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反应截然不同。整个大陆爆发出对转基因作物的大规模抗议。农场主、环境主义者和消费者组织纷纷发表抗议，政党和各国政府也表明关切甚至反对。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和转基因食品的销售事实上被叫停。同时，主要的食品加工商、分销商和零售商都发誓决不销售任何带有转基因特性的产品。
欧盟着手进行了一次漫长的调查过程，评估引进转基因作物的风险。最后，欧盟制定了强硬的新保护措施，用来减少转基因作物和产品可能的危害。这些措施包括：隔离和追踪转基因谷物和食品从田地到零售店的过程，以防污染；在食品加工的每一环节都标明“转基因”（GMO），以保证透明性；生产转基因种子和其他转基因作物的公司必须进行独立测试，并实行更加严格的测试要求。
美国政府指责欧盟是不公平竞争，并认为欧盟在利用转基因作物作为一种伎俩，试图在两大国争执不休的其他贸易相关问题上赢得美国的让步。美国贸易代表甚至威胁要在世贸组织里反对欧盟的转基因政策，认为它的限制政策有违现行的自由贸易协定。
美国不理解的是，欧洲对引进转基因作物的反对不仅是为了赢得贸易事务中同美国讨价还价的优势而实行的政治策略，而是某种更加重大的事件。对欧洲人来说，转基因作物的引进有着深刻的意义，它将挑战作为新生的欧洲梦之基础的许多基本假设。欧洲公众担忧，向生物圈内大规模引进转基因作物将可能带来不可预见的环境影响。他们也担忧这可能给人类健康造成的后果。欧洲街道上的普通百姓和政府精英们反复提到的意见是，尽管大把的美元花在了使这种新产品做好进入市场的准备上，但对于评估这种崭新农业技术的引进可能带来的生态和健康风险，投入的谨慎、关注和资金却要少得多。欧洲人认为，由于转基因作物有生命、可繁殖、变异、扩散，也可能具有感染性并带来不可逆转的特殊环境，它们带来的潜在威胁将是全球规模的，因此需要特殊级别的监控。
欧洲人同样对转基因食品可能对他们文化身份带来的影响表示关注。在欧洲，和美国不同的是，食物在保卫文化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许多人会认为，在维系欧洲不少文化的凝聚力方面，食物所扮演的角色和语言一样，甚至更加重要。美国人难以理解欧洲人与乡村生活、务农、食品的种植、加工和消费等事务之间紧密的文化关系，因为我们早就已经放弃了这一切，变成了快餐的、商业的文化。对欧洲人来说，转基因食品潜在地威胁到他们深层的信念，如可持续发展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等欧洲梦的核心原则。据公众舆论调查，89％的法国公众、81％的德国公众和74％的意大利公众反对引进转基因食品。平均说来，三分之二的欧洲人反对转基因食品，而在美国，几乎一半（48％）的消费者支持转基因食品＇9＇。
转基因问题并非特例。欧盟正在稳步推进一条广阔的调控前沿，改变着决定新科技研究和产品如何被引入市场、社会和环境的条件和要素。在监督科技探索的程序和协议方面，它大胆的提案使欧盟远远领先于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在它近来产生的进行调节的热情背后，一个问题若隐若现，即怎样才能最好地以全球风险为模型，创造一种可持续、透明的经济发展方式。
2003年5月，欧盟委员会提议对化学制品实行一揽子新调控计划，以减轻对环境以及人和动物健康的毒害。这项新的法律提案将要求公司登记并检测三万余种化学制品的安全性，这预计将花费制造商们近80亿欧元＇10＇。在现行规定下，欧洲销售的化学制品总量中有99％没有经过任何环境和健康检测及审核程序＇11＇。欧盟环境专员玛戈·沃尔斯托姆（MargotWallstrom）说，“每年欧盟有4亿吨化学制品的销售是未经任何控制的。”＇12＇过去，甚至无从知道某门工业里使用了哪类化学药品，这使得几乎不可能追踪潜在的健康风险。新规定将改变这一切。REACH＇13＇系统——代表化学制品的登记、评估和授权——要求公司进行安全和环境监测，以证明它们生产的产品是安全的。倘若不能做到，则产品将被禁止销售。
新的程序代表着与美国彻底相反的控制化学工业的方式。在美国，新发明的化学制品通常被评估为安全的，并主要由消费者和普通公众或者政府来负责证明它们会带来危害。欧盟把证明的责任倒转了过来。玛戈·沃尔斯托姆声称，“无须再由公众权威人士来证明它们［产品］是危险的了。如今由产业负责”证明产品是安全的＇14＇。
欧盟的新政策代表了处理风险的方式的大逆转。在美国，规章的制定主要是为了解决业已发生的环境问题。1976年通过的《毒性物质管理法》（TOSCA）是美国政府管理有毒化学制品的首要工具，但它通常被视为“对产业过于软弱顺从”＇15＇。绝大多数非杀虫剂类的化学制品在推向市场之前都根本没有经过筛选或检测。尽管《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要求在某些科学实验和技术应用之前就对环境的影响进行陈述，它在联邦法庭上只适用于狭窄的范围，运用也受到了限制。即便当它得以运用时，满足《国家环境政策法》的最低限度标准如此软弱，以至于在多数情况下几乎无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盟的调控方法被设计为在危害发生之前就阻止它。
要求公司在出售化学产品之前，证明它们的产品是安全的，这是项革命性的转变。不可能设想美国也同样思考欧洲出台的这类预防风险的管理制度。在一个企业说客花费（毫不夸张地）数百万美元来影响国会立法的国家里，制定类似于欧洲所实施的这种管理制度的几率几乎为零。
《欧洲梦》 第二部分证明的责任（2）
这种预防风险的新制度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欧盟乃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学制品生产者，占据世界化学制品总产量的28％＇16＇。这是欧洲制造部门的第三大产业，年销售额为5，190亿欧元，雇用了170万人，此外还带来相关产业的300万个工作机会＇17＇。即便如此，欧盟委员会还是推动了调控程序的出台。
美国政府和化学工业——以及欧洲化工企业和协会——反对这项新规章。美国说，美国每年向欧洲出口价值超过200亿美元的化学制品，由于欧盟的化学制品管理办法而受到威胁＇18＇。但是，欧盟委员会还是不屈不挠地在2003年10月批准了规章提案。据估计，REACH的实施将在未来的11年内花费化学工业大概23亿欧元＇19＇。相似的时间段内，下游客户（在产品里使用化学物质的制造商）的花费预计将达到约28至36亿欧元＇20＇。尽管某些环保组织依然抱怨最后出台的规章搀了水、需要加强，但是在全世界的政治单元里，欧盟第一个把风险转移给企业，让它们负责证明自己产品的安全性，这个事实本身就代表了处理如下问题的崭新起点，即怎样才能最好解决新的科学和技术探索带来的环境和健康风险。新的提案还有待于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照章行事。
转基因和化学产品仅代表了成形于布鲁塞尔的新“预防风险”方案的一部分。2003年初，欧盟采纳了一项新规定，禁止电子制造商在欧盟销售含有汞、铅或其他重金属的产品＇21＇。另一项新规定要求所有消费型电器和家庭用具的制造商为它们产品的废物利用买单。美国公司抱怨，遵从这些新规定将每年花去它们上亿美元＇22＇。
许多美国人若是了解到所有这些预防风险的新管理规定都会倍感震惊，因为他们长期以来相信，在管理对环境和公众健康的风险方面，美国拥有全世界最警觉的调控监督制度。尽管30年前这话不假，但今天已不再如此了。
欧洲近来对预防风险的关注反映出，对于可持续发展和对地球资源及环境的全球托管者（stewardship）身份，它产生了一种新的敏感。某些观察家指出，加强调控监督的动力中，至少部分是最近欧洲的一系列调控程序失败的结果，即处理英国和其他国家畜群中疯牛病的爆发，法国血液供应遭到HIV病毒污染，欧洲的Perrier矿泉水苯恐慌事件＇23＇，还有其他环境及健康灾难等。尽管这些事故帮助提高了对加强调控监督的关注，但在这些近期事件之前，就有许多活跃的巨大力量帮助建立了遍欧洲的预防风险的新角度。
德国黑森林酸雨的长期后果；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的守灵夜，致命的放射性云层泄漏并笼罩了欧洲大部分的天空；对猛烈的气象模式变化增高的恐惧，包括中欧和东欧的洪水，其中许多都可以归为全球变暖的效应；还有生化武器的泛滥：这些都让欧洲人敏锐地感觉到伴随着新时代而来的全球环境及健康风险的增加。欧洲对全球风险新产生的敏感性导致它支持有关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生物多样性公约》、《化学武器公约》及其他目的在于减少全球环境和健康风险的条约和协议。正如第十四章提到的，美国政府至今依然拒绝批准以上任何一种协议。
有史以来的统治机构中，欧盟率先强调，人类对地球环境的责任是其政治理想的中心。民族国家的使命迥然不同。他们的目标向来是扩展地域范围、剥削地球的厚赐、提高物质财富。在民族国家时代，地球主要被看做是一种资源。相应地，科学和技术也就是用来探索自然的秘密、支配其潜在财富的工具。目标是——并且依然是——经济增长和财产积累。
旧的民族国家使命强调开采自然资源的权利；尽管欧盟各成员国依然与之有着深深的纠葛，欧洲人民却发现自己同时被无情地拉向新的地球引力中心，即：保存自然完整性的义务有着平等的优先地位。这种新型的交叉忠诚一方面赋予了物质私利，另一方面赋予了全球环境义务，它代表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新型思维框架的诞生。这并不是说其他人、其他地方没有感到类似的思想斗争。但是，例如在美国，我的直觉是：对全球环境的关注在一般公众间获得的反响较少——尽管这难以计量——对政治精英和政策制定者们的吸引力也小得多。
在欧洲，知识分子们越来越多地争论从尝试风险的时代到预防风险的时代的大转变问题。这种争论在美国知识分子之间几乎没有发生过。新欧洲知识分子认为，脆弱性是风险的薄弱部分。只要个人和社会整体认为，冒险带来的机遇大于消极后果，他们就是“冒险者”。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美国人是一个冒险的民族。相反，欧洲人对风险敏感得多。他们的许多态度都受到一段风雨飘摇的过去历史的影响，其中，冒险对社会和子孙后代带来显著的消极后果。然而，对风险的敏感也有它的积极面。脆弱感能够促使人们在共同的事业中团结一致。欧洲联盟就证明了这种诞生于风险观和共享的脆弱感的集体政治行动。脆弱感能带来对他人更深刻的同情，尽管它也能产生对外人的恐惧和报复，尤其是当后者被看做是多少应该为人们遭到损害的环境而负责的时候。
工业时代，个人被从集体中割裂开来，这创造了容易遭受风险和脆弱的新感觉。私人和公共保险是汇聚风险、互相提供保证的方法。保险成为减少脆弱性的手段，舍此，则出现原子化、自治的世界。美国人享有私人保险，政府也用社会保障基金的方式提供保险，但保险的观念——尤其是公共性质的——在欧洲则要发达得多。这部分是因为欧洲人从来没有彻底接受启蒙主义的个人观念，即完全为自身命运负责的自主的个人。欧洲人继续维持着个人自治和集体分担风险的责任之间的平衡——尽管有时候不太舒适。这是天主教教义、封建制度和雉堞环卫的城市的遗产。即便是对“个人”近乎执著的新教改革也不能完全割断欧洲人这种更加古老、深刻的集体忠诚。
自从原子弹投向广岛和长崎以来，过去半个世纪里产生了质变的就是一切种类的风险如今都是全球规模的，持续的时间没有确定尽头，后果难以计算，并且不可补偿。它们的影响是世界性的，这就意味着没有人能够逃脱它们潜在的影响。风险如今真正成了民主化的，让每个人都变得脆弱。当每个人都是脆弱的，一切都可能失去的时候，计算、汇聚风险的传统观念几乎变得毫无意义。这就是欧洲学者们所说的“风险社会”。
美国人还没走到这一步。尽管某些学者对全球风险和脆弱性发表了言论，美国人里也有可观的少数派表达了他们对全球风险——从气候变化到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的关切，这种对绝对脆弱性的感受终究不如大西洋彼岸那般强烈。欧洲人说我们带上了眼罩。事实上，情况比这更加微妙。多数美国人还坚定信仰着美国梦的基柱——每个人归根结底都是他或她自身命运的主人。就叫它是种幻觉好了，但个人被授予权力的感觉在美国思维中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当面对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潜在的压倒性的全球危机时，多数美国人都对这类观点不屑一顾，认为它们太悲观、太失败主义了。人可移山。多数美国人相信这一点。欧洲人很少如此。
人们是否能在共享的全球风险和脆弱感的基础上，有效地建立起一个梦想呢？欧洲精英认为可以。欧洲公众不这么肯定，尽管种种证据暗示，他们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都有可能尝试一番。然而在美国，2。93亿人在永恒的乐观主义中被抚养成人，每个人都适应了社会，相信他或她能够对抗所有外在的偶然而一往直前；这里，对待科学和技术探索的集体预防风险的态度在听众中获得反响的可能性是相当令人怀疑的。
欧盟确已把一项决定性的测验制度化了，它直接深入到这样一些差异性的核心，区分了共享风险和脆弱性的欧洲新梦与无限个人机遇及勇气的美国旧思维。这就是所谓的“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