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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的妻子经常在这两个老朋友的争论之间进行调停。有一次，争论发生在吃饭后，争论的主要内容是如何拯救中国。由于争论得比较厉害，周不停地往自己的杯子里倒酒喝，在争论的高潮中竟有点失态。“光靠强硬的领导”，他断言说，“是不可能挽救局势的，必须拥有坚定的追随者来支持领导，必须逐步地对年轻一代和老一代进行彻底的再教育，如果可能的话，应该包括学生、工人、甚至农民；在革命成功之前，必须使这些人站在自己一边。不进行革命，中国便得不到拯救！”
这时，吴倾过身来从他的朋友手中夺走了酒瓶，把它扔在地上。“如果你坚持这种观点的话，那你就不可能拯救中国！”他叫道。
第一部 求索第2章 东渡日本（2）
就连吴的妻子也插话提醒周说：“恩来，你必须关心自己的身体，不要喝得太多。在你来这里之前，吴十分担心你一人孤独地呆在东京。他说，甚至在南开时你就爱喝酒。”
据吴说，周当时的反应只是静静地转过身去找来一把扫帚，把乱东西清理了一下。第二天，他给他的主人们带回一束鲜花，尽管他当时实际上已是身无分文。“你怎么能真的和一个像我这样的人生气呢？”吴后来说道。还有一次，当吴从喝醉了的周手里把酒瓶夺走时，周冲回自己的卧室并把自己闩在屋里面。吴发现周为自己没有其他朋友而感到痛苦。他的日语还不是太好，影响了他大量外出，而使他的活动显得单调孤独。
１９１９年春天，周已做好回国的准备，希望加入自己的祖国已经开始的国内斗争。在樱花第一次盛开的节日般的季节开始的时候，周前往京都两个著名的公园，写下了４首充满感情的非凡诗篇。这些诗是用自由体写成的，而不是周早年写诗曾用过的古诗体。他从来没有如此开怀地表露过自己的感情，以后也从来再没有写过如此外向的诗篇。诗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出现，给世界革命带来了光芒，抒发了自己发现马克思主义后的喜悦心情。这就是第一首诗中所写到的“一线阳光”穿云出。
雨中岚山——日本京都
雨中二次游岚山，
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
到尽处突见一山高，
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
潇潇雨，雾蒙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到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雨后岚山
山中雨过云愈暗，
渐近黄昏。
万绿中拥出一丛樱，
淡红娇嫩，惹得人心醉。
自然美，不假人工，不受人拘束。
想起那宗教、礼法、旧文艺……粉饰的东西，
还在那讲什么信仰、情感、美观……的制人学说。
登高远望，
青山渺渺，
被遮掩的白云如带，
十数电光，射出那渺茫黑暗的城市。
此刻岛民心理，仿佛从情景中呼出；
元老，军阀，党阀，资本家，……
从此后“将何所恃？”
游日本京都圆山公园
满园樱花灿烂，
灯光四照，
人声嘈杂。
小池边杨柳依依，
孤单单站着一个女子。
樱花杨柳，哪个可爱？
冷清清不言不语，
可没有人来问他。
周当时愿意谈及这个神秘的女士吗？如果愿意的话，又是什么阻止了他呢？在他的所有诗当中，《圆山公园》一诗表现了一种纯浪漫主义的风格。以上３首诗均写于４月５日。第四首诗写于４天以后：
四次游圆山公园
四次来游，
满山满谷的“落英缤纷”；
树上只剩得青松与绿叶，
更何处寻那“淡红娇嫩”的“樱”！
灯火熄，游人渐渐稀，
我九天西京炎凉饱看；
想人世成败繁枯，都是客观的现象，
何曾开芳草春花，自然的美，无碍着的心。
令人注目的是，在这期间，周承认他被马克思主义所吸引也具有某种偶然性，即“模糊中偶然见到了一点光明。”但是，这些诗的实质是写日本政治的反动，写大自然的纯净与肮脏的人类制度之间的对比。“繁枯”是大自然的规律，而在周的诗中，它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正在繁荣发展，封建主义正在走向枯败。
导致周恩来回国的直接原因是１９１９年签订的《凡尔赛条约》所引起的一系列抗议活动。当时，北京爆发了示威游行，东京的中国学生也反对该条约对中国的虐待。这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它体现了中国人民反对老式强国外交的爱国热情。①比周晚毕业两年的南开中学的另一个好朋友马骏给自己在日本的朋友写信说：“如果当我们的国家就要走向灭亡时，学习还有什么用处？”
这一问题在吴的家中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吴自己决定留下来，但也打算加速完成学业。周什么也听不进去，只想立即回国。“五四”运动召唤着他，使周不顾吴和他妻子为自己留在日本完成学业而做的一切努力。吴太太不得不到市中心把自己的珍贵戒指卖掉，用来作为周的盘缠。当天下午，她把急于回国的周恩来送上驶往东京的火车，然后周再从那里回中国。
周旅居在亚洲当时惟一的认真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里，然而令人惊奇的却是他什么都没有学到。１９７１年，他对日本参观者说：“尽管我有机会到过日本，我根本什么东西都没学。日本语言给我造成了很多麻烦。我通过阅读报纸和对中国文字的理解来自学日语，但最后我却没能掌握它。我的阅读能力还可以，但我的口语却非常差，甚至现在我仍不懂日语。”１９５５年，当周会见一位日本政治家时，他惟一能说的日本话是Ｋｏｎｎｉｃｈｉｗａ即“午安”。
还有一次，他对一个日本代表团说，虽然他在日本呆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但“我对日本的记忆甚少……我真正记得的事情是，日本的豆腐比中国的更有味”。吴自己回忆道，他完全“敬畏”日本，包括它的现代性、它的成熟性，它那合乎职业道德的工作及它的爱国主义。对此，在他家住的人也有同样的反应。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表明周曾把日本奉为一个使古老的社会实现现代化的模型或榜样。因此，在日本旅居了１８个月之后，周于１９１９年５月离开了日本。②在那里他没有经过正规的大学教育，所以也没有什么值得表现的东西。他不得不把书卖掉，积蓄了３０美元钱作为回国的路费。他能带走的东西是他对所读过的书的记忆和在河上肇博士创办的杂志中所了解到的对他有决定性意义的社会主义理论。
第二部 奋斗第3章 革命婚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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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４年９月，周恩来返回到位于亚热带的广州。广州当时是中国革命的中心，也是孙中山共和运动的首府。据说，周恩来是经过莫斯科，乘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回国的，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成员常常经过苏联从西欧回国。周恩来在国外呆了这么久，他自然很想看看在华北的朋友和眷属。他曾向埃德加·斯诺讲过自己的生活经历，而了解他的埃德加·斯诺则用肯定的语气说他“在莫斯科做了短暂的停留，旨在听取莫斯科的指示”。另一位日本作家断言，周不仅经过了莫斯科，并且在列宁大学同铁托、陶里亚蒂和胡志明一块学习过。然而，没有确切的事实可以表明周恩来经过了莫斯科，很有可能他是乘船回到中国的。
回国后，他的职务是担任极为重要的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和军事部长。他的办公室设在文德路一幢小楼的二层，尽管没有什么标志，但每个人都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事实上，这是中国惟一公开的中共办事处，门前赤脚的农民与衣冠整齐的官员常常拥来挤去。
这位新书记充满热情地着手他的工作。他对党从１９２１年到１９２４年所取得的成绩赞不绝口。他曾这样写道：“如果大家努力工作的话，那么很多事情便会在短时间内做完的”。他就像《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阿留沙，陀斯妥耶夫斯基把阿留沙描绘成“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他笃信真理，探索真理，追求真理，愿为真理而献身，并渴求英雄主义的行为”。
不过，他的思想观点并不像他的一些同志那样保守。从法国回来不久，他写道：
仅仅在过去的五十年内才出现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终发展阶段，或者是其最终产品……由于资本的垄断，世界市场衰落了，世界生存的空间已被分割完毕，资本主义国家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并导致相互冲突。此外，在两次对抗的间歇时期，帝国主义国家就会形成同盟来剥削被压迫民族。这样，一个被帝国主义列强联合控制的半殖民地民族，也不可能逃脱这一现实。
另外，周恩来也常常引用儒学的词语，以便使对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演讲显得更生动。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既然一个人不愿看到善行被亵渎，那他就不会只为自己；既然一个人不愿使他的才华弃之不用，那他就不会只图私利……这样，抢劫和动乱就不会发生，门户也就不用上锁了，这就是大同社会。
周恩来试图把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康有为、梁启超的乌托邦思想联系起来。这两位思想家对周的青年时代影响很大。
基于共产主义革命的利害关系，周也同时为国民党工作。国民党让他负责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训练部①。这时是国共合作的黄金岁月，但后来兄弟反目为仇，给中国带来了灾难。周恩来在广州开始工作后不久，苏联红军的“伏拉伏斯基号”船给孙中山提供了俄式来复枪和大量的军火。西方的忽视促使国民党为周进行革命活动开了绿灯，但这种活动是合法的，不再是地下的了。
在较短的时间内，这两个党便联合起来了，并在广东建立了它们的共和政府，而它们的长远目标是为了消灭北方的军阀和实现中国的统一。
在广州，两党都有俄国和第三国际的顾问，此地成了酝酿革命的温床。周恩来回国６个月前，孙中山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提出了新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得到了共产党的支持。第三国际建议共产党注意“不失去自己革命身份的同时”“与国民党一道工作，推翻军阀，然后才能走向社会主义，集中力量进行无产阶级运动”。国民党已经同意像周那样的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该党。
事实上，由于共产党的明智合作，国民党分化成了各种各样的派别。周恩来极力争取国民党的左翼，如财政部长廖仲恺及孙中山比较开明的追随者。廖仲恺的儿子记得“有一天，一个目光敏锐、眉毛浓密、身着白亚麻西服的年轻人”，是如何拜访了他的父亲。
周恩来成了瓦西里·布留克尔将军的知己，瓦西里将军在中国被称为加伦，他是国民党的高级顾问。埃德加·斯诺称加伦为周的“真正老板”，可是周在筹划革命时那令人兴奋的日子里，也受到了另外一个俄国人的指导。这个人就是有名的米·谢·鲍罗廷，他的人品与周恩来极其相似，个人经历也颇具传奇色彩，曾被沙皇驱逐出境，在芝加哥教过书，在苏格兰又蹲过监狱，为第三国际走私过珠宝。这个胡子黝黑而又浓密的犹太共产党人，是苏联驻中国的代表。１９２４年至１９２５年，胡志明也在广州，真可称为人才荟萃。
１９２４年６月，孙中山正式创办了黄埔军校，它是中国革命军队的新的基地。校内的权力由孙中山的军事副手蒋介石掌管，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样，他对共产党并不钟爱。尽管如此，周恩来仍被任命为校政治部主任，由于他的国民党上司忙于其他事情，这样便使周在他的位置上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工作。他发现自己的职务很有讽刺意味，作为中国的桑德赫斯特学院或西点军校的政治负责官员，他并没有受到过任何的军事训练。
许多胸怀大志、很有能力的年轻人都投奔了向现代化军队迈进的黄埔军校，人们寄希望于这支军队能使中国成为一个强国。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成了周的追随者，其中像林彪、罗瑞卿等后来成为中国红军有名的领导人。他们的存在为周恩来的政治生涯奠定了一种非正式的权力基础。第二届学员中有８０多人加入了共产党，加上黄埔军校的新学员，他们为共产党后来的内战准备了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
周恩来在学生中努力工作，建立政治组织，创办报纸传播马克思主义。每天清晨，他乘小汽船从广州城去黄埔讲课，而教室内常常是挤满了人。晚上，他返回广州城参加一个接一个的会议并进行会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