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一百年前，哥特式教堂的雄伟还是社区地位的标志；而如今，市镇大钟的树立成为城市骄傲的象征。1481 年，里昂居民向市长递交陈情书，要求建一座市镇大钟，这笔市政基金支出的合理性在于“会有更多人来到集市，市民们将会非常满意、快乐和高兴，并且会过上更有秩序的生活”＇44＇。
最早的时钟没有指针。它们只是到整点就摇响一只小钟。事实上，“时钟”（clock）一词来源于荷兰中部地区的clocke，即“钟”。到了16世纪，时钟每隔15分钟也要报时；某些时钟开始拥有指针，以标志出每个钟点的流逝。17世纪中期发明了钟摆，提供了更加精确可靠的报时机制。随后不久便出现了分针。秒针直到18世纪初才登台亮相，最早的使用者是天文学家、海员和医生，他们用秒针来记录更精确的度量。
这样一种把时间按照小时、分钟和秒的标准单位来组织的观念，在一个中世纪农奴看来必然是奇特甚至可怖的。彼时一天只粗略地分作三部分：日升，正午，日落。劳伦斯·赖特（Lawrence Wright）说，其他的提醒就只有“呼唤他们去工作的播种钟和收获钟，再就是布道和宵禁的钟声”＇45＇。偶然人们也会听到其他的钟声，如“拾落穗钟，当庄园的灶点火烤面包时响起的灶钟，市场钟，还有召集他们去聚餐、救火或者葬礼的钟声”＇46＇。即便是在这些情况下，时间也并不是提前设定、与外在事件无关的东西。中世纪的时间依然是零散、悠闲、不可预测的，并且最重要的是，与经验而非抽象数字相关联。
“就其本性而言，”刘易斯·穆姆福德观察到，时钟“令时间与人类事件脱离了关系。”＇47＇同样可以说，正如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提出的，时钟令“人类事件与自然”脱离了关系＇48＇。过去测定时间一直是靠生命及物理现象，靠日升日落、四季轮回，从此这却纯粹成了机械装置的功能。新的时间用数量取代了质量，用机械行为代替了自然界充满韵律的脉搏。
正在上升的商人热烈拥抱了机械时钟。很快这一事实变得不言自明：日益复杂的城市和商业生活需要一种进行调控和同步化的手段，而这只有时钟能提供。
时钟首先被应用于纺织工业。纺织品生产的工业革命比其他部门提早了两个世纪，其间它体现出许多这即将来临的时代的基本特征。首先，纺织品生产要求一批规模庞大、集中化的劳动人手。它也要求使用复杂机器和大量能源。新的城市无产者每天清晨集合在染坊和漂洗磨坊，“在这些地方，加热染缸、挥动大槌所需的大量能源消耗促进了大单位的集中化。” ＇49＇这类复杂、高度集中化、能源消耗型的生产技术使得有必要建立并维持固定的钟点，作为工作日开始和结束的时间。
工作钟声和后来的工作时钟成为商人、工厂主控制他们雇工劳动时间的工具。史学家雅克·勒高夫评论道，这是引进了一种具有变革意义的新工具来对大众施加威权和控制。他写道：“公共大钟乃是经济、社会和政治主导权的工具，操纵在令这一社区工作的商人手里。”＇50＇
尽管手工业和农业生产者能够决定活动步调，但在新的工厂系统内却是机械在裁定节拍。这一节拍无休无止、冷酷无情、难以取悦。工业化生产模式最重要的是井然有序，其节奏模仿着时钟的节奏。新工人被期待着完全服从新的工厂节奏来安排自己的时间。他必须按时点卯，按机器设定的步调工作，然后在规定的时间离开。主观的时间设想在工厂里没有一席之地。在那里，客观时间——机械时间——的统治至高无上。
时钟不仅在工厂里扮演着重要的新角色。资产阶级几乎在生活里的方方面面都发现了它的用途。这种新的时间控制形式比以往任何曾构思过的手段都更加严格苛刻。资产阶级将时钟带入他们的家庭、学校、俱乐部和办公室。没有哪个文化角落幸免于这一非凡的新社会化工具的触手。刘易斯·穆姆福德仔细研究了这一时间意识的变化，得出结论说：
新的布尔乔亚在账房和商店里使生活沦为一套小心翼翼、永不间断的例行程序：多长用来做生意，多长用来吃饭，多长用来找乐子——一切都经过精心厘定……按时付款，按时立约，按时工作，按时用餐；从此再没什么能真正逃脱日历或时钟的戳记。＇51＇
变得“和时钟运行一样有规律”成为新工业时代的最高价值＇52＇。设若没有时钟，工业生活就根本不可能。时钟使人类思想习惯于这样看待时间，即它是外在的、自主的、持续不断的、要求严苛的、量化的和可分的。藉此，它为按照同一套时间标准操作的生产模式铺平了道路。
自然从上帝的造物变形为人类的资源，高利贷法规的变革，公平价格变为市场价格，同时诞生了货币经济，还有日程表和时钟的出现，这些都深刻改变了欧洲人的空间观和时间观。
《欧洲梦》 第一部分美国人对空间和时间的贡献（1）
美国人对空间和时间的贡献
新的时空观随早期殖民者迁徙到美利坚。但是在新世界里，启蒙主义图式似乎拥有了另一种略有不同的人格，更加适应于美国的边疆精神。美国人开始用一种新工具来支配空间和时间。尽管效率的概念颇为古老，其现代装扮却是19世纪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并迅速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改变了人类组织日常生活细节的方式。尽管人类数千年来都在使用工具，19世纪向煤炭和蒸汽力量的转型却提供了巨大的新机遇来控制空间和时间长度。正如我们在本章开头简单提到过的，人类首次能够突破自然节奏所强加的上限，并开始将空间和时间转变为越来越高效的生产力，以获得物质进步。
尽管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和德国人——迅速开始使用新的以蒸汽为动力的技术，但却是美国人创造了一套思想和概念机制，以将人类的表现和新机器的节奏结盟。美国工程师把效率改造成一套操作方法，而它反过来又成了组织空间和时间的网罗万象的工具。并且，就形塑当代美国性格、提供推动美国梦的活力而言，现代效率观念的贡献无出其右。
在18世纪初，“效率”的含义完全不同。在塞缪尔·约翰逊（SamuelJohnson）1755年出版的《英语辞典》（DictionaryoftheEnglishLanguage）中，“效率”依然具有神学的指射架构。上帝被定义为最卓有成效的第一动因。在《圣经》讲述的创世里，上帝命令天地赋形——完美的高效率举动。
19世纪晚期，效率转变为它如今的形式。科学家和工程师探索新的热力学领域，测量机器的能量投入、产出和熵。在此过程中，他们重新定义了效率，将其转变为纯机械价值。自此而后，效率将被看做是在最短时间内，用最低的劳动力、能源和资本投入，能够生产出最多的产品。效率的新定义很快就从机器工作台走向工厂、前台办公室（frontoffice）、家庭和个人生活，成为衡量人类表现的尺度和决定人类活动之价值的标准。不仅如此，效率还成为确保个人成功和实现美国梦的不可或缺的工具。推理如下：最具效率者，即生产率最高者，是最有可能升上顶端——能干一番事业——的人。尽管对效率的新兴趣回馈到欧洲、并逐渐来到亚洲，但它在工作圈里只是有选择性地被接受；而在美国，它成为一切人都奉若圭臬的行为准则，几乎对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加以调节。
美国人热爱效率。它成为我们定义性的品质，并渗透在我们作为民族的存在本身内。为了理解我们何以将一种机械时间价值观转变为人类的行为准则，我们就必须回溯美国的加尔文主义根源，以及我们笃奉的作为上帝选民的信念。
16、17世纪的新教改革者认为，自我牺牲和勤勉工作是一个人被选中、将获得拯救的标志。法国宗教改革神学家约翰·加尔文（JohnCalvin）抨击通过善行、忏悔和赎罪获救的教义。加尔文说，上帝不能被游说给予天堂的一席。宗教改革者相信，每个人生来便被选中或诅咒，善行并不能改变命运。然而对每个基督徒来说，一个萦绕于心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知道自己事实上被上帝的慈悲拯救了呢？尽管没有人能真正知道答案，加尔文却认为，被拯救者能够怀着热情践履所有上帝的戒律，并非因为这样做能保证他们被拯救，而只是因为这是上帝的意志。此外，每个人都有义务相信自己被选中，并相应行动。不懈的表现能够作为某种不完全证明，或至少一个标志，人们可以据此希望自己获得了拯救。
加尔文要求的不仅是笃信。他宣称，只是以自己所知的最佳方式在世上继续已做的行为，这是不够的——而这正是马丁·路德（MartinLuther）的使命观。加尔文认为，每个人若要侍奉上帝的荣光，都会受到召唤去通过提高自己的生产效率来不断改善毕生命运，并在此过程中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在加尔文教义里，每个人都被迫捱分捱秒度日，通过坚持不懈地完成上帝的意旨，来不断宽慰自己，击退啮咬心灵的疑虑。即便是从彻底的在尘世上禁欲的承诺中懈怠片刻，都可能削弱自己的个人信仰以及身居被选者之列的信心。
约翰·温斯洛普和清教徒，以及其他追随他们的脚步来到美利坚的新教教派，在许多方面都堪称宗教改革神学之最忠实的信徒。由于一浪又一浪寻求宗教庇护所的人们满怀焦虑地要维持他们信仰的纯洁，欧洲宗教热忱退潮之后很久，其火焰依然在美利坚殖民地燃烧。
此处，宗教狂热者们面临着令人清醒的现实：在这片狂野未驯的大陆上，肉体的生存至少和永恒的救赎一样重要。通过结合加尔文教义里无情的生产率和启蒙主义对理性行为、技术的威力和注重实效的功利主义的重视，他们得以竭力维持生存并同时践履信仰。
《欧洲梦》 第一部分美国人对空间和时间的贡献（2）
新的效率观恰恰合乎这种独特的美国性情，它所强调的乃是宗教改革神学和启蒙主义科学。效率是一种理性的、经过技术调节的方法，能够不断增进一个人的生产率。一个人变得愈有效率，他或她就愈能肯定自己正在改善命运，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上帝的荣光。反过来，效率日益提高就变成一种说服自己业已被选中、被拯救的方式。
即便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选的观念不再受新教教会宠爱后，日益提高效率从而提高生产能力的观念依然葆有一种救世军的品质，而这在欧洲及其他地区采用现代效率标准时是阙如的。我们美国人犹自倾向于将效率等同于良好的道德价值，并常常对效率不高的人做出道德判断。他们被看做是懒惰的——懒惰正是七宗致命罪孽之一。正是因为这种救赎教义的声调，美国人不仅成为率先、也最乐意皈依现代效率观念者，并且成了20世纪它最大的赢家。
欧洲人常常惊讶，为什么美国人生活为了工作，而非工作为了生活。答案在于我们对效率怀有深深的、形而上的依恋。变得更有效率就能更接近上帝。回想一下，上帝是所有行动者里最有效率的。他说说话就创造了这个世界，没花任何时间、劳动力、能源或资本。他从虚无里创造了天空和大地。就我们人类提高生产率——并创造我们自己的人间伊甸园——能够到达的程度而言，我们逐渐接近了上帝本人令人生畏的力量。
有了效率来作为新的向导，美国人用一种近乎传播福音式的热忱开始重新限定空间和时间。美国人弗雷德里克·W·泰勒（FrederickW。Taylor）被广泛认为是现代效率实践之父。他的“科学管理”原则在20世纪初被美国工业采用，之后很快也被社会其余领域采用，奠定了崇尚效率的社会风气之基础，并将逐渐改变整个世界。
倘若市镇大钟是欧洲过渡到时间新纪元的签名，秒表就成了美国的绰号。泰勒用一只秒表把工人的任务分割成细小的操作单元，然后测量每项活动的时间，以确定最理想的操作条件下最快的完成时间。通过研究工人动作最微小的细节，泰勒能够提出建议如何改进他或她的表现，以获得越来越高的效率。时间常常能够节约到秒。
泰勒把人类行为贬为机械行为，并用同样的标准来判断其表现——即，每个工人能够多么出色地在最短时间内，用最低的劳动力、能源和资本投入，生产出最多的产品。人和机器，就全部内容和目的而言，都合而为一了。到了20世纪，美国人已经将新的机器价值观如此深深地融入生活，以至于他们开始用机械术语来描述自己的行为和健康。当人们干劲十足时便说自己“换了快档”（gearedup）或者“加快了转速”（revvedup）；当精疲力竭时便道“压强太大”（stressed）、“超负荷”（overloaded）或“燃料耗尽”（burnedout）。我们“调频来听”（tunein）感兴趣的事情，听到不愉快的事情便“关机”（turnoff）。“连线”（connected）还是“断线”（disconnected）已经成了是否从事某事抑或已退出的代名词。
很快，效率专家便走遍了美国，向工厂车间、前台办公室和零售公司介绍最新的效率手段。对效率的狂热很快感染了更广阔的社会范围，这种新价值成为检验生活一切领域是否取得进步的试金石。激进主义者把效率引入政治领域，并开始呼吁政府的非政治化，呼吁在所有政府部门和项目里建立科学的管理原则（我们将在第十章里更详细地探讨这个问题）。
“效率十字军”甚至长驱直入家庭和学校。1912年，克里斯汀·弗雷德里克（ChristineFrederick）在影响广泛的《女士家庭杂志》（Ladies’HomeJournal）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新式家务管理》，促使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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