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元以上其他企业投资分红的只占0．3％。尽管这种状况近年来有所改变，但是资金和投资仍然没有构成私有企业主之间关系的纽带。
在某些情况下，中产阶层成员们也能聚合在一起，比如召开同行业主会议，协商共同事务等。但是，在较多的情况下气氛并不融洽，上海的可能看不起北京的，说他们官气太足，北京的可能鄙视上海的，说他们太精明小气，湖南的可能认为湖北佬太势利，湖北的可能怕湖南人骗自己……总之，中产阶层善于各自为政，多是不合群的“独立大队”。
能力强而不合群，这一现象影响着中产阶层整体的力量，致使他们难以形成真正具有影 响力的群体，这也是他们的社会地位不确定的因素之一。
中产阶层的不合群特性，对于他们的参与国家政治活动有着极大的影响。
2忙于经营而淡于议政：影响中产阶层参政
有人将政治参与程度分为10个等级，请中产阶层者评价自己处于哪种水平（其中，1级为最高水平）。结果表明，他们的这一自我评价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总体平均数为4．037级，高于经济地位的自我评价，低于社会声望的自我评价。
作为我国第一个试图系统地从理论上诠释我国中产阶层现象的秦言先生，在《中国中产阶层——未来社会结构的主流》一书中认为，中产阶级对政治参与程度与以下两个因素息息相关 ：首先，中产阶层对政治参与程度与其个人主要经济指标呈正比。
即中产者个人的总收入、自有住房价值、证券及借出款、家庭储蓄、企业年产值或营业额、年利润、年上缴税金等等的数额越高，他们对政治参与程度的自我评价也越高。
其次，中产阶层对政治参与程度与他们参加社会组织的情况相关。
其中，工商联成员的政治参与程度最高，其余依次是个体劳动者协会会员、私营企业家协会会员、企业家联谊会会员。
对于参政，秦言先生还指出整个中产阶层的热情并不是很高的：这些相关所表明的因果关系可能是双向的、实质性的，即中产阶级经济地位的提高、经济实力的增强会提高其政治参与程度，而政治参与程度的提高又会提高经济地位，增强经济实力；经济地位的提高、经济实力的增强会提高其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的提高会增加其政治参与程度，政治参与程度的提高又会增强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并且社会地位、社会声望的提高也会巩固和提高其经济地位。中产阶级中的资产“大户”更可能参加工商联，更可能成为一些社会团体的骨干会员、副会长、会长，更可能成为各级政协委员、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然而，另一方面的关系也是存在的，即中产阶级经济地位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并不一定带来实际的政治参与程度的提高，而是它们增强了中产阶级者的自信心和效能感，这些主观心理状态导致了他们对政治参与程度的较高自我评价。比如，参加工商联、私营企业家协会等组织也不一定带来实际的政治参与程度的提高，而是作为该组织的成员所产生的社会地位感，以及与非成员之间的地位差异感，导致了对政治参与程度的较高自我评价。
现实情况是，工商联、私营企业家协会等社会组织刚刚恢复或建立，在地方社会事务和政治事务中所起的作用还不够明显，较少能够影响政府的重大政策。由此可见，中产阶级对政治参与程度的自我评价中可能包括一定的“虚幻”成分。另外，中产阶级目前主要埋头于经营活动，较少能对政府和政策发表意见，或其意见较少得到采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政治参与程度的较高自我评价与实际参与状态之间的反差，也表明了这种“虚幻”成分的存在。
这一自我评价要转化为实际的参与行为，首先要与中产阶级对参与程度的不满相联系。对参与程度的不满导致不平衡意识，不平衡意识导致消除不平衡的愿望，这种愿望转化为参与行为的动机，然后才有参与行为。在自认为参与程度较高，自我评价中存在“虚幻”成分的情况下，中产阶级的参与动机就难以比较强烈。所以，可以推测，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动机弱于他们的政治参与自我评价，目前还不是很强烈。他们多将注意力放在生产、经营上，与政府打交道也是应付性、经济性的，为的是取得生存。
第六部分第166节 发挥经济实力
当然，也有部分中产阶级者，他们为了发挥经济实力的影响，会萌发和增强政治参与意向。
同时，一些人遇到了政策、法律障碍而难以克服，为了克服障碍也力图对政府施加影响。比如，有的人希望影响政府政策，让政策对自己的发展有利；有的人希望影响政府的方针路线 ，使自己事业的发展得到更稳定、长远的保证；更有的私营企业主公开提出，“搞活大
中型国有企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私有化”，力求让私有企业对其他所有制企业产生示范作用，导致体制“同化”。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些参与意向还较少付之于行动。中产阶级关心的是与其说是政府和政策，不如说是说是官员个人，通过跟官员发展私人关系获得好处。因为在社会现实中，只要打通了“关节”，不需要改善政策就能得到所需要的资源。而影响政府官员所花费的力气比影响政府的要小，影响政府官员的程度比影响政府要简单。在个案调查中 ，很少发现有中产阶级者对政府的政策提出意见，持笔上书；即使有人对政策提出意见，也是针对自己所遇到的问题，较少代表其阶级，照顾全局。
尽管总的来说，中产阶层最关注的还可能是财富的积聚，他们参与政治的热情不是很高，但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力推进，中产阶层参政还是浮出水面，已经形成了较大的声势。
3中产阶层参政的两种形式：个人参与和组织参与
作为未来小康社会的主流公民，中产阶层参与国家管理，参与民主政治活动，势在必然。
从目前来看，我国中产阶层参与国家管理和其他政治活动，主要有两种方式：
（1）个人政治参与。
能力强而不合群是中产阶层的群体特性，在这样的现状下，我国中产阶层没有形成西方社会 中产阶级那样浩大的政治势力，以个人的身份参与国家政治管理活动是他们参政的主要形式 。
目前，中产阶层政治参与的最重要、最规范的方式，是担任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以及工商联成员、私营企业家协会会员等。其中，部分人还担任了各类行业公会、企业家协会的会长、副会长、理事等。他们通过个人身份加入相应的团体，以 团体中一成员的名义参政议政，对政治事务发挥了一定的影响。
步入新世纪后，尹明善和徐冠巨两位民营企 业家分别在中国内陆城市重庆和沿海地区浙江当选为省级政协副主席，至少有7位民营企业家当选 中共十六大代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民营企业家首次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了登上中国政治生活的舞台，中产阶级参政议政的方式有了较大发展，涌现了许多个人参政的典型代表。
① 尹明善：首位有省部级职务的私营企业家
尹明善，重庆市人，1938年1月生。1983年2月至1985年2月任重庆出版社编辑；1986年4月下海创立重庆长江书刊公司任董事长；1992年1月创建力帆企业，任重庆力帆实业集团董事长；2002年4月至今担任重庆市工商联合会会长。
2003年1月12日，对于中国重庆力帆实业集团董事长尹明善和中国的非公经济来说，那是 一个特别的日子，在这一天，尹明善当选为重庆市政协副主席，成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 首位进入省级政协领导班子的私营企业家。
尹明善1986年正式下海，在图书出版行业挣到了“第一桶金”。1992年，他不顾亲朋好友反对，开始了自己的摩托车事业。今天，力帆集团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发动机生产企业之一，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当选为政协副主席后，尹明善曾表示，干脆将企业卖掉，以利自己集中精力专心从政，但是有关部门不同意，告诉他说，作为非公经济的代表，不仅要把政务做好，而且还要把企业经营得比以前更好。
由企业家到政协副主席，尹明善备感责任和压力，他说，从政是另一种学问，自己还需要学习。今后，他将尽可能依靠职业经理人来管理自己的企业，以便腾出尽可能多的时间来参政议政。
② 徐冠巨：工商联私企带头人
徐冠巨，男，1961年7月出生，浙江杭州人。浙江省委党校工商管理专业研究生毕业，高级经济师。浙江传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九届工商联常委。
从生产液体肥皂的家庭作坊到总资产8亿元人民币的民营化工集团，这是父亲徐传化一手创建的家业。然而，徐冠巨接手的传化集团时，比起大型化工企业来说，规模并不大，实力 也并不算强，针对化工领域的技术壁垒高的情况，徐冠巨在化工领域发展成熟后，为传化集 团找到了两个新的方向，那就是物流和农业。2002年4月，传化大地公司投资的浙江省农业 高科技示范园区正式开园；一个月之后，传化宣布在杭州建设物流基地。
2003年1月21日，徐冠巨当选为中国东部发达省份浙江省的政协副主席，他是以浙江 省工商业联合会会长身份当选这一职务的。在此之前，包括徐冠巨和尹明善在内，中国2002年共有3位 私营企业家当选为所在省市的工商联会长，这是中国省级工商联自成立以来，首次由改革开 放后成长起来的私营企业家担当工商联“带头人”。
第六部分第167节 从苏北走向世界
③ 朱湘桂：从苏北走向世界
朱湘桂，1977年7月创办皮鞋厂；1991年10月至1993年3月任中外合资盐城森达制鞋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93年4月组建江苏森达集团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至今。 在苏北这个相对贫瘠和落后的地方，森达的一举一动都有着极不一般的影响。
森达的前身不过是建湖县一个镇办企业，当时的皮鞋从生产到技术再到销售都靠直销，19 95年为了最大限度地扩大森达皮鞋的知名度，朱湘桂果断拿出集团全部600万资金用于中央电视台《武则天》贴片广告。结果，森达一举成为全国广为人知的皮鞋品牌。
上世纪80年代，国家几次实行银根紧缩；全国13000多家皮鞋企业在紧缩中倒掉3000余家。朱湘桂却大胆出击，向银行贷款200万元，负债引进设备，使企业生产能力由年产100万双扩大到180万双。亚洲金融危机、国内市场普遍疲软之际，他又毅然投入1。8亿元兴建先进的自动化生产二期工程，投产后森达年产量骤增到1000万双。2000年底，森达投资4个多亿在上海创办了大型皮鞋出口生产基地——上海永旭鞋业有限公司，成为国内现代化、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制鞋企业。朱湘桂说，“向世界名牌的冲刺刚刚开始”。
1997年9月，朱湘桂当选中共十五大代表；2000年4月下旬当选全国劳动模范。
④ 刘思荣：五年上一个台阶
1980年2月是刘思荣人生和事业的新起点。揣着从公社借来的4000元钱，他“下海”创办了城西服装厂。1980年开始至今，基本上每五年是一个阶段。
第一个五年，在加工短裤的同时服装厂争取到了部分由香港转来的来料加工活计，然而不久后陷入市场低迷。1985年，经反复商议，服装厂大胆转产绣衣，实现了当年转产当年盈利 。
1990年初，刘思荣与外商合作先后成立了多家公司，开始多元化发展。1993年，国家对自营进出口权管理有所松动，刘思荣的公司成为潮州市首家享有口岸进出口权限的工业企业。
1994年，企业改制，刘思荣和另外几个人以400万元买下这个服装厂，企业成了民营企业，后来又联合其他13家具有紧密协作关系的企业组建成广东金潮集团有限公司；走上集团化发展道路。
刘思荣，1980年2月至今任潮州市城西服装厂厂长、党支部书记，广东金潮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经济师。从1983年起，连续四届当选为潮州市党代会代表，广东省第八届 、第九届党代会代表，中共十六大代表。
⑤ 邱继宝：从300元到10亿元
邱继宝；男；生于1962年7月，大专学历。1986年10月至1992年9月任椒江第二工业缝纫机厂（飞跃集团前身）厂长，现任飞跃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没有不赚钱的产业，只有不赚钱的企业。”邱继宝和他的飞跃集团把这句朴实的话体现得淋漓尽致。从300元起步，经过15年的发展，到成长为资产10亿元的大型现代化民企，邱继宝把几乎消失在城市家庭的缝纫机行业做得红红火火。最重要的是，“飞跃”的出现，结 束了日本缝纫机单向出口中国的历史。
曾经被拒广交会，曾经被广交会保安罚站半小时，曾经是小乡镇企业被人看不起，邱继宝没有因此放弃缝纫机行业。为了使自己的产品能打出国门，邱继宝曾赶到了深圳的罗湖口岸 ，花了500元人民币请一个香港老太太代买了一本香港的黄页电话簿，通过电话簿，他与香 港国际经销商展开了信函“外交”，并获悉“飞跃”的产品在中南美洲的一些不发达国家可 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