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是：要创造一个讲述共同过去的有说服力的故事，这个故事要令人信服到足以俘获人们的想像力，让他们相信彼此有着共享的身份和共同的命运。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筑师”们知道自己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使命。据说，意大利在1861年实现统一后，皮埃蒙特（Piedmont）地区＇13＇的前首相马西莫·德·阿泽利奥（Massimod’Azeglio）曾评论道：“我们已经创造了意大利，如今我们得创造意大利人了。”＇14＇
现代的每个民族国家都创造了自己的起源神话，其中有一整套男女英雄、过去经历的考验和磨难的时刻，这些都常常用繁缛的仪式进行纪念。在日益祛魅（disenchant）的世俗化世界里，民族国家必须建立一幅强有力的新图景，其中，一个民族共享着高贵的过去，并注定将走向伟大的将来。同时，民族国家也必须创造一幅足以令人信服的乌托邦前景，以求赢得它的臣民——后来的公民——的忠诚。倘若通向不朽的道路不再有赖于接受基督作为救主，那么至少它可以通过财产积累和交换的形式，在对无限物质财富的不懈追求里找到。为了回报人们奉献给国家的忠诚——其决定性检验标准在于公民是否愿意为国捐躯——国家将遵守自己的约定，保护每个人在自由市场上拥有和交换私有财产的权利。
创造共享的身份对不受阻碍的全国性市场的形成同样关键。在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形成之前存在着的，是1000种不同的故事和传统，它们存活在遍布大陆的山谷里和山麓上小小的村落。每个故事的流传都是用不同的语言，或者至少，一种特殊的方言。
对于开展商业活动来说，若要在广阔的地域里进行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贸易，这无数种的方言、习俗和规则将使得交易成本十分高昂。为了创造高效率、无缝隙的全国性市场，压制甚至消灭这些文化多样的小地区就成为关键的第一步。要创造单一的、同质化的民族神话，就需要——常常是无情地——毁灭或征服欧洲历史多少世纪以来存在着的地方故事和传统。
《欧洲梦》 第一部分民族国家的上升（2）
民族国家模式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理性程序的采用，它能够整编枝节蔓生的活动。首先，每个国家都必须确立单一的主导语言，以便人们彼此交流、理解共同的意思。人们常常认为，共享一种普通语言对于把人们带向民族国家的庇护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然而，通常情况却并非如此。以法国为例。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夕，法国只有不到50％的人说法语，而且只有12％～13％的人能说正确的法语。在法国南部和北部，几乎找不到一个能够说法语的人。在意大利1861年统一的时候，只有2。5％的人口使用意大利语进行日常交流。在18世纪的德国，不到50万人能够用后来成为标准德语的俗语读书、说话，并且他们其中很多人还是在舞台上扮演新作品的演员，或者为少数知识精英写作的学者＇15＇。
创造民族语言的动力很大程度上并非和民族国家的形成相关，而是关涉到早期印刷业面临的人口统计学。15、16世纪的出版商焦虑地想要扩展书籍大量印刷的市场。问题是，尽管拉丁语是教会的官方语言，并且为欧洲学者和宫廷里的政府官员所使用，但它对于新的媒体革命来说只代表了太狭小的阅读市场。另一方面，整个欧洲使用的语言和方言如此之多，以至于其中的每一种本身对商业可行性而言都会是太狭小的市场。多数国家的答案都是选择通常是在某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单一俗语，把它确立为印刷用的语言——首先用于《圣经》，然后是其他文学和科学著作。
即便在这个问题上，逐渐变成标准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英语的语言某种程度上也是被发明的。它们通常是某个地区多种方言的因素相结合、并把语法标准化的结果＇16＇。然而，某种普通语言一旦被接受，它就创造出自己永恒性的神秘感。人们开始把它看做是自己祖先的语言以及把他们束缚在一起的文化纽带。
为了让每个人都能读、能说这种新的俗语，每个国家都有必要建立全国性的教育系统。因而单一的教育体系便对学习什么、怎样学习制定了稳定可靠的标准。标准化的国民教育乃是现代的崭新现象，协助形成了一种国民意识。随着每一代学生都以同样的方法和同样的语言学习同样的科目，不久人们就开始相信他们的确分享着某种共同的经验和命运。一位法国教育部长仔细考虑了法国公共教育的成功后说：“他能在一天里任何时间看看表，然后说法国某个年龄的所有孩子是否正在做长除法，读高乃依，或者做……动词变位。”＇17＇
国民教育除了创造共享的语言和共同的文化身份感外，还有常常显得更加微妙的效果。国家管理的公立教育给孩子们灌输现代的新时空意识。学校的设计以工厂为蓝本，学生们也就习惯了一整天待在一个巨大的、集中化的设施里，有不同的房间分配给专门的学习任务，正像他们完成教育、毕业后将要进入的劳动分工和工作环境一样。学生被教导的还有这样一些美德，如守时和效率、制定和遵守日程表、勤勉、有纪律、相互竞争。他们被教导相信，学习是一种攫取性的活动，其目的是为了占有知识，它能够用于提高一个人的自我利益。课程表的设计乃是让学生们做好准备，接受在上升的市场经济里等待着他们的经济任务。制造“生产性的公民”成为每个现代国家里国民教育的首要职责。
随着普通语言和普遍教育系统的建立，民族国家才开始干涉公民的事务。现代国家的使命是创造一个彻底理性化的环境，它能够尽可能完善市场经济里财产交换的自由运转。因此有必要对每个公民进行记录。出生证、学校注册表、结婚证、死亡证书还有护照，所有这些都要被颁发。税是要缴的，政府的收入也是要被分配的。职业军队需要得到训练、装备、编制然后送去战斗。标准必须建立起来，以控制从食品和药品质量到环境质量的一切。甚至文化本身的再生产也不再是凭着机缘凑巧或者当地社区的突发奇想了。博物馆必须建立，纪念馆必须拨给资金，历史纪念日必须被认可、庆祝，公园则留给休闲和娱乐。这张表几乎是无穷无尽的。
中世纪的政治机构可要懒散得多，很少卷入到它们臣民的日常事务里去。创造一个“生产性的”社会要求对人类生活进行全面的动员，这在从前历史的任何时期都是不可想像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启蒙哲学家们偏好的世界里乃是充满着自主的行动者，他们只寻求自我利益在市场上达到最优化。然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民族国家就不得不创造巨型官僚体制来监督“游戏”，并保证所谓“自我利益”不会崩溃成霍布斯梦魇般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结果，确保个人在市场上的自由的代价，就是政府更多地干涉、卷入到人类个人生活里最隐秘的方面。在20世纪一十年代末，超过70万奥地利人被他们的本国政府雇用，法国有50万以上的人在政府机关工作，德国是150万人，意大利是70万人＇18＇。
《欧洲梦》 第一部分巩固权力（1）
巩固权力
早在现代之前就存在着民族和国家。民族是一群分享着特殊的生存经验的人类共同体；国家则是一个政治机构，为了开发的目的而控制或占有一块地域，并且通过操纵暴力手段来维持对它统治的服从，从而达到以上目的。现代的特殊性则在于民族和国家的合二为一。
在中世纪欧洲，确切说来有数千个小型、孤立的分享生存经验的共同体，它们都是地区性的，很少伸展到最邻近的山脉或河谷之外。这些共同体只是松散地受到更高的制度性权威的约束，包括王国、王朝和罗马的教皇权。然而，中世纪欧洲的统治更多是施展在民族而非地域上的。事实上，地域是模糊、流动，而非精确、固定的。甚至地方上的统治也相当任意而缺乏连续性。中世纪欧洲的政府是个人化、甚至便携式的。这就是说，皇室常常在某个地区定居并访问不同的庄园，把他们整个的政府随行人员带在身边。他们的代表将被派遣去向这个地区的村民们收取租金和捐税，从而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创造更加个人化的关系。到了14世纪，这种权宜式的安排开始缓慢让渡给一种从远距离操纵的更加理性化的统治形式＇19＇。然而，史学家戴维·郝尔德（DavidHeld）说，问题在于，中世纪“帝国受到统治，但却并没有得到治理”＇20＇。他们根本缺乏从中央集权的地区管理整个王国的手段。
15世纪中叶，加农炮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政治统治的性质。更强大的领主拥有足够的资金来负担新的军事技术，他们能够（就字面和比喻双重意义而言）摧毁地方统治者的城墙和要塞，并巩固他们对更广阔地域的所有权。1450年至1550年间，数千个王侯和公爵采邑里有许多都被削弱或彻底铲平，中央政府却变得更加强大。君主逐渐成功地解除了中世纪武士王朝的旧武装，取而代之的是单一主权国家的统治。至17世纪中叶，统治欧洲的就不再是封建地方家族，而是中央集权的君主国家了＇22＇。
经济权力被集中在君主手中，这常常受到农民阶层的欢迎，因为他们已经厌倦了被卷入封建地方贵族之间连绵的战争。至少在某个时期，人民是乐意服从于顶头的强权统治的，只要这意味着在他们当地谋求日常生计能变得不那么多舛，而是稍可忍受。
然而，卢梭却理解到了从统治人民到治理地域之间变化的更深刻的政治意义。他在《社会契约论》（TheSocialContract）中写道：
我们可以想像，各个人相毗邻和相接壤的土地是怎样变成公共的土地的，以及主权权利从臣民自身扩大到臣民所占有的土地时，又怎样变成既是对于实物的而同时又是对于人身的权利；……这种便宜似乎古代的国君们并不曾很好地感觉到，他们只称为波斯人的王、塞种人（Sythians）的王或是马其顿人的王，好像他们只不过自认为是人民的首领而不是国土的主人。今天的国王们就聪明得多，他们自称为法兰西王、西班牙王、英格兰王，等等；这样，他们就既领有土地，同时又确实领有土地上的居民。＇23＇
通过声称对地域拥有主权，君主得以扩展他们对权力的要求，直到包括对他们权限区域内一切财产的权力，这其中也包括了人们自己的劳动力和其他尘世所有物等财产。此后，对国王的忠诚就成为保住一个人的财产乃至自由的决定性检验标准。集权式的权威如今是唯一能够保障一个人的财产、也能把它夺走的力量。
国际法中首次正式承认地域性国家拥有主权，是以1648年一项和平条约的形式；这项条约结束了路德信徒、加尔文信徒和天主教徒之间30年的战争。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PeaceofWestphalia）承认了基督教不同教派之间不可妥协的差异，并且赋予地域统治者主权性的权威，允许他们在自己的领土内决定有关宗教的事务，而限制其他国家干涉此后将被看做是各国内部事务的权利。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提出的核心要点尽管在此后的三个世纪里有所修正，但直到二战末它们还基本维持着原貌＇24＇。
和约承认，世界由独立自主的国家组成，每个国家都对其固定疆界里的内部事务握有主权。此外，每个国家都和其他国家平等，它们之上再无更高权威。最后，每个国家都被视作要保护它们自己的利益；尽管它们彼此之间能够自由地建立外交关系，或者达成双边或多边协议，但它们同样有权在必要情况下使用武力以解决争端＇25＇。
一段时间内，新的以地域为基础的君主国统治者和上升的资本家及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彼此一致。新的国家强权急于巩固他们的统治，因此需要创收。要养活军队，要建造船舶，要制造武器，要建立管理性的官僚机构来控制本土并殖民海外新领土。因此，刺激国内经济活动就成了君主的利益所在。
《欧洲梦》 第一部分巩固权力（2）
就商人和制造商方面而言，他们渴求改革，以帮助加快向在全国性市场里进行自由贸易的过渡。他们试图消灭阻碍劳动力流动的法律和习俗限制，争取以君主的警察力量为后盾对商业合同进行法律强制执行，并迫切要求改善道路、航道和通讯，以加快商业速度，拓展贸易的地理范围。他们同样要求中央集权的政治权威能够将重量和长度单位标准化，创造单一的货币制度来降低交易成本，便利商业活动。君主的权威同样心甘情愿地推动了这些变革，并且动用国家的全部强制力量来支持改革，因为，为了国内市场的繁荣而创造有利的条件，这也是国家的利益所在。
但是，逐渐地，新政权实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在新生的资产阶级和政府之间打下了一根不可调和的楔子。国家一心一意要聚敛贵金属——金和银——来为他们本土的支出和国外的冒险提供资金。他们推断，增加他们拥有的货币的最佳方式就是重视对外贸易有甚于国内贸易。其策略就是大力控制国内的生产，因此他们能够保障以低价购入高质量的商品，然后在国外以高价售出，并得到贵金属的付款。
在这种安排下，他们海外的殖民地将被限制只能生产运回母国的廉价原材料，然后被迫以高昂的价格从母国购买制成品。殖民地被禁止付出任何尝试来制造自己的商品，不论是为本土需要还是对外贸易；一旦违反，严惩不贷。
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建立了自己的贸易公司，为了他们的利益在殖民地做生意。其中最强大、最臭名昭著的就是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了。后者夸耀它自己私有的军队，并且就某个方面而言，作为英国政府的代理人管理着大半个印度。
重视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