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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市开得很早，天亮的时候，赶市的就陆陆续续来了。才下过一场雨，山川河谷有了灵气，草木绿的深，有了黑青，生出一种呈蓝的气霭。东川里河畔，原是作机场用的，如今机场迁移了，还留下条道路来，人们喜欢的是那水泥道两边的小路，草萋萋的，一尺来高，夹出的路面平而干净无尘，蚂蚱常常从脚下溅起，逗人情性，走十里八里，脚腿不会打硬了。山峁上，路瘦而白，有人下来，蹑手蹑脚地走那河边的一片泥沼地，泥起了盖儿，恰好负起脚，稀而并不沾鞋底。一头小毛驴，快活地跑着。突然一个腾跃，身子扭得象一张弓。
一入街市，人便不可细辨了，暖和和的太阳照着他们，满脸浮着油汗。他们都是匆匆的，即使闲逛的人，也要紧迫起来，似乎那是一个竞争者的世界，人的最大的乐趣和最起码的本能就是拥挤。最红火的是那些卖菜者：白菜洗得无泥，黄瓜却带着蒂巴，洋芋是奇特的，大如瓷碗小，小如拳头大，一律紫色。买卖起来，价钱是不必多议，称都翘得高高的，末了再添上一点，要么三个辣子，要么两根青葱，临走，不是买者感激，偏是卖主道声“谢谢”。叫卖声不绝的，要数那卖葵籽的，卖甜瓜的。延安的葵籽大而饱满，炒的焦脆；常言卖啥不吃啥，卖葵籽的却自个嗑一颗在嘴里了，喊一声叫卖出来。一般又不用称、一抓一两，那手比称还准呢。爪是虎皮瓜，一拳打下去，“砰”地就开了，汁液四流，粘手有胶质。
饭店是无言的，连牌子也不曾挂，门开的最早，关的最迟。店主人多是些婆姨，干净而又利落。一口小锅，既烧粉丝汤，也煮羊肉面；现吃现下。买饭的，坐在桌前，端碗就吃，吃饱了，见空碗算钱，然而，坐桌吃的多是外地人，农民是不大坐的，常常赶了毛驴，陕北的毛驴瘦筋筋的，却身负重载，被拴在堤河栏杆上，主人买得一碗米酒，靠毛驴站着，一口酒，一口黄面馍干粮。吃毕，一边牵着毛驴走，一边眼瞅着两旁货摊，一边舌头舔着嘴唇。还在说：好酒，好酒。
中午的时分，街市到了洪期，这里是万千景象，时髦的和过时的共存：小摊上，有卖火镰的，也有卖气体打火机的；人群中，有穿高跟皮鞋的女子，也有头扎手巾的老汉，时常是有卖刮舌子的就倚在贴有出售洗衣机的广告牌下。人们都用鼻音颇重的腔调对话，深沉而有铜的音韵。陕北是出英雄和美人的地方，小伙子都强悍英俊，女子皆丰满又极耐看。男女的青春时期，他们是山丹丹的颜色，而到了老年，则归返于黄土高原的气质，年老人都面黄而不浮肿，鼻耸且尖，脸上皱纹纵横，俨然是一张黄土高原的平面图。
两个老人，收拾得壅壅肿肿的，蹲在街市的一角，反复推让着手里的馍馍，然后一疙瘩一疙瘩塞进口里，没牙的嘴那么嚅嚅着，脸上的皱纹，一齐向鼻尖集中，嘴边的胡子就一根根乍起来：“新窑一满弄好了。”
“尔格儿就让娃们家订日子去。”
这是一对亲家，在街市上相遇了，拉扯着。在闹哄哄的世界，寻着一块空地，谈论着儿女的婚事。他们说得很投机，常常就仰头笑喷了唾沫溅出去，又落在脸上。拴在堤栏杆上的毛驴，便偷空在地上打个滚儿，叫了一声；整个街市差不多就麻酥酥的颤了。
傍晚，太阳慢慢西下了，延安的山，多不连贯，一个一个浑圆状的模样，山头上是被开垦了留作冬麦子的，太阳在那里泛着红光。河川里，一行一行的也是浑圆状的河柳却都成了金黄色。街市慢慢散去了，末了，一条狗在那里走上来，叼起一根骨头，很快地跑走了。
北方的农民，从田地里走到了街市，获得了生活的物质和精神的愉快，回到了每一孔窑洞里，坐在了每一家土炕上，将葵籽皮留在街市，留下了新生活的踪迹。延河滩上，多了一层结实的脚印，安静下来了。水依然没有落，起着浪，从远远的雾里过来，一会儿开阔，一会儿窄小，弯了，直了，深沉地流去。
（选自《贾平凹散文自选集》，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
贾平凹是有名的小说、散文两栖作家。他的散文取材广泛，或咏物寄怀，阐发某种人生哲理；或伤时怀旧，流露对亲情友情的依恋；或针砭时弊，传达对人生况味的体验；或忘情山水，勾画出一幅幅地方风情……。总之，他靠白描传神，构筑起一个朴拙恢宏、沉稳深邃的艺术世界。
《延安街市记》是《陕北八记》中的一篇，是一篇地道精致的陕北地方风物志。作者描写的对象是中国“革命圣地”延安，应该说，这是一个并不新鲜的题材。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延安在中国革命史上的特殊地位，吸引了多少文学家、艺术家去赞美它、歌颂它。不过，众多的作品大都表现延安在中国革命中的业绩，它的革命精神与革命传统，以及那里朴实、厚道的庄稼人对革命的无私支持。贾平凹却独辟蹊径，避开前人写俗了的角度，而选取了“延安街市”——这一商品经济大潮中诞生的新事物来写，为我们开启了一扇了解今日延安新面貌的窗口。文中所记述的地理环境依旧，但展示的人文景观却是全新的。“旧”与“新”在这里辩证地统一在一起。作品中描绘的窑洞、延河、宝塔山、羊肚子手巾等等，这些昔日文学作品中常常出现的，带有延安特殊地域标志的事物，能唤起我们熟悉、亲切的回忆。但如今的延安已今非昔比，城关外、延河旁，傍河依堤，顺势搭起了“仄仄斜斜”、“小得可怜，出进都要低头”的“货棚店舍”，一个土里土气的乡镇集贸市场出现了。来这里赶集上市的人熙熙攘攘，摩肩接踵。若是下雨天，站在延河桥头往下看，“一满是浮动的草帽”；站在河滩往上看，“尽是人的光腿”。这街市虽简陋但也颇热闹，是80年代商品经济带来的新生事物。而延安的新事物还不止这些。那与古老窑洞错落混杂在一起的现代化楼房、穿高跟鞋的女子、街市上出售的打火机、宣传洗衣机的广告牌等等，都给人以新的感觉。作者将延安的新事物与旧景观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给读者带来既熟悉亲切又新鲜恬美的审美感受。
作者安排布局、组织结构，既有时间的纵向推移，又有空间横向的转换，纵横交错，不着痕迹，浑然天成。在材料的安排上，详略得当，繁简有致；用笔疏密相间，妥贴自然。既有街市整体布局的宏观扫描，又有局部镜头的精雕细刻。尤其是传神的白描手法，更显出作者的扎实功力。比如对街市上买卖场面的描写：“买卖起来，价钱是不必多议，秤都翘得高高的，末了再添上一点，………临走，不是买者感激，偏是卖主道声‘谢谢’”，寥寥几笔，便把虽已走进市场仍不脱农民本色的陕北“生意人”的那份厚道和纯朴勾画了出来。写得尤其精彩的，是街市一角蹲着的两个一边吃着自家带的馍馍一边谈论着儿女婚事的老人。请看面部细节的描写：“没牙的嘴嚅嚅着，脸上的皱纹，一齐向鼻尖集中，嘴边的胡子就一根根乍起来”，说到开心处，“常常就仰头笑喷了唾沫溅出去，又落在脸上”，人物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那神情，那心态不都活脱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吗？由此，不能不叹服作者纯熟老练的白描技巧。
制造声音
我去采访这个州刚刚离休的专员。采访结束后我们坐在客厅喝茶，他却放了一段录音问我听到什么，我说是风里的树声。是树声，他说，你听得懂这树声吗？
有树风就有了形状，但风里的树是要说话的。
你知道，这个州是一个贫困的地区，但因处在交通要道上，过往的官员就特别多。我已经是上些岁数的人，实在不宜于干那些恭迎欢送的事，当组织上安排我来，我就想提前离休，或者调往省城寻一个清闲的部门，拈弄笔墨，句读里暗度春光罢了。但到任后的那年秋天，我改变了心态，就一直在州里干了五年。
秋天的这一日，因下乡崴了左脚，在专署里调养，正读一册闲书，上有“留此一双脚，他日小则拜跪上官，胼胝民事；大则跨马据鞍，驰驱天下”句，嘿然而笑，却接到通知：省上又要来一位官员。差不多成了定规，大凡省城、京城来了重要人物，除了布置安全保卫措施，州城的社会环境得治理，卫生得打扫。公安局长就将城中的小商小贩全集中到城南角一条巷中，几条主要街道两旁都摆上了花盆。而一些破烂地段无钱改造，就统统砌了大幅广告。他们在向我汇报时，特意指出已将一个长年在城中上访的疯子用车拉到城外五十里地方去了，因为这疯子形状肮脏，而且叫嚣省上来了大官他要拦道喊冤呀。
省城的官员到了，他十分的年轻。我的左脚打了封闭针，和地委书记汇报了我们的工作，再听取和认真记录了他的指示，然后陪他参观几个点。那个下午，我们从城南××县回来，才要步行去视察我们的商厦，十字路口那里就拥了一堆人，听得很嘶哑的喊声：“树会说话的！树真的会说话的！”我立即知道出了事，脸都气红了，公安局长就跑过来拉我在一旁说，那个疯子谁也没有料到又出现在了城里，而且抱着那电杆拉不走，围观的群众就很多。他向我检讨着他的工作过错，我没时间去训责他，忙鼓动着省上的官员从另一条巷子转过去，但我仍听到那个嘶哑的喊声“树会说话的！树真的……”后边的话“唔”了一下，可能是被手捂住了。地委书记在介绍着那条巷里的明清建筑，我趁机退后，招手让公安局长过来，问疯子怎么喊树会说话的？公安局长说，他是为一棵树疯了的，就为一棵树多年在城里上访，满城人没有不认识他的。我说我来这么久了，怎么不知道？公安局长说一个疯子他怎能进了专署大院？我说，你去告诉他，让他不要找省上人，天大的冤枉，晚上到我办公室来说。
晚上，安排了省上官员在宾馆休息后，我虽然累着，但心轻松下来，也并没有睡意，在办公室等待那疯子。左等右等没来，我开始练书法。我这身份不可能去歌舞厅，不可能与人打麻将，下班之后就把自己关在办公室读书练字，我业余唯有这爱好。写了一幅古人句：“死之日，以青蝇为吊客；使天下有一人知己，死不恨。”公安局长就亲自坐车把疯子拉了来。疯子竟是下午被关进了拘留所的，我对公安局长大为光火，并且陪情道歉。疯子是一个70岁左右的老头，个子高大，但枯瘦如柴，头发和胡子已成毡片，浑身散发着一股难闻的酸臭味。老头进拘留所似乎并未介意，对公安局长的道歉也无动于衷，只嚷道：“树会说话的！树是一九四八年栽的！”公安局长说：“你嚷什么呀？这是专员！”老头说：“专员，树会说话的！”公安局长就吓唬了：“你再嚷？！”老头偏梗着脖子，脖子上暴起了几条青筋说：“树就是会说话的！”我说：“好吧，树会说话的。”老头得意地看了公安局长一眼，一颗清涕就吊在鼻尖，一把捏下来要揩向桌腿，后来还是揩在身上的裤腰处。我让他坐，他说他不坐，公安局长说：“让你坐你就坐！”按他在椅子上。我摆摆手让公安局长出去，开始询问老头。
你叫什么名字？
杨二娃。
哪个县里的？
××县××乡东洼村。
多大岁数了？
不大，才70还差10天。
你有什么冤枉事？
树是一九四八年栽的，不是一九五二年栽的。怎么能是一九五二年呢？不是一九五二年，是一九四八年。树会说话的。
就为这事吗？
就为这事。
你告了多少年了？
十五年零三个月。
为一棵树值得告十五年？
可树就是一九四八年栽的，为什么要说是一九五二年栽的？
这点事村里就可以解决嘛！
德贵是坏人！
德贵是谁？
村长。他谋算这棵树哩，他想收回去再买了给他爹做棺材的。
你找过乡长吗？
人家在一个壶里尿！
一个壶里尿？
德贵的婆娘是个卖×的，她和乡长……
住嘴！你怎么这样骂人？
我不骂了。
你说吧。
乡长我找过三十二次，他派人打我，我到县上去，县上的父母官我都找过，父母官两年就换了人。张县长说要解决，但他调走了。又来了陆县长，他让乡里解决，乡里不解决，向上反映我是刁民。我不是刁民。我又找刘县长，王县长，马县长，他们都不理我了，说我是疯子。我是疯子吗？
不是疯子。
不是疯子！树是一九四八年栽的就是一九四八年栽的，我要是疯子我能记得树是一九四八年栽的？
你说树是一九四八年栽的，那树还在吗？
在的。它今年老了，身上有一个洞，东边那个枝丫枯了，那原先上边有个鸟窠的，八月初三的夜里刮风，窠就掉下来，这窠应该归我的，村长的儿子却捡了去，那是能做三天饭的柴禾哩，我去……
你说树是一九四八年栽的，你有什么证明？
我老婆证明。一九四八年春上我和我老婆去她娘家当天回来我栽的，栽了树老婆给我擀的宽片杂面，调的干辣面，没有盐的，老婆说你将就将就吃。
那你老婆怎么不出来证明？
她死了。这娘们害了我一辈子，该她作证的时候，她就上吊死了！这狗娘儿们，她死了我懒得给她烧倒头纸，别人家的老婆都是帮夫运，她却猪一样要我养活！
还有什么证明？
拴狗那老song能证明。我栽树时他正在地头捡粪哩，但他瞧别人都是说树是一九五二年栽的，他就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