明确规定了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难道这也不算是党的领导？他们既不懂得革命，也不懂得群众，更不懂得我们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的革命。如何对待群众运动，这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毛主席多次教育，多次提出的问题，也是如何对待群众运动。我想举几件事来说明这个问题，其中一件就是安亭事件。”
“在上海一谈到工人运动，就会谈到安亭事件。去年十一月份，革命工人起来成立革命组织上海市委不批准，两千多工人就上火车到北京告状。开车不久，铁道部命令把他们甩在安亭、苏州、南京几个车站上，人数最多的在安亭，所以工人们把这件事叫安亭事件。工人们不干，造成上海、南京一线火车全部停开。对这件事，实际上有两种方针、两条路线。一条是镇压；一条是支持。主张压下去的，代表人物就是陶铸和上海的陈丕显和曹荻秋。十一月十一日，我去安亭处理这件事，陶铸给的方针，就是把工人赶回上海，对他们的组织不支持，不承认。我赶到安亭，向工人代表谈话，劝他们回上海，理由无非是生产要紧呀，铁路不能断呀，等等。这些道理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没有用。我就平心气和地听，听他们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天亮以后，接着开群众大会，一直开到下午四点，开了十六个钟头，工人才答应回上海。从这个谈判中，我才了解到，工厂里好多工人被打成了‘反革命’，来的人大部分是被打成‘反革命’的。他们为造市委的反，就组织了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开成立大会请市委参加，他们不参加。开完大会，要求市委领导接见，他们也不见。实在无可奈何了，才上火车到北京告状。而上火车以后，又把他们甩在了这个车站上，已经三天三夜了，市委一个人都不来。工人越来越愤怒。”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按照陶铸的那个方针去做，工人根本不会回上海。要赶回就要镇压。这一批人已经被打成了‘反革命’，再加上这次‘破坏交通’，实行白色恐怖，进行镇压岂不是理由很充分吗？是工人群众教育了我，是毛主席的教导支持了我，使我在重要的关头没有犯错误。我答应认真负责地解决他们的问题，才说服他们回到上海。十三日回到上海，同他们的代表继续谈，把问题弄清楚了。交通事故是现象，工人起来闹革命才是本质，才是根源。我决定承认他们是革命组织，是合法的组织。只是劝他们，中断火车是不好的，以后不要采取这个办法。没有过多的责备他们。”
“这样处理，市委坚决反对，说我没有原则。曹荻秋气势汹汹地给陶铸打电话，陶铸立即支持他。我也给陈伯达打电话，请中央指示。陈丕显有了陶铸的支持，也气势汹汹地给陈伯达打电话，提出质问，为什么这样做？说中央不是规定工厂里头不准成立造反组织，也不成立全市的造反组织，为什么现在又承认？你们给张春桥多大的权力？非常凶，接连问了几个为什么。陶铸、陈丕显和曹荻秋的方针没有得到中央的支持，中央文革、中央常委，最后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支持了上海工人群众。在我们处理安亭事件的时候，工人造反派连几万人都没有，只有几千人，要镇压可以镇压下去的。但是工人还会起来，把压他们的人打倒。我们决不能因为手里有权，就能压服群众。相反，我们是共产党员，只能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支持革命群众的行动。今天上海的局面比较稳定，与安亭事件处理得比较稳妥，有很大的关系。现在，从安亭等地回去的这批人，已经成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的主要骨干，主要领导人。就是这批人把上海的百万工人组织起来了……”
“全市的夺权，我们在精神上并没有准备。我和姚文元同志一月四日到上海的时候．是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这样的身份去的，不管同工人谈也好，同学生谈话也好，别的什么话也谈不进去，就是谈市委的经济主义风刮得很，保市委的‘赤卫队’的头头呼喊着要停电、停水、停交通，给造反派压力很大。这些情况，我们来以前知道一些，但是百闻不如一见。火车站搞得很彻底呀，整个火车站没有人管了，车没有人开，连售票员、检票员都没有了。港口从每天装卸量十万吨下降到三万四千吨。外国轮船从平常停泊二十几只，拥挤到一百二十几只。有一些国家故意侮辱我们，把船上的中国国旗倒挂起来。工人也好，学生也好，谈起这些事情来，就非常愤怒，但是不知道怎么办。这时市委已经完全瘫痪了，没有人管了。当时，我们就同车站、码头、水厂、电厂还有企业的一些要害部门，例如电报局、邮政局、电话局等部门工人革命造反派一块商量，究竟该怎么办？最突出的问题是造反派工人坚守岗位，有的已经两三天没有下班，实在支持不住了。而革命造反派的组织，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单位包括一些要害部门，革命造反派很少。我们就商定重新调动队伍，把工人、学生重新调到要害部门去，像火车站，就是由铁路的革命造反派，再加上同济大学六百多学生，把火车站管起来了。码头也是这样，从各个方面把造反派的队伍重调到码头上去，把大中学生动员到码头上去作装卸工人。开始，有些人担心，究竟能不能搞好？我们就鼓励他们，大胆地的把责任担负起来。火车从来是你们开的，铁路局局长找不见了，那有什么办法，我们自己管。”
“上海的工人阶级表现得非常好，学生表现得非常好，有力量，有智慧，我们的工作很少，只是开开座谈会，给他们出点主意。比如像《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这样文件，完全是工人、学生自己起草的，我们一个字都没有给他们改，他们很快地把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当中央的贺电来了以后，‘一月革命风暴’的说法才出来……”
“在上海，革命组织犯错误的不少。一月中旬，上海最大的红卫兵组织‘红革会’，突然发出了对我和姚文元同志的攻击，指名攻击我是陶铸和王任重似的人物，是来摘桃子的。当时，我们商量过，让他们闹去吧，不要管他。闹了几天，越来越不像话。我和姚文元是参加他们的会的，受了六个小时的围攻，我们还是耐心地劝他们顾全大局。他们不听，要开‘打倒张春桥大会’。这时，中央文革小组才决定发个电报批评他们。发这个电报以前，我们还反覆考虑了两天，到底发不发？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的工人和学生要求把红革会的头头抓了起来，我们劝阻了，一个人也没有抓。‘红革全’的战士们造了头头们的反，要开万人的批判大会，我们明确地表示不要开。就是对‘赤卫队’这样的组织，革命委员会也没有宣布它非法，也没有把它取缔，完全是靠群众斗争把它打垮的。革委会只抓了一个人，他是调度所的副主任，是‘赤卫队’的一个头头，他利用职权放一列车‘赤卫队’上北京，把整个铁路秩序打乱了，这是犯法的……”
“你们提到了陈丕显，对他的争取实在是难呀。直到去年十月中央开会的时候，江青同志把他找来，叫他回去把工作抓起来。江青同志诚恳地对他说：‘我和春桥同志给你当参谋，辟谣的时候，陈伯达也可以去上海帮你。’这不是对他很大的支持吗？这个人现在我才把他看透了。他当着我的面，对江青同志说：‘啊，前一段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是曹荻秋同志主持的，许多重要的事情都没有告诉我啊。’其实，上海市委干的坏事，他没有不知道的。有的是他出的主意，有的是和他商量的。这个人搞两面派，专学旧政客那一套。有人说他完全是铙漱石。我一月份到上海，和他谈话，而且把毛主席的话告诉了他。我说：‘主席说可以火烧，烧一烧好嘛！希望你经受得住考验。’但是不行。这个人，过去我们了解一些，但是没有看到他的本质。他一直搞幕后操纵。从中央回去以后，他就搞平衡，今天接见革命派，明天接见保守派，后天接见革命派，再后天接见保守派，所以两派都觉得他不错，到最后一戳穿，两边都反对他了。上海搞经济主义，罪魁祸首还是他，但他到处推说这个是马天水搞的，那个是曹荻秋搞的，查来查去，还是他搞的。因为他有个基本口号，就是：‘经济上放宽点。’慷国家之慨，而且死不纠正。一月九日，已经发表了反对经济主义的《紧急通告》，十一日党中央给上海的贺电也发出来了，但是他还签字把老虎车改为国营。到十六日还给‘红革会’签发了一万元的经费。高级干部转移财产的不多吧？陈丕显却转移了财产，把自己最心爱的表、金子等等，转移到毛主席住的那个地方去了。我给他打电话，这个地方你不能住，你要惹大祸的。但他不听，又请总理给他打电话，他才搬的。他们一家吃饭要大饭店送，每天早点花样不同，每个人的花样也不能相同。他怕传染病，只要有客人到他家里去，包括我们在内，客人走了，门的把手要用紫外线消毒。这个人完全变了，完全资产阶级化了。过去总觉得他是红小鬼出身，是老同志，总想挽救他，但是毫无结果……”
“我和上海警备区部队的一些战士交换过意见，问他们：‘你们对造反派的意见究竟是讨厌还是喜欢？’他们说：‘以前是比较讨厌的，因为我们长期不介入，红卫兵传单不敢看，这是上级规定。红卫兵给我们一张传单，回去马上交给指导员。现在转变了，因为今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都支持了造反派，那我们也要支持，感情就变了。’同志们，只要真正和造反派混一混，一熟就觉得他们可爱了……”
邓小平仔细地看了这个讲话，对张春桥这个人已经完全掌握了。这个人完全是一个危险分子。如果把他放出来，他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把工人和其他群众煽动起来。他自称是善于做群众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和造反派是穿着一条裤子的人。对这样的人如果不采取必要的措施，把他永远地镇压在雷锋塔下，一旦他们再出世，那可真要造成天下大乱了。
邓小平的思路通过这次审判，竟想到这里来了。
几乎在同一个时刻，张春桥也想到他的这个讲话。他想点点这个讲话，提醒当局注意一下基本事实，但是他忍住了。他相信他的这个讲话迟早会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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