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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者投身于一场扫荡现代性意识形态基础的斗争中，甚至否认将历史看做救赎传奇的观念。最终，后现代解构运动只留下了现代性的思想碎砾，以及一个众声喧哗的“无政府世界”，其中，每个人的故事都同样具有说服力、同样可靠、同样值得认可。
倘若说后现代主义者夷平了现代性的壁垒，解放了其中的囚徒，那么他们给这些被解放的囚徒也没有留下多少可去之处。我们成了存在主义的流浪者，漫游在一个没有边界的世界上，在绝望的寻觅中，模糊地渴望着某种值得依恋、值得信仰之物。尽管人类精神解除了旧有思想范畴的束缚，我们每个人却被迫因此寻觅自己的道路——在一个混乱无序、分崩离析的世界上。这个世界甚至比我们抛在身后的那个网罗万象的世界更加危险。
《欧洲梦》 总 序前 言（3）
后现代思想并没有在我们称为“美国核心”的观念中获得显著的一席之地。它向来在欧洲更具影响力。过半数的美国人是热忱的宗教信徒——信教比例高于任何其他工业化的民族——而他们根本就不买所谓“相对主义世界”的账。美国的宗教信徒依旧相信事物具有恢宏的发展构架，并且每天虔诚地实践着自己的信仰。美国非信徒中的多数人尽管并不相信包罗万象的宗教指涉框架，却基本上相信另一种网罗万象的社会蓝图——将历史视为稳定、不可逆转的物质进步的启蒙观念。不过，在美国也有第三种群体，只是人数较少，主要由激进、反主流文化的60年代一辈人以及他们成年的后辈组成。他们对后现代性感觉要自在得多。在他们看来，组成世界的并非绝对价值和颠扑不破的真理，而是相对价值和变动的选择。总体而言，他们较为容忍其他观点及多元文化视角。
政治分析家将美国人分为红色与蓝色两个文化阵营，前者反映了美国所坚持的保守主义宗教价值观，而后者则更倾向于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民意调查显示，红色人群在地理上集中于美国的东南部、中西部、牧区、落基山脉一带以及西南部，而蓝色人群则更多地集中在美国的东北部、中西部北端及西海岸一带。
尽管民意调查不失为一种分析选民倾向的方便快捷的方法，但它们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多数美国人，不论是红色人群还是蓝色人群，都认可一种浸透着现代性意识形态的美国式生活。甚至对其他视角和观点有较大宽容度的蓝色人群，也倾向于相信人类旅程有一个终极的目标，而此世生活有惟一的正道。
相比之下，欧洲人则更加热衷于批判现代性的基本假设并接受后现代的发展方向。这种意愿很大程度上来自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破坏，以及他们心头萦绕的幽灵：由于对乌托邦幻象和意识形态的盲目信仰，1945 年，整片大陆几成废墟。
可以理解的是，欧洲知识分子会成为反对现代性计划的领军人物。他们急于确认旧的信条不会再一次将他们带往毁灭之路。对元叙述进行预警式的攻击使他们捍卫文化多元主义，并逐渐走向捍卫普遍人权和自然界权利之途。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文化多元主义在各方面都是现代思想的解毒剂，是以多元视角对抗教条主义的单一指涉框架之途。权利实现计划进一步拓宽了对单一视角的攻击。“普遍人权”及“自然界权利”导致承认每个人的故事都具有同等的价值，而地球本身就值得关怀。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后现代逻辑开始遭遇它自身的内在矛盾。对普遍人权和自然界权利的认可本身就意味着某种元叙述。“普遍”（Universal，或译“共性”）意为某种每个人都认可并接受的基本的不可或缺之物。不知不觉，后现代主义者为自己掘下了坟墓，因为他们承认至少有这样一种每个人都可能同意的普遍观念，即：每个人的生命都具有同等价值，自然界值得受到尊重和关怀。
欧洲梦便开始于后现代主义力不从心之处。剥笋见髓，欧洲梦乃是一种创造崭新历史构架的努力，这一构架既能将个人从西方意识形态的旧轭下解放出来，同时又能够将人类与一个新的共享的故事相连，这个故事穿着普遍人权和自然界内在权利的霓裳——即我们所谓的全球意识。这是一个带领我们超越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进入全球时代的梦想。简而言之，欧洲梦将创造崭新的历史。
近来在美国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圈内流行着对“历史的终结”问题的讨论。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人认为，随着苏联的解体，自由市场导向的民主已经获得了胜利，未来也不大可能被其他模式所代替。尽管对历史终结的讨论多少有点幼稚，但却显示出当代历史学家们的偏见：他们假定历史不过是竞争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之间展开的斗争，争论的对象是资源应当如何被利用、进入生产，资本和财产应当如何被控制、被分配，以及人民应当如何被统治。对某些人来说，强调在民主统治的社会里个人不受束缚地积累财富的美国梦，的确代表了对历史终结的终极表述。
新的欧洲梦是强大的，因为它敢于提出一种崭新的历史观，其所注重的是生活质量、可持续性、安定与和谐。在一个基于生活质量而非只是个人财富无限积累的可持续性文明里，以物质为基础的现代发展观本身即将成为陈年旧物。一个保持在稳定状态的全球经济——这是个激进的提案，不仅因为它挑战了我们习惯利用自然资源的常规方式，还因为它否定了将历史视为不断上升的物质进步曲线的观念本身。可持续性全球经济的目标是：通过将人类的生产和消费与自然界的能力联系在一起，通过废品利用和资源的重新补充，不断再生产出高质量的现状。一个可持续、保持稳定的经济，这的确是被定义为无限物质进步的历史之终结。
倘若说欧洲梦代表了某一种历史的终结，那么它也意味着另一种历史的开端。在欧洲对未来的崭新想像里，重要的并非只是个人的物质积累，而是自我修养的提升。新梦想注重的并非聚敛财富，而是提升人类精神。欧洲梦寻求的是拓宽人类的同情（empathy）＇2＇而非疆土。自从18 世纪早期开始，人性便被束缚在了物质主义的囹圄中，而欧洲梦将带领人性走出囹圄，进入以理想主义为动力的崭新未来之光辉中。
这本书所要讲述的就是略显陈旧的美国梦和新浮现的欧洲梦。某种意义上，它代表了首次粗略的判别，当然也具有此类努力所难免的缺陷。
尽管我内心深处依然留恋着美国梦，尤其是依然怀抱着对个人之首要性及其责任与义务的坚定不移的信念，但是，我对未来的希望却将我拉向了强调集体责任感及全球意识的欧洲梦。我在后文中将尝试寻找两种梦想之间可能的协作，以求实现综合二者之长的希望。
但我至少能基本肯定如下这点：羽翼初成的欧洲梦代表了人性对美好明天的最美好的渴望。新一代欧洲人肩负了整个世界的希望。这使得欧洲人民承担了一项极其特殊的使命感，正如两百年前我们建国的祖辈们所感受到的那样——彼时，世界的其余地区都将美利坚视为希望之光。但愿我们的信任不会被辜负。
注释：
＇1＇ 关于“消费”（consumption）一词的意义演变，请参见本书第十六章《欧洲思想的普世化》最后一节“美国梦与欧洲梦”的有关论述。——译者
＇2＇ Empathy 同时也是心理学术语，指一种能深入他人主观世界，了解其境遇、情感和动机的能力，是一种发现他人之“自我”的方法。为了兼顾此词在心理学上的通常译法，下文或译“移情”。——译者
《欧洲梦》 第一部分美国梦的缓慢死亡
第一部分 旧世界的新教训
第一章 美国梦的缓慢死亡
我的父亲弥尔顿生于1908 年，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三年后，我的母亲维薇特出生在得克萨斯的埃尔帕索，紧邻墨西哥。他们成长之时，最后的牛仔依然在这片土地上漫游，尽管已经人数不多；边疆在人们脑海中也仍旧鲜活。我的父母亲都是西部人。他们被某种特殊的基本信仰所哺育，那就是我们后来所知的“美国精神”。我父母亲的世界观十分简单，正是边疆思维（frontier mentality）的产物。晚上，妈妈会把我塞进床去；她从来不给我念妖精或仙女之类的童话故事，而是将我当天的活动历数一遍，哪些事情做完了，哪些还没做，总是让我对明天将要来临的了不起的大事儿满怀憧憬，简直急不可待。母亲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我们都是被选来完成分内的事业，对世界做出某种贡献的。但她认为，命运并非定数，而是等待着被人们抓住、被人们实现的机会。一个人能否实现自己的命运，就看他或她相信自己能够改变世界的信念有多强了。
母亲利用一切机会，向我灌输这条指导着她以及她的时代里无数美国人生活的原则。她会对我说：“杰里米，你在美国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你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人——只要你的意愿足够强烈。”在我母亲看来，个人意志力足以开启通向未来一切可能性之门。“只要你相信自己，”她会这样说，“你就能移动大山。”当然，我母亲这代人和美国西进的过去犹隔未远，所有这些信条对他们来说都不过是常识而已。50年后，这些训诫都逐渐淡出了集体记忆，教育家、心理学家和父母们却都开始通过名为“自我重视”的课程或教导，用一种更系统的（倘若不说是更人为的）方式把它们重新引介进来。然而，在这新的刻意经营的语境中，这类练习却收效甚微，大概是因为缺乏任何一种历史语境或使命感的缘故。“自我重视”开始意味着“自我感觉良好”，并常常没有任何特别目的。
借助母亲提供的灵感，我的想像得以飞翔；而父亲则为我提供了使梦想成真的方法，即美国的现实主义及实用原则。他会这样说：“孩子，不少人都梦想着做出伟大的业绩；但把空想家和实干家区别开来的却是训练和勤奋工作。”然后他总不忘加上自己对成功可能性的数据统计认识：“孩子，不要忘了，一个人能取得成功靠的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勤奋和百分之一的天分……千万记住，没有人会把成功递到你手上，也不会有天上掉馅饼的美事发生。你得靠自己。”
《欧洲梦》 第一部分梦想者的国度（1）
梦想者的国度
这就是——美国信条！这些就是至少直到近来，伴随多数男孩子（女孩较少）成长的格言警句。我曾经问过许多欧洲朋友，他们的父母是否向他们传达过类似的教诲，结果却只招来困惑不解的表情。所以，我猜想这份特殊遗产可算是美国独有的。
说来有趣，尽管人们在美国梦中生活了两个世纪，这个词组却直到1931 年才进入大众语汇。是年，历史学家詹姆斯·图拉斯洛·亚当斯（James Truslow Adams）出版了一本著作——《美国史诗》（The Epic of America），其中首次用到了“美国梦”一词＇1＇。亚当斯原打算把这个词用作书名，但是他的编辑埃勒里·赛芝威克（Ellery Sedgwick）却表示反对，他说：“没有哪个热血沸腾的美国人会为一个梦付三块五毛钱！”＇2＇亚当斯当时的反驳是：“热血沸腾的美国人总是心甘情愿用他们的最后一个比索来赌一个梦的！”＇3＇回过头看看，亚当斯对美国人心理的直觉被证明切近实际得多。如今，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所谓的美国梦，并且能说出它的意义。这个词组变得如此著名，以至于在多数语言里，人们只是简单地用英文发音来表达它。
对美国人来说，想想看，其他文化和地区的人们居然没有和美国梦相当的梦想，这真是非同寻常。当我问来自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他们的梦想是什么时，他们都吃了一惊。对他们来说这也真是奇怪：对我们的美国梦所知甚详，但却没有自己的梦想。但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我觉察到，一个欧洲梦正在发展成型。它虽然还处在分娩阶段，但其内涵已经逐渐明朗。在许多方面，欧洲梦都是美国梦镜中的反像；因此，只要把它举起来对着美国形象，并标记出诸多的不同点，就比较容易理解它了。
美国梦与欧洲梦的核心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自由观与安全观。美国人对何谓“自由”及随之而来的“安全”抱有消极的定义。对美国人来说，长期以来自由都与自治相联。如果一个人是自治的，他或她就不能有赖于他人，或者不能轻易被不受他或她控制的环境所伤。想获得自由就必须拥有财产。一个人积累的财富愈多，他或她在世界上就愈加独立。通过自立和成为自给自足的“孤岛”，一个人就自由了。财富带来排他性，而排他性则带来安全。
然而，新的欧洲梦却基于构成自由与安全内涵的一系列不同假设。对欧洲人来说，自由的重点并不在于自治，而在于交融性（embeddedness）。自由意味着能够进入与他人之间无数种彼此依赖的关系之中。一个人有门路进入越多的共同体，他或她就有越多的选择权，从而过上充实而有意义的生活。关系带来包容性，而包容性则带来安全。
美国梦强调经济增长、个人财富的积累和独立自主。新的欧洲梦则更加关注可持续发展、生活质量和相互依赖。美国梦效忠于工作伦理。欧洲梦更加协调于闲适和深度游戏。美国梦与这个国家的宗教遗产及深层的精神信仰不可分割。欧洲梦的世俗性深入骨髓。美国梦是融合性的，我们把成功归因于切断了同旧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