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此好像都不以为然。这也让人有些莫名其妙和悲哀。我非常羡慕用“右手”
写诗又用“左手”写散文的人；我更是非常羡慕用“右手”搞创作又用“左
手”做学问的人，譬如鲁迅，他既有《呐喊》和《彷徨》又有《中国小说史
略》。再说《落帆集》。在1948 年10 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列入文学丛刊初版
后，我见到的重印本只有一种，即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小品经典
之一。没有重印的原因也许很多，但其中之一恐怕与人们对唐彛魑骷业�
一面有所疏忽。唐彛脑游淖魑缁崤阑蛭拿髋捞逑至怂慈∪松⑾�
实、社会的基本立场，在对20 世纪中国散文的研究中，我重视作家的“现实
感”，以为这种现实感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建设都是不可或缺的。当然这不
是也不可能成为取舍文学的唯一标准。《落帆集》的写作证明了中国现代作
家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和审美方式的多样性。汪晖有段文字描述和揭示了他的
这位导师的矛盾的心态：“先生不是他所喜爱的魏晋名士式的人物，而是一
个入世的、始终关注着现实的人，虽然他的心底里荡漾着浪漫的诗意。不止
一次，在他的书房里，他说至高兴处竟摇头晃脑地背诵戴望舒、徐志摩、孙
大雨等现代诗人的诗。”“我知道，先生的心里从未失去过对遥远的生活的
幻想，他情不自禁地问：自从亚当、夏娃被逐后，那天上的花园已荒芜到怎
样了？不过先生义总是立刻从幻想中回到现实，他自己说，由于他的出身和
经历，他离‘天上的花园’远了点，他的脚踩在中国的大地上，和农民父兄
们一同煎熬着苦难。在剑桥访问（1983 年）时，他情不自禁地想起徐志摩，
几乎为志摩的诗的想象所覆盖，但静下一想，却又觉得志摩‘仰望着看天空
的行云’时候多，而很少‘反仆着搂抱大地的温柔’；他吟味着志摩的‘悄
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却又觉
得在历史的重轭下不该如此地轻松洒脱。我私心里觉得，先生活得太累，牵
系于中国、于现世的太多，这于他的诗情、他的学者生涯的充分发挥未必都
是益处。”唐彛壬袷澜绲恼庵掷椿赝矗撬钦庖淮斗肿泳�
的真实写照。确实，唐彛氩豢嗤粒凇端伞分屑洹翱园椎幕ǎ�
终于根烂叶黄”的水仙：“为什么离开泥土的呢？”但他也有过仰望天空的
时候。包括《水仙》在内的《落帆集》是他关于人生的遥远而美丽的寂寞的
梦想，作为一个寻路者和寻梦者的梦想；他在黑暗中打开过仰望天空的窗户，
但他随即又发现风暴冲破了窗玻璃，发现梦一般的童年已经在寂寞的心底埋
葬。我不知道他那时是否已经问过：那天上的花园已荒芜到怎样了？
《龙虫并雕斋琐语》
王了一（王力）40 年代的小品文是现代学者散文中的一路。1949 年1
月上海观察社初版列入“观察丛书”。如作者“新序”说“印数甚少，流传
不广”，加之王先生在语言学方面的成就卓著，《龙虫并雕斋琐语》也就为
许多人忽略。记得一次开散文研讨会，一位北京大学毕业而且听过王先生课
的学者，说起这本书也是十分的陌生。王了一由语言学界“跑到僧多粥少的
文学界”来“客串”的反响，他自己“幽默”地叙述过：“记得抗战以前，
有位先生署名棱磨的（我至今还不知道这棱磨是谁）在上海《申报》的《自
由谈》上发表一篇谈话，大意是说：语言学是介于科学和文学之间的学问，
所以难怪语言学者常常走到文学上去，但是语言学者不要忘记他们自己的园
地。当然，像《之部古读考》一类的文章是不能引起一般读者的兴趣的，但
是像王了一的《论别字》却是颇有贡献。语言学家如果不谈他的本行，却只
知道写些幽默的小品，未免太可惜了。这一篇文章发表于《论语》最盛行的
时候，显然是讽刺林语堂，其恭维我的几句话只不过是旁敲侧击的一种手段
而已，假使棱磨先生现在看见了我的《龙虫并雕斋琐语》，一定长叹一声说：
‘王了一跟着林语堂堕落了’。”1973 年香港波文书局未征得作者同意重印
了《龙虫并雕斋琐语》。1982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删去5 篇文章并
改动几处。1993 年12 月版张双棣“后记”中说1982 年版“因当时出版社雇
人抄写底稿，出现不少错字，曾引起社会上的批评，王先生也深感遗憾。”
1993 年版应出版社的要求将1982 年版删去的5 篇文章重新收入，同时增补
15 篇文章归为《增补拾遗》。这样，1993 年版就包括6 个部分：（一）瓮牖
剩墨；（二）龙虫并雕斋琐语（《生活导报》时期）；（三）棕榈轩詹言；
（四）龙虫并雕斋琐语（《自由论坛》时期）；（五）清呓集；（六）增补
拾遗。在40 年代，学者散文作家中钱钟书的智慧、梁实秋的情趣和王了一的
学问都给人深刻的印象。作为学问家，王了一在他小品文中对文献典籍运用
频繁，所以新版有张双棣的注释，以方便今天的读者。我在拙著《乡关何处》
中作过这样的议论：“从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看，钱、梁、王的散文无疑是
一种文化守护。梁实秋是对情趣与性的守护，而钱氏、王氏则是对知识分子
批判立场的守护，后二者更接近于鲁迅先生所提倡的‘文明批评’或‘社会
批评’。”现在再读《龙虫并雕斋琐语》觉得其“社会批评”的特征更为明
显。梁实秋过于超脱，钱钟书在人生边缘，王了一是若即若离。就风格而言，
王了一是辛辣讽刺而带有幽默一路，学者写散文杂感很容易这样。关于《生
活导报》时期《龙虫并雕斋琐语》写作的缘起，王了一也有叙述，兹录于下：
“我从重庆回来，卧病在床，费孝通先生来看我，这时他才使我和《生活导
报》建立了关系。他是《生活导报》的台柱，那时他快要到美国去了，他表
示希望我为《生活导报》常写文章，并且希望我写些像在《星期评论》和《中
央周刊》发表过的《瓮牖剩墨》一类的小品。费先生启程之后，《生活导报》
的编辑又亲自来催稿子。于是我答应写《龙虫并雕斋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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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最可爱的人》
“把战争也当作诗”是魏巍《诗，游击去吧》中的诗句。从发表《谁是
最可爱的人》到创作小说《东方》及《地球上的红飘带》，魏巍完成了“把
战争也当作诗”的艺术实践。当我受百花文艺出版社之约，编选并序《魏巍
散文选集》时，我有一种重新走进历史的感觉。对历史，对一个历史时期时
代精神的重温，在今天会有什么新的“效应”呢？
“抗美援朝”期间，魏巍于1950 年、1952 年两度赴朝鲜前线，1951 年
4 月11 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谁是最可爱的人》，此后陆续发表了《战士
和祖国》、《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挤垮它》和《依依惜别的
深情》等。用“最可爱的人”描述中国人民志愿军，显示了魏巍在时代精神
的价值取向下，把握战士本质的深刻性，他对“最可爱的人”的发现与命名，
在某种意义上是魏巍长期革命战争生活积累的结果和升华。人们通常用叙
事、议论、抒情三者的有机结合来分析魏巍散文的艺术成就，但考虑到散文
的文体特征，我想把魏巍散文的审美特征概括为“心灵化的叙事”。和其他
文体相区别，散文的叙事更加主观化、心灵化，从深层意义上说，散文的叙
事不是纪实，而是表现作家的心灵对外部世界的感受，散文的叙事不仅不回
避个人的感情倾向，相反，它在叙事中凸现作家的人格、情怀与识见。魏巍
的“朝鲜通讯”集中体现了他“心灵化的叙事”风格。心灵的体验确立着魏
巍散文的叙事基调，并为叙事创造了抒情的氛围。而心灵体验又逐渐扩展为
对战士美好心灵的认知和挖掘，体现着这些美好心灵、精神和品格的人与事
也就顺势融入有着浓郁抒情色彩的感情流程中。和小说的叙事不同，散文没
有也不需要充分结构故事的篇幅，用魏巍的话说它需要的是“用最能代表一
般的典型例子，来说明本质的东西”。这也是魏巍散文的又一基本特征。魏
巍还不断变化倾诉的角度，将“朋友”、“你”引入文中，与之“对话”沟
通与读者的联系，改变了单一的叙述方式，形成了一种召唤读者心灵的文本
结构。因为它的纪实和通讯特征，《谁是最可爱的人》又通常被称为“报告
文学”。
1951 年10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谁是最可爱的人》第一版，列入“解
放军文艺丛书”。初版收文9 篇，以后每版都增补篇目，至第四版收文17
篇和创作谈《我是怎样写〈谁是最可爱的人〉》1 篇。先后印刷22 次，发行
量达数10 万之多。这样的发行量在当下几乎是个天文数字。我在1975 年读
高中时，《谁是最可爱的人》已选入中学课本，同学们写作文时常常模仿它
的笔调，而最能够为我们娴熟运用的是课文最后一段的抒情方式。20 年过去
了，我还能像当年那样流畅地背诵，只是声音开始有些苍老：“亲爱的朋友
们，当你坐在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抗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
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向孩子的嘴里塞着
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
之中呢？”
《花城》
秦牧的《花城》是60 年代散文经典。重新走进“花城”便是从一个侧
面走进已经成为历史的时代。秦牧在30 年代即从事文学创作，但秦牧的精神
血脉则在“当代文学”之中。在今天看来，秦牧的散文充满了矛盾和局限，
然而《花城》的经典性并未消失，作为与杨朔、刘白羽并称的当代散文“三
大家”之一，他选择了“闲话趣谈”的话语方式，他说：“每个人把事情和
道理告诉旁人的时候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在这里采取的是像老朋友在
林中散步，或者在灯下谈心的方式。”在《艺海拾贝》中进一步说：“我想
寓理论于闲话趣谈之中。”在当时的语境中，秦牧选择这一方式使其创作不
可避免地充满了难以克服的矛盾，而他时刻注意对矛盾的协调与平衡。这是
“自由”与“不自由”。《花城》中《海阔天空的散文领域》一篇，是一篇
重要的作家文论，“应该有异常广泛的散文”，秦牧不寻常地说，他强调艺
术个性，强调“表现自己”在散文创作中的重要性，认为在“直抒胸臆和倾
泻感情的时候，如果一个作家，回避表现自己，就不能写出精采动人的文字，
也不能给人任何亲切的感受，因为他只能讲一般的道理。用一般的道理，用
一般的语言，而没有独特风格的文学作品，又往往是缺乏生命力的。”他认
为自己在创作中“从来不回避流露自己的个性，总是酣畅淋漓地保持自己在
生活中形成的语言习惯。”应当说秦牧基本上如此做了，这也是他产生影响
的原因之一。既然他选择的是“闲话趣谈”的方式，那么就不可能避开“革
命功利主义”与“审美功能”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试图“辩证”地处理它：
“没有革命功利主义是不行的，然而把革命功利主义理解得太狭隘，也是不
行的。”他肯定“给人愉快和休息”的作品的价值，并批评在文艺刊物里，
这类作品却是少得可怜了。秦牧认为“如果出版物里尽是那样的东西，自然
可以说是脱离政治，但如果配合地登载一点，却不能这样的看。”秦牧措辞
斟酌，表述谨慎而有分寸。我曾经说过，秦牧有可能在“海阔天空”中走得
更远，但思想这根“红线”始终在牵引着他，他追求着思想性、知识性和趣
味性的统一，“思想是主心骨，如果没有这个主心骨，那么作品就变得松松
垮垮不知所云了，思想是统帅，是灵魂。没有正确的思想，就像没有灵魂一
样。”秦牧选择了“闲话”，但未能免于“讲一般的道理”的局限，他在“趣
谈”，但“趣谈”更多的来自对象而非自身性情，一根“红线”牵着秦牧也
牵着刘白羽和杨朔。
《海市》
像我们这一代人，在回忆自己的“文学经历”时大概总要说到杨朔散文
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在今天已经微弱多了。年轻的一代不会再选择杨朔这
样的散文创作。我在讲授中国当代散文时，从学生身上感受到了他们对“杨
朔们”的隔膜和批判性，杨朔散文代表了一段历史，在重新叙述的历史中杨
朔代表了什么呢？我没有去过海边，当初读杨朔散文，对海市，对海市蜃楼
充满了好奇与向往。我后来在研究中发现，杨朔散文的诗美，有一部分来自
少年杨朔在海边的冥想，来自曾经滋润过他肌肤与心田的海水。冰心先生读
《海市》篇，“低徊吟诵，不能去怀”，“我很喜欢读杨朔的散文，他在我
所爱读的现代作家中，有他独具的风格。昨夜枕上忆起司空图诗品中几个断
句，我想假如刘白羽的散文像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的话，那杨朔的散文就是
落花无言，人淡为菊了”（《〈海市〉打动了我的心》）。由此亦可见杨朔
的影响。杨朔散文集，以《海市》和《东风第一枝》为代表。在特定的政治
文化背景中杨朔散文是处理艺术与现实关系的范式，并最大限度表现了作家
所体验到的时代精神。它在当时的成功以及被推崇被模仿，在文化背景单调、
政治氛围浓郁的环境中是极为正常的。杨朔是否注意到“艺术性”与“社会
性”的协调呢？答案是肯定的。他在《海市》小序中说：“从生活的激流里
抓到一个人物，一种思想，一个有意义的生活片断，迅速反映出这个时代的
侧影。”又在《东风第一枝》小跋中说“我在写一篇文章时是拿着当诗一样
写。我向来爱诗，特别是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