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时，不能预知自己的思想会走到哪里；无疑，他后来又走了一程，但他的
起点和思想的基本轮廓则是《荒芜英雄路》。本书编者作的内容提要说：“全
书辑入作家近年来创作的随笔40 篇，旨在反映他近几年的生存状态和创作背
景。生活的磨难和心灵的煎熬，化成了《荒芜英雄路》、《芳草野草》等篇
章；出自生命对自然的感应和作家内心迸发出的呼唤，《心灵模式》、《神
不在异国》等充满力度的文字就极具穿透力。作家毅然走出世俗，走出虚荣，
走入茫茫的黄土和广阔的天地间，在理性和情感的冲撞下，抖出一个活生生
的灵魂。”这是理解张承志和《荒芜英雄路》的一个角度。那么，其“旨”
究竟在哪里呢？我以为，不在反映他近几年的生存状态和创作背景，而在强
化作家自己独立地做人，独立地思考、创造和战斗的声音，或者说是表现他
意在“独立地树立起一面旗帜”思想呐喊。张承志对他的周边状态和背景不
无情绪化的否定，对现实状况因果关系的揭示也甚至有本末倒置的倾向，对
终极关怀途径的选择也未超越历史的预设，等等，这些都使张承志和他的思
想一时间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现在虽几近疲倦式的平静，但深究下去依然
是剪不断理还乱。就我自己而言，“荒芜英雄路”的描述与我视界中的“背
景”无甚大的差异。当然，我在作这样的判断时，并不意味着用“英雄”或
“英雄性”对转型中的当下进行“完全”“填充”。具体说，张承志要重走
荒芜了的英雄路，文集的全部意义也许就在于：“用一本记录终止自己，并
且静静地整理好行装准备再上旅途，是太幸运了。旅人一词的分量在于这旅
途无止无尽，和命一样短长。只要活着，我总是面临这跋涉的压力，总是思
考着各种大命题，思考着怎样活得美和战胜污脏。对于自己在思想、文学、
以及同时代人中保持的这个位置，我开始重视和自以为荣。”（《荒芜英雄
路？作者自白》）在以前的旧作中，他“曾经独自与下述命题相遇：时代、
国家、民族、宗教、教育、真的学问、心的历史、人与上述问题冲突后的境
遇、人在中国追求的可能。”张承志检讨自己“在许多大命题上我都自嘲般
放弃了前卫意识，用几个句子或几个段落一划而过”，在90 年代初张承志意
识到大命题和小命题都不应当一划而过，应该再接触它们一遍，并且采用了
“呐喊”的方式：“我不认为重新回到这些阵地就是重复自己。思想的悲剧
是它首次问世时缺乏传播，而它的前卫性又太忌讳重复自己。宣言是呐喊，
而且是有强度的呐喊。不应该过于看重习惯哪怕是高贵的习惯——只要你握
着思想的意义。”张承志躁动不安地发出了他的“强音”，他向别人挑战也
事实上向自己挑战。张承志不是一个成熟的思想家，他带着这个时代的局限
向这个时代挑战，由此而引发的争论甚至无法说究竟谁“战胜”了谁。而走
向90 年代的散文界，张承志的出现使散文再次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大小
命题相遇，这是重要的；他对生命的辉煌造境，他的极富感情色彩的语言和
呐喊的句式与节奏，对贫弱的散文是一次良性的刺激。
《好运设计》
史铁生是小说家不是散文家，但他有比散文家写得好的散文，譬如：《我
与地坛》。我曾经戏言，如果出一本20 世纪中国散文经典选》之类的书，有
的作家入选了将是遗憾，有的作家被疏漏了也将是遗憾，譬如史铁生就不能
遗漏掉。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 年3 月出版的史铁生散文集《好运设计》是对
散文理论家的一次提醒。史铁生散文出现在现世的空白处，出现在时尚不屑
的领域。他静穆而无浊气，当下的文坛太混浊了；他有力但并不喧哗，当下
的文坛太喧闹了。他在90 年代文学中的这一位置，使我想起韩少功《灵魂的
声音》对他的描述和理解：“他躺在轮椅上望着窗外的屋角。少一些流浪而
多一些静思，少一些宣谕而多一些自语。他的精神圣战没有民族史的大背景，
而是以个体的生命为路标，孤军深入，默默探测全人类永恒的纯静和辉煌。
史铁生的笔下，是较少有丑恶相与残酷相的，显示出他出于通透的一种拒绝
和一种对人世至宥至慈的宽厚。他是一尊微笑着的菩萨。他发现了磨难正是
命运，虚幻便是实在，他从墙基、石阶、秋树、夕阳中发现了人的生命可以
无限，万物其实与我一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史铁生的通透不是来自拒绝，
而是在人类生存困境之中对人类生存困境以理解和超越的结果。《好运设计》
始终在对人类困境的体验中言说生命，以“生命感”代替了“现实感”从而
使散文有可能更直截了当地接近于作家的心灵、人格和生命本源。于是，“命
运的无常”和“心之家园”的无限和谐而成纯静的诗美。在这样的过程中，
史铁生确立了自我在文本中的真实存在。《我与地坛》、《随笔十三》、《关
于生》、《关于死》、《好运设计》、《无答之问或无果之行》等文章，也
就基本实现了他自己的期待：“永远欣赏到人类的步伐和舞姿，赞美着生命
的呼喊与歌唱，从不屈获得骄傲，从苦难提取幸福，从虚无中创造意义。”
其中，《我与地坛》的文体属性还留有争议。有人把它当作小说。我说这是
个美丽的错误。也许，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文体之于《我与地坛》并不紧要。
文体的意义在于最大限度地摆脱语言对人的束缚。近年来，人们常常议论在
众多的场景中，知识分子“缺席”了。我也曾经思索过“语境”与“失语”
的关系。也许，“缺席”和“失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一个技术化、物
欲化的时代，我们正逐渐丧失“发现”的能力。我们已经习惯于被“遮蔽”
或习惯于“熟视无睹”。是的，我们不能没有“发现”。发现什么？史铁生
说：“发现生命的根本处境，发现生命的种种状态，发现历史所曾显现的奇
异或者神秘的关联，从而去看一个亘古不变的题目：我们心灵的前途和我们
生命的价值终归是什么？
《夜行者梦语》
在知识出版社（沪）出版的“当代中国作家随笔”丛书中，韩少功的《夜
行者梦语》是最重要的几本之一。但由于种种原因，《夜行者梦语》及韩少
功的其他散文未引起应有的注意。在我自己的关于90 年代散文作家“排行
榜”中，韩少功和他的《夜行者梦语》是“榜上有名”的。如果用最简单的
语言来表达其理由，那么我想说的是：《夜行者梦语》是90 年代“知性散文”
的代表作。全书分“我思”和“我闻”两辑，收文36 篇。“我思”辑中的《文
学的“根”》等是80 年代文学思潮中的重要文献。在“思”与“闻”中韩少
功想要做的是发出“灵魂的声音”。其实不仅是小说，散文的难点也是重新
获得灵魂的问题。韩少功和我们都意识到：我们身处在一个没有上帝的时代，
一个不相信灵魂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中，精神与物欲、艺术与技术、善良
与罪恶成为韩少功言说时的基本视角或尺度。韩少功对“语言”充满了兴趣，
《马桥词典》是这种兴趣最浓郁的表现。《夜行者梦语》之《作者自白》是
从“语言”的维度探讨现实中的精神问题，探讨使心智从语言困境中解放出
来的必要。在对语言的“清查”中韩少功发现：“主观已被客观浸染，客观
已被主观渗透，所谓真实已无家可归，只能在此岸与彼岸之间流浪。”“善
良中有罪恶的潜伏，罪恶中有善良的隐存，所谓美好亦无家可归，亦只能在
地狱与天国之间流浪。”他是“虚无”的，但并不放弃“理想”，他“武断”
地相信：“真实与美好并没有死亡。作为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它们是语言这
位流浪者在永无锚地的的航途中吟唱的童谣，温暖而灿烂。”在《乡关何处》
中我曾经作过这样的比较：“张承志是圣战的斗士，张炜是行吟的诗人，史
铁生是微笑的菩萨，而韩少功是沉思的哲人，是作家中的哲学家。”在哲学
背景上韩少功也许更靠近人本主义。韩少功与张承志一样执著，但他在发出
灵魂的声音时是理智而又低调的，张承志充满激情地宣谕，韩少功“多嘴多
舌地沉默”。在张承志，我读到是的痛苦与自信；在韩少功，我读到的是矛
盾与怀疑。韩少功说，我所说的我并不那么相信；又说艺术家说：我虽然相
信我的话，但面对时空无限的心界，我只能不那么相信。韩少功似乎时刻在
警惕语言对心智的困扰。他的知性使我再次想起吴亮的《韩少功的理性范
畴》。吴亮分析道：“韩少功是入世的，同时他又是脱俗的；他是充分现实
的，同时他又是真正地虚无的。他的悲观主义和博爱精神有着一种奇特的混
合，他会残酷地透视人性中的病态，刻毒地攻讦人的时髦仿效，也会热忱而
通达地原谅人的各种现代过失。”“在他的冷漠底下仍流着炽热的人情，在
他的超人道之下仍有着宽厚的人道，在他的虚无里仍包含着对世俗事务的执
着看法，在他的静观中依旧透出他难以更改的是非好恶标准。”当然，《夜
行者梦梧》时的韩少功已经少有对现代过失的原谅而多了一些焦虑，多了一
些对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渴念。1995 年在《读书》第一期上发表的《心想》
意味着韩少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成熟，也佐证了我所提出的一个想法：散
文是知识分子最为自由与朴素的存在方式。他期待着人类精神的新的圣诞。
他矢志“用心血和心魂，用一生中全部怦然心动的回忆和向往”去招魂。我
很兴奋但不无悲观。
《瓮中杂俎》
廖沫沙“文革”时当“黑帮”的几篇“交代材料”最早见诸《廖沫沙文
集》第二卷。当年读到在文集之“瓮中杂俎”名下的这些篇什，颇有感慨，
以为这样的材料于文学史思想史等都极有价值。这样的材料和类似于这样的
材料在“文革”时期是司空见惯的，现在大多在哪里向隅而泣，或者早已散
失。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在做收集工作？廖沫沙去世后，他的夫人陈海云又收
集到若干“文革”中的“交代材料”。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1 月出
版的《瓮中杂俎》收入“交代材料”由文集的11 篇扩充到41 篇。在“运动”
中受到批判的一些文字，如《论》、《咸阳游》、《“史”和“戏”
——贺吴晗的演出》和《有鬼无害论》等，也作为附录收入，其
价值自不必说。书前有当年在北京《前线》做《三家村札记》专栏责任编辑
的李筠所作代序《人性的真善美》。我未详考李筠在“文革”中的遭遇，劫
后的廖沫沙有“风雨同舟二十载”之歌吟，由此可以作些猜想和推测。廖诗
见辛酉年秋《赠李筠》：“风雨同舟二十载，惊涛骇浪雾朦胧。成仙成佛成
鱼鲨，岂在‘灵犀一点通’。”现在的书籍装帧都开始讲究，但鲜有特色。
《瓮中杂俎》封面有一帧照片，为廖沫沙所制桔皮花，廖氏在幽禁中把食后
的桔子皮捏作花朵以自娱，由此可见其情怀。我没有见到这本书的广告，偶
然在书店中发现了它，当时的心情就不用说了。陈思和先生在《我所喜欢的
十部专业书》中列举了《瓮中杂俎》并说：“面对命运的残酷与苦难，并且
敢于消解和嘲弄这种命运，世界上大概只有两个民族做得比较出色，一个是
犹太民族，一个就是我们炎黄民族。这本书是用“文革”时代的语言写成，
虽然是被迫的写作，却成了那个时代绝无仅有的文学。”（陈思和：《写在
子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9 月第一版）说到“消解和嘲弄”，可以作
于1967 年夏的《嘲吴晗并自嘲》诗为证：“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如今爱‘折
腰’。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斗风骚。”此诗在1980 年第一期《当代》
发表时，有一补记的“小序”，云：“1967 年，我同吴晗同志在一次被揪往
某矿区批斗时，两人在斗争大会前被囚于一室，曾以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
的故事，互相取乐，事后于回程的火车上，我在默想中作成此诗。”在1975
年3 月17 日《给专案组的信》中有一段文字让我思之再三，从中体味到什么
叫知识分子的信念、人格，什么叫威武不能屈。廖沫沙写道：“如果论政治，
论思想观点，论阶级性，‘三家村’的三个人只能划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不是无产阶级。如果讲教育改造，那我不是偏爱而是我现在的真心话，我
觉得吴晗是有改造前途的。因为他幼稚而纯朴。”在这封信的“几句结束语”
中廖沫沙说：“如果我还得在这里待下去，那就请求两件事：一是给我笔和
纸；二是准许我除开马列之外，还能看点古籍。”在拙著《中国当代散文史》
中我曾简单论及廖沫沙的杂文，在见到《瓮中杂俎》诸篇后我发现自己所论
实在过于简单，这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我们掌握的材料还不足以成为
充分研究一个当代作家或当代知识分子的坚实基础。有许多历史正在从种种
“材料”中流失。对于未经历过“文革”或在“文革”后出生的人来说，对
历史的认识、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材料”。我对邓拓、吴晗、廖沫沙
三位的学识、人格和文品向来敬佩，但同时又觉得，他们在当代文学史上的
特殊地位是以血的代价换来的。我当然不否认《三家村札记》作为杂文本身
具有的价值，但是因为这些杂文（不仅仅是杂文）而招致的灾难在历史上刻
下的印痕远远深于杂文本身。在给70 年代出生的大学生讲授“中国当代文
学”时，我发现由于对历史的隔膜，他们已经没有了我和我的上一辈们读《三
家村札记》的感受。一位同学这样问我：这些文章写得好吗？我一时无言。
历史在一代人身上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