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的问题是对“欧洲梦”的根本考验。首先是欧洲不能没有移民，研究者们得出结论，欧洲将必须每年招募100多万移民，才能相当于欧洲女性平均生育一个以上的孩子。仅仅是德国就必须在未来的30年里每年迎来50万年轻移民，相当于它的生育率的两倍，才能避免人口数量的巨大滑坡——从它目前的8，300万跌到低于7，000万。其次是不同文化体系之间人们的通婚提出了更复杂的问题。如果说在1960 年的德国，只有1。3％ 的新生婴儿有外国父亲或母亲，那么，1994 年，却有18。4％ 的新生婴儿都有外国父亲、母亲或双亲，这种趋势今后还会有增无减。J·里夫金认为，不同文化的婚姻虽然开启了不同文化间新的沟通渠道，弥合了某些文化鸿沟，但另一方面也加深了德国文化的衰亡感，并导致对外国人更加充满敌意的文化压制和报复
《欧洲梦》 总 序代 序（3）
。欧洲人发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处在一个左右为难的位置：要是未来数十年内没有移民洪流涌入，欧洲人将会老化，欧洲的经济计划将会衰亡；但另一方面，移民潮又将威胁，甚至压垮已经十分紧张的政府福利预算和人们自身的文化认同感。J·里夫金也不得不提出以下的问题：倘若移民世代保持的原有文化的独特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不再存在，这些“异族”将如何生存？倘若移民不是靠对其所在国的忠诚和共同的意识形态，他们又靠什么与所在国的人们联合在一起？正在诞生的欧洲梦之成败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当代欧洲人如何处理移民问题，以及他们如何真正实现多元文化共生的梦想。但移民问题能否向人们期待的方向发展却仍然是“未定之天”！
再者，“欧洲梦”的主要精神是“能够进入到与他人之间无数种彼此依赖的关系之中”，是实现更广泛的共同体的利益最大化，是更紧密的合作。然而，J·里夫金不能不看到新的全球化技术压缩了时空，一方面拓宽了人们的联系面，另一方面却使人越来越感到疏离和孤单。如果人们只给他人发电子邮件，却极少彼此接触对方的存在，关系就会越来越虚幻，而真正向他人伸出双手，要求的是真实的在场。J·里夫金寄望于美国新兴的社区生活，他指出在过去40年里，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采取了所谓共同利益发展社区（CIDs）的生活方式。在这些社区里，不仅住宅是私人所有，甚至街道、人行道、市镇广场和公园都是由居住成员所拥有。非居住成员必须在大门口请求许可，才可以在街道上开车、在人行道上行走、在公园里散步，或逛广场上的商店。据J·里夫金的统计，已有超过4700万美国人——占美国人口的近六分之一——现已住进这些私有社区，并且其数目还在急剧增长。到本世纪中叶，CIDs 可能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活安排方式。而中国也正在发展这样的社区。J·里夫金认为，在这样的社区里，与单枪匹马的粗糙的个人主义和对抗行为相比，信任、互惠和合作正成为更加重要的生存价值。但是，是否也应看到这样的社区同时也会带来社区与社区之间，以及富有社区与贫穷百姓之间更深刻的疏离与隔阂呢？
总之，《欧洲梦》一书提出了许多富于前瞻性的深刻问题，正因为是前瞻，而尚未经过事实的检验，许多问题还不是定论，甚至也还不是目前所能提出方案加以解决的。但这本书高瞻远瞩，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和思考方向。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一反过去西方中心主义的常态，J·里夫金在展望未来社会时，始终将中国置于其视野的重要部位。他认为在许多方面，欧洲和中国都正在并肩作战。例如欧洲正努力在强调安全稳定的社会架构和重视独立企业精神的市场体制两者间寻找平衡；而在这两种体制之间达到平衡也恰恰是中国正在追求的目标，相似的努力也正在成为中国全国范围内热切讨论的话题。他认为贯穿在今天的两大精神潮流就是：一、在一个日益物质化的世界里，寻找某种更高的个人使命的渴望；二、在一个逐渐疏离、冷淡的社会里，寻找某种共同体意识的需求，J·里夫金认为这也是欧洲和中国的有识之士所共同追求的。在他看来，欧洲和中国都梦想着一个崭新的时代，即每个人的权利都获得尊重，文化的差异受到欢迎，每个人都在地球可维持的范围内享受着高质量的生活，而人类能够生活在安定与和谐之中。J·里夫金认为，为了共存于一个日益联系紧密的世界，人类需要不断开发新的理念，在这点上，中国和欧洲会找到更多、更深层的共通之处。现在，随着美国梦在21世纪渐渐褪去其昔日的炫目光彩，世界将它的目光投向了欧盟和中国。人们在问：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可能为欧洲梦真正发展成为一个全人类的世界梦想带来什么？在J·里夫金看来，尽管断言欧洲梦和觉醒中的中国梦的融合结果会是什么，还为时尚早，但预言正在出现的欧洲梦和中国梦会对整个人类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则绝非言过其实！
《欧洲梦》中的一段话无疑会激起每一位读者的深思：“当我们垂垂老矣，回首一生之际，我们会清楚地意识到，生命中重要的时刻是那些与物质积累没有什么关联，却和我们对同胞的热爱，我们作为个体与人类的关联，与我们所居住的星球的关联息息相关的时刻！徐徐展开的欧洲梦正在打开通往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的大门，那就是生命的意义。究竟什么是存在于这个世界，存在于21世纪的人类的意义？”
2006年7月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欧洲梦》 总 序前 言（1）
前 言
上世纪60年代，我曾经是个激进分子。与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我发现自己被卷入到一场社会剧变之中。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非裔美国人要求坐在公交车前排的权利；在芝加哥，他们高举拳头上街游行，唱着“黑色的力量”。美国男孩被装在裹尸袋里从越南重返故土，开始不过是零星几人，后来竟是大批大批的。大学生呼吁终止美国在东南亚的非正义战争，为此他们在大学行政办公区筑起了街垒，抗议非民主的教育系统——在校方作出影响他们生活的决议时，他们却被剥夺了发出声音、投票表决的权利。
空气里充满了解放的气味。你都能闻到它。年轻人厌倦了核弹空袭演习，冷战，穿灰色法兰绒制服的男人，以及束缚心智、一成不变的美国郊区生活，他们到处都在反叛。言论自由、性解放、摇滚乐、大麻、“和平与爱情”（flower power），它们席卷全国，进入美国每一个城市和小镇。反叛的形式在不断变换，有时候你都很难跟上形势，甚至难以坚持下去。阶级政治让位于文化政治，然后是性别政治，最后是生态政治。墙上贴满了切·格瓦拉（Che Guevara）和休伊·牛顿（Huey Newton）的海报；然后它们被取了下来，换成披头士（the Beatles）和滚石（Rolling Stones）的；然后它们再度被取而代之，贴上从外太空拍摄的地球照片。
老左翼让位给新左翼。历史意识以及关于辩证法、唯物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抽象探讨开始与“治疗学意识”（therapeutic consciousness）失去共鸣。年轻人不再引用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或毛泽东的红宝书，而是开始喜欢分享他们最隐秘的情感，谈论他们人际关系的动力源泉，正如政治变成了集体治疗一样。对政治解放的讨论让位于对个人精神修炼的探索。到70年代初期，一切都在进展——除了溃败的意识形态。新的运动正在兴起并即将声名卓著。妇女运动、环境运动、人权和动物权利运动、同性恋运动，所有这一切都在发生，并开始吸引公众的注意力。
似乎每个人都在要求获得认可的权利。人们走出壁橱，敞开大门，砸碎藩篱和街垒，涌向麦克风和摄像机——有时候，这场集体肾上腺素冲动的唯一显见目的似乎就是要消除任何可以想见的限制和边界。这是种特殊的疯狂。两股潮流贯穿于这场风暴的中心：其一是在一个被看做日益物质化的世界里，对某种更高个人使命的骚动的渴望；其二是在一个逐渐疏离、冷淡的社会里，寻找某种共同体意识的需求。我们都梦想着一个崭新的时代：彼时每个人的权利都获得尊重，没有人被遗落，文化的差异受到欢迎，每个人都在地球可维持的范围内享受着高质量的生活，而人类能够生活在安定与和谐之中。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抨击“美利坚帝国”，指责它为困扰社会的万恶之源。有些人甚至转向了恐怖主义活动，徒劳地指望着这种制度崩溃。
然而在这一切纷纭之中，归根结底，我认识的每一个年轻的美国激进分子内心深处都相信：倘若有什么根本的变动要发生的话，它们也将是从美利坚开始扩展到世界的其余地区。那是因为，即便是在我们拒绝信仰的最黑暗的日子里，我们也依旧信仰着美国精神——对美国是一块特殊的土地、肩负着特殊使命的不懈信念。尽管我那些参与“运动”的朋友们没有谁会敢于坦白这一点，但我们都保留着独一无二的美国意识，即：只要我们有足够强烈的愿望和决心来进行改变，那么在这个国家里就没有什么目标不能实现。欧洲年轻人的信心远不如我们坚定，他们不相信自己真的能改变点什么。他们参与政治的动力是反抗而非改革。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如今局势已然改变。我们曾经有过的打抱不平、如何济世的情感，大多数都未能在美国生根、结果。不错，我们有相当多的公共利益团体，它们所倡导的每一种观念和事业都可以追根溯源到一两代人之前，在少数族裔居住区及大学校园涌动的渴望里。然而，奇怪的是，正是在欧洲，60年代一辈人的情感升华为生活中勇敢的崭新试验——年轻时候的我们还只是模糊地感知到它的剪影轮廓。
《欧洲梦》 总 序前 言（2）
人们可以指出为什么欧洲似乎正在率先进入新时代的许多条原因。但在所有可能的解释里，有一条最为关键，那就是我们所珍爱的美国梦本身——它一度是世界所钦羡的理想，如今却导致美国身陷僵局。美国梦强调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拥有不受限制的机遇来追求成功——此词在美国方言里基本与“经济成功”同义。美国梦过度关注个人的物质获取，而很少注目于更广阔的人类福祉，因此无法适应一个日益风险化、多样化和互相依赖的世界。它是一个陈年旧梦，浸透着早已萎谢的开拓意识。而当美国精神正在“过去”之中疲倦枯萎之时，一个崭新的欧洲梦却正在诞生。这个梦想更好地适应着人类旅程的下一阶段——它允诺将人性提升为全球意识，以同一个日益彼此关联的全球化社会合拍。
欧洲梦注重群体关系而非个体自治，文化多样性而非同化为一，生活质量而非只是财富积累，可持续发展而非无限制的物质增长，深度游戏（deep play）而非单调的持续劳作，普遍人权及自然界的权利而非只突出财产权，全球合作而非单边主义的霸权实践。
欧洲梦正处在后现代与浮现的全球时代交叉的十字路口，并提供了衔接两个时代之间断层的中间地带。后现代从未想过要成为一个新的时代，它只不过是现代的黄昏——一个对现代的种种缺陷盖棺论定的时期。倘若60年代一辈人的抗议和试验有双重目的，即打破束缚人类精神的旧边界以及检验崭新现实的话，那么它就以后现代的思考形式为自己找到了思想的同盟。
后现代主义者们质问世界何以被禁锢在死亡之歌当中。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原子弹投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欧洲建起纳粹的死亡集中营，古拉格设立羁留营？我们何以最终陷入一个贫富史无前例地两极分化的世界？为什么全世界的女人、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都遭到歧视，或者更糟，受到奴役？为什么我们要毁灭环境、毒化生物圈？为什么某些国家不断欺压其他国家，通过战争、征服和镇压来追逐霸权？人类何以逐渐丧失了与生俱来的深度游戏感，而陷入机器式的单调劳作，甚至将无休止的工作当成了人类存在的定义本身？什么时候、什么缘故，物质主义（materialism）替代了理想主义（idealism），而“消费”一词也从贬义摇身变为褒义＇1＇？
后现代主义者将现代性本身视为罪恶之源。他们将世界的诸多不幸归咎于他们认为是现代思想牢不可破的基本假设之上。特别受到指摘的是欧洲启蒙运动及其无限制物质进步的梦想，正如市场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及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受到指责一样。后现代思想家认为，现代性的核心存在着深刻的缺陷。可认识的客观现实、不可逆转的线性进步以及人类的完善性——这些观念被过于教条地理解，存在着历史性的偏见，并且没有纳入对人类生存状况和历史终结的多视角、多观点的思考中。
新一代学者十分警惕统摄性的宏大叙述以及试图创造出人类行为统一化前景的偏执乌托邦幻象。后现代主义者辩论道，通过将人性禁锢在思考世界的“唯一正道”上，现代思想蔑视其他一切观点，并且归根结底不能容忍任何的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当权者——不论是资本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保守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都不断利用这些元叙述（meta…narrative）来压抑和控制人民。在这些批评家看来，现代思想被利用来证明全世界范围内殖民冒险活动的合法性，它将人民彼此隔离开，使他们处于对统治力量有利的状况之中。
60年代一辈人所反抗的正是这些网罗万象的宏伟蓝图，以及限定人们如何在此世生活、行动的偏执乌托邦观念。后现代主义者为这种反抗提供了理论依据，他们认为观察世界的视角并非只有一种，而是有许多种，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有一种叙述方式。后现代社会学强调多元主义以及对不同观点的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