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到来了。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走出了他的专机，置身在北京那寒冬的空气中，成为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当尼克松下到舷梯的一半时，站在舷梯脚前未戴帽子的周恩来便开始鼓掌表示欢迎。尼克松停了一下，然后也鼓掌相报。走到舷梯下面时，尼克松向周恩来伸出了手。“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他后来写到，“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周恩来胯部向前稍提，肩膀略向后移，头颈挺得笔直，整个姿势给人一种略显随便的印象，一种“哦，是你啊！”的态度，与尼克松过分急切的神态形成鲜明的对照。当他们一同乘车进入北京城时，周恩来评论说：“你的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２５年没有交往了。”可见，杜勒斯的阴魂存在了多么长的时间。
诱使一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政治领导人，同时也是一个长期以来对中国共产主义怀有深仇大恨的国家的元首来中国进行官方访问（他的政府甚至还没有承认中国）并与中国领导人就悬而未决的双边问题进行谈判，这是周恩来长期外交生涯中最辉煌的成就。甚至周恩来自己也用同样夸张的语言把它称为国际关系中令人高兴的一个突破。
他们双方很快就变得不那么拘束了，并像通常在此类场合一样开起玩笑来。基辛格的秘密访问及他离奇地把他的失踪解释为是出于浪漫的原因成了他们俏皮话的现成材料。尼克松说，他作为总统，如果用姑娘作掩护的话，就会碰到麻烦。周恩来立即补上一句：“特别是在大选的时候。”
显然在周恩来眼里，中国之行是尼克松竞选战略的一部分。当尼克松说到中国乐队正在演奏的一首曲子正是他３年前就职典礼上选中的那首曲子时，周恩来立即举杯说：“为你下一次就职典礼干杯！”他对于能从苏联人那里把尼克松拉过来同样感到高兴。他夸耀说：“你先到这里来了，莫斯科气得要命！”
第三部 开国总理第8章 握手言和（3）
尼克松对周恩来的魅力不像基辛格那么着迷。他们相处的５０个小时使他对周恩来的局限性有了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尼克松发现，尽管周恩来“才华出众、精力充沛”，但他的观点“被他那刻板的意识形态框框严重歪曲了”。
尼克松写到，在周恩来看来，法国对美国革命战争的干预不是由法国政府而是由拉斐特率领的志愿军进行的。周恩来还把林肯的胜利归功于人民站在他这一边——而尼克松则把林肯看作一个领导进行了南北战争的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他解放黑奴只是一个军事战术上的策略（比方说，林肯没有解放北方边境各州的黑奴）。
但在政治上相互信任方面，他们两人相处得极其融洽。尼克松向周恩来承认：“我们的国务院像筛子一样极容易泄密。”周恩来对尼克松要送给他一支他签署过一些普通法案和其他一些东西的钢笔的作法感到困惑不解，他从未听说过这种习惯。当基辛格向他解释时，他似乎仍然兴趣不大——因为这听起来实在像是在干涉美国的内政似的。或许美国人可以在回国后另外再送给他一支笔吧？
台湾问题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大问题，基辛格为公报准备的那个提法，使得两国政府不受台湾问题的阻碍而走到了一起来，尽管全面解决台湾问题仍遥远无期。周恩来说：“我们是个大国，台湾问题我们已经等了２２年啦，我们还可以继续等下去。”甚至在今天，中国的立场也仍然如此。
在告别宴会上，尼克松对周恩来说：“我们没有理由成为敌人，我们双方谁也不想要对方的领土，谁也不想支配对方，谁都没有统治世界的野心。”周恩来对这些话的反应则不那么热烈——可能是由于他的同僚仍对美国心存疑虑，因此他不愿意在与美国缓和这个问题上走得太远。
这一戏剧性的变化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与他们最害怕的国家——苏联打交道时讨价还价的能力。因此，中美修好对中国来说仍是一大胜利。而对中国国内一些难以驾驭的非共产党人士来说，认为这是美国式伪善的一次大展现。在与中国谈判并决定帮助中国发展经济之前美国不坚持要求先清除中国的共产主义的做法是令人吃惊的。对中国主张现代化的人来说，这是激动人心的时刻，因为他们长期以来怀有这样一个愿望，就是中国与美国这个毕竟对世界的现代化作出了最大贡献的国家的联系终将得到恢复，而现在他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中美交好生动地证明，尽管中国有着它的历史独特性及僵化的意识形态，但它已不再孤立，这是周恩来的一次巨大的胜利。这时，不论以什么标准来衡量，周恩来在中国权力结构中取得的优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也更为明显。这与“四人帮”的权力与威望的下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周恩来与尼克松的会谈中，有一个小话题曾反复多次出现，这就是周恩来的年龄问题。尼克松随行人员的年轻化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总统的助手德怀特·查平只有３１岁，而且看上去还更年轻一些。周恩来抱怨说：“我们的领导人中，老年人太多了。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向你们学习。”尽管他在长时间的会谈中仍能够保持机警和集中注意力（而双方的一些年轻人却打起瞌睡来，尤其是在吃过烤鸭之后），但他也偶尔走走神。当他们去看由江青领导的歌剧时，据说周恩来告诉尼克松，赫鲁晓夫７年前①来过这同一个剧场，并且是坐在尼克松坐的同一张椅子上。
美国人注意到周恩来经常吃一些白色的小药丸，他们猜想那是治高血压的药——尽管他对尼克松说，那是治支气管炎的。有一次，周恩来表示希望尼克松和基辛格都能留任，以使这些谈判的果实完全得到收获。但他又补充说：“肯定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如果我突然死于心脏病，你们将不得不跟一个不同的对手打交道。”
周恩来的健康状况确实不妙。在尼克松离开北京几天之后，周恩来的医生告诉他，他得了不治之症——癌。人人都注意到总理的变化。他的一个西方问题助手在一次晚餐时说：“周恩来的皮肤变得几乎有些透明，他工作太辛苦了。我们怎么能阻止他工作呢？”周恩来对一个来访者承认，他的医生已禁止他坐飞机了。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安东尼·劳伦斯注意到，周恩来那曾经极其生动的眼睛——“它们活泼得像是会说话一样，现在已经变得呆滞、疲倦了。”
但周恩来仍没有放弃他的嗜好，他继续以身作则地向别人推荐茅台酒。他在７月份对美国客人说：“你们都怕癌症，因此你们美国人不吸烟。你们的香烟盒上还印上一个警告，但没有迹象显示吸烟缩短了你们的寿命。”在同一个月，他对北京大学的领导说要增加一个理论科学系，几周后他又写信要求科学院立即加强基础科学的研究。
即使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周恩来对一些小事也非常重视，８月３日晚上，周恩来的汽车与一位骑自行车的姑娘相撞，他把她送到医院进行透视检查，后来又焦虑地打电话询问结果，还命令警察不要找那个姑娘的麻烦，姑娘擦破的衣服也得到了赔偿。第二天，周恩来又派了手下３个助手去探望那个姑娘。
就在这同一个月，一个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年轻而又对中国充满热情的”罗克珊·威特克来中国，打算采访中国妇女，并且几次见到了江青。这个第一号妇女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曾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
１９７２年１０月，周恩来把一首诗读给一些美国客人听。这首诗是另一个著名的中国宰相在公元３世纪写的：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独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①
在他的暮年，如果他在长期的关键性日程安排表上做到重点突出的话，那么在中国究竟要花多长时间才能达到尼克松随行人员在年轻方面表现出的美国标准问题上，周就能变得更现实一些。有一次，他对一个美国朋友说：“中国取得了一些进步，但要想接近美国的物质标准，我们却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这一代人肯定看不到这一天了。甚至有可能要几个世纪才能看到。”
１９７３年，周恩来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进一步加强了他的地位。在会上，一些年轻的文革暴发户在争夺政治上的肥缺时与他发生了冲突。报纸上有一篇文章含沙射影地批评他说：“社会上的阶级敌人，尤其是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总是想复活儒家思想，以阻止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确立。”（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在当时的象征手法当中，孔子代表周恩来，而在报纸上刊登批孔文章又很容易。）但周恩来则借题发挥。在针对林彪的最后一个案件中，周恩来宣称：林彪不仅投降苏修，还以一个极左派的面目来掩饰自己的右派面目。周恩来轻而易举地瓦解了“四人帮”的攻势。
在这次大会的照片上，毛泽东身边分别坐着周恩来（他坐在原先由林彪占据的椅子上）和王洪文。王洪文来自上海，是“四人帮”中最年轻的一个。毛泽东这样对待周恩来好像是在显示他同意由周恩来接班。但这位老主席直到临死前也不让任何潜在的继承者享有十分的把握，他继续对江青和她的“四人帮”在一些问题上给予心照不宣的支持，而在另一些问题上他对周恩来的做法也表示同意。在周恩来把果断行事的邓小平重新安排进政治局时，毛泽东未出席大会的讨论。仅仅在几年前还被骂作是走资派刘少奇可憎的副手的邓小平，现在以救世主的面目重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周恩来很欣赏他的能力，对他崇尚实用的观点也可以接受。此外，邓小平在军队里深得人心。
周恩来机敏地在大会上说，所有的政策讨论都已有定论。他解释说：“毛主席为我们党制订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并且为各项具体工作规定了具体路线和政策。”这样就没有争论的必要了，也没有人能指责他背离了毛主席的路线。但他下面的推论显示毛主席的路线已经失败了：“我国在经济上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事实上，周恩来正回到他那出色的而在５０年代却被极大忽略了的政策上去，他认为必须“加强计划，加强协作，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更好地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十大”通过的新党章删去了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顶峰的提法，再次平静地恢复了毛泽东的本来面目。然而，周恩来在个人讲话中，仍不忘恭维他一番。
人们只能在周恩来报告中关于国际局势的部分听到防御性的调子。这说明他与尼克松的调情仍不受党内一些人的欢迎。“山雨欲来风满楼”，他用这句诗来说明当时世界正处在“天下大乱”之中，中国对此应该表示欢迎，因为它使得敌人乱成一团。天下大乱使得第三世界组成一个反对超级大国的统一战线一事显得更为重要，这也是周恩来晚年不断强调的一个主题。中国接近美国只不过是这个长期战略中的一个战术：“缓和是暂时的、表面的现象，大乱还将继续下去。”周恩来举出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在１９１８年与德国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作为中国与美国的有益的妥协的先例。他还觉得有必要指出，在和约问题上，列宁曾经在人民委员会中居少数。是不是周恩来在与尼克松搞缓和这个问题上得到的多数太微弱？他给他的中国听众们留下了一个他们所欣赏的比喻：“中国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但是，这块肉很硬，多年来谁也咬不动。”
同样在１９７３年，周恩来正式与数量惊人的居住在中国的西方专家重修旧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以帮助外文出版部门编辑和翻译宣传材料为职业。他们中有一些人变得比毛主义者还毛主义，并且还不明智地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另一些人要显得更谨慎一些，但他们在红卫兵的仇外沙文主义狂潮中深受其害。在“三八”妇女节这天，周恩来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招待会，承认在不久前，有人做了一些有损外国专家的坏事，他代表政府对他们表示歉意，并答应要纠正错误。他边说边穿行于各桌之间，走遍了６０张桌子，向每一位在中国工作的外国朋友祝酒、问候，并与这些外国朋友握手拥抱。他以他的一贯作风要求他们把他们所受的苦当作一次磨炼，认为他们是创造新中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周恩来承认，中国在对待外国人问题上存在着沙文主义和激进主义。他问道：“一个中国人与外国人结婚有什么错？”阻止这种事将不利于中国为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但人人都知道，绝大多数负责日常事务的党政官员可不这么想。
出于设计一个遏制超级大国尤其是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的考虑，周恩来这时变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欧洲联合的拥护者。他对荷兰来访者说：“美国和俄国都不可信，欧洲必须集结起它自己的力量。”他邀请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和数以十计的欧洲著名人士访问中国，希望能说服他们停止彼此之间的争吵，加强他们对苏联的防备。
对周恩来来说倒霉的是，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使得他在这个美国总统身上花的功夫几乎白费了（因为中国人非常看重与外国首脑的私人关系）。他在１０月份直率地对《纽约时报》记者说，水门事件将不会影响中美关系，它是美国的内部事务，它在中国甚至不为人知，因为中国的新闻界对此不加报道。他认为最好不要去讨论这个问题，不过他希望尼克松能够度过难关。
当基辛格在这年秋天再次访问北京时，他发现周恩来的健康状况似乎不太妙。“他过去具有洞察力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