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家报告两只名为“伯蒂”和“艾伯”的鸟被给予了在两种工具间进行选择的权利，一种是笔直的金属丝，另一种是钩形的金属丝，用其一来从管子里取出一片肉。两只鸟都选择了钩形的金属丝。然而没想到的是，艾伯作为更占主导地位的雄性，偷走了伯蒂的钩子，只给她留下笔直的金属丝。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伯蒂用她的喙夹住金属丝，敲打它，然后用她的喙把它扭曲，做成了一个钩子，就和从她那儿偷去的那个一模一样了。然后她从管子里取出了食物。研究者10次重复了这个实验，只给她直的金属丝，而她9次用金属丝做成了钩子，展示出复杂的制造工具的能力。
然后就是非洲灰鹦鹉“阿列克斯”的故事，它能够掌握过去被认为专门为人类保留的任务。阿列克斯能够分辨出40余种物体、7种颜色，还能够把物体归进、区别为不同的类型。他甚至能够学会“相同”、“不同”这样的抽象概念，利用提供给他的信息来解决问题＇66＇。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科科”，一只300磅重的大猩猩，她被教会了手语，掌握了1，000多种手势，能够懂得2，000多个英文单词。在人类的IQ测试里，她的得分在70到95之间，相当于学习迟缓——但并非低智商——的类型＇67＇。
制作工具和复杂语言技巧的发展只是我们认为专属于我们人类的许多特性里的两种。自我意识是另一种。长期以来，哲学家和动物行为学家都认为其他动物不具备自我意识，因为它们缺乏个人主义观念。但根据大量最新调查，并非如此。在华盛顿国家公园，得到镜子的猩猩会用来观察自己身体的某些用其他方式无法看见的部分，显示出自我观念。一只住在亚特兰大公园的叫做“坎泰克”的猩猩显示出惊人的自我意识。他的训练员说，他用镜子来清洁牙齿、调整太阳镜＇68＇。
当涉及人之有别于其他生物的根本检测时，科学家长期以来相信，哀悼死者代表了真正的界限所在。其他动物对它们的死者没有感觉，无法理解它们自己死亡的观念。但事实并非绝对如此。似乎，动物也体验着哀伤。大象常常会连续几天站在它们死亡的亲属身边，沉默着，偶尔用长鼻触碰尸体。肯尼亚生物学家乔伊斯·普尔（JoycePool）已经用了25年的时间来研究非洲大象，他说，大象对它们死者的行为“使我几乎不再怀疑，它们能够体验深刻的情感，并且多少能够理解死亡”＇69＇。
我们还知道，差不多所有的动物都会玩耍，特别是幼兽。任何观察过小狗、小猫和小熊滑稽动作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意识到，它们和我们自己的孩子玩耍的方式多么相像。
注意到人类和其他动物大脑解剖学和化学之间的相似之处，宾西法尼亚州匹兹堡大学的一位行为科学家斯蒂芬·西维伊（StephenSiviy）问出了一个在其他研究者脑海中日益清晰的问题：“倘若你相信自然选择的进化论，你怎能相信情感会随着人类的诞生而突然出现，无中生有？”＇70＇
《欧洲梦》 第二部分动物权利（2）
研究者们的新发现离正统科学所支持的观念相去甚远。直到相当晚近，科学家们还在提出这种想法，即多数生物只依赖纯粹的直觉行动，那些看起来是习得的行为都不过是受基因刺激的活动。如今我们知道，野鹅必须教会幼鹅迁徙的路线。事实上，我们正在发现，知识多数情况下是由父母教授给后代的，多数动物都拥有各种习得的经验，从不断的试验、通过“尝试和错误”来解决问题中获得。
这些给我们对待动物同胞的方式带来了怎样的启示？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动物在实验室里被用于痛苦的试验，这意味着什么？还有那千百万的家养动物，在最不人道的环境下长大，命中注定要被屠宰、被人类食用？我们是否应该禁止捕兽夹，劝阻毛皮大衣的销售和购买？
为了体育运动而屠杀动物又如何呢？英国乡村的猎狐，西班牙的斗牛，墨西哥的斗鸡？娱乐却又如何？野生狮子是否应当被囚禁在动物园的牢笼里？大象是否应该被训练在马戏团里表演？
全世界的司法和立法中都正在提出这些问题。如今，仅在美国就有哈佛和其他25所法学院开设了有关动物权利的法律课程，越来越多的代表动物权利的案件也正在进入司法系统。
但是，代表动物的战役推进最深的还是在欧洲。2003年6月，英国下议院以压倒性的投票决定禁止古老的猎狐活动＇71＇。这项法案在上议院还遭到了强硬的反对，后者的贵族成员长期以来把这项运动看做是英国皇家的民族性消遣。然而，据观察家说，即便是伊丽莎白女王如今也产生了疑虑。英国《镜报》报道，女王已经要求查尔斯王子放弃这项运动，以避免媒体的进一步敌意宣传和民众的反对之情＇72＇。
既然已经作出可持续发展和监管全球环境的承诺，欧盟对动物处境日益增长的兴趣就只是逻辑的必然结果。保护生物圈意味着照料所有其他和我们一起居住在地球上的生物。并且，如果构成我们生物圈的所有生命共同体网络的确是以无数种共生关系联系、交融在一起，那么对任何特定物种的伤害都可能对其他物种产生负面反响，人类也不例外。显然，当涉及对农场动物的人道待遇时，情况正是如此。例如，牛群里疯牛病的爆发是因为农场主用牛的身体杂碎喂养牛，来节省成本。用牛来喂牛——某种牛的同类相食——导致了这种大脑衰退的疾病。最终，食用患病牛肉的人类死于克雅氏病。
对其他动物有害的做法也会伤害到我们自身，这一格言最好的当前证据就是抗生素的滥用。因为牛、猪、鸡和其他农场动物被关在养殖场密闭的容身设备里，心理压力削弱了它们的免疫系统，使它们更容易患病。而后疾病又会迅速地在拥挤的畜禽间传播。结果就是需要更多的抗生素。抗生素的增加导致细菌耐药性的加强，削弱了现有抗生素的疗效。如今，我们人类面对着卫生官员所说的严重健康危险，因为我们现有抗生素消灭致命细菌的效果下降。现在已经有新的细菌具有能够抵抗市场上几乎所有已知抗生素的耐药性，这带来了全球流行性疾病的紧迫危险。
当涉及疾病从动物向人类传播的问题时，所有生命彼此关联、彼此交融的概念就变得清晰有力起来。欧盟新的动物保护立法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创造动物和人类之间的良性循环，它理解：倘若动物在我们手里被疾病所折磨，这种对健康的影响能够并且常常的确反过来困扰我们自身。
比如说，想想家禽的问题。全世界47亿产蛋的母鸡里，绝大多数都关闭在狭小的格子笼里，小到它们甚至都不能拍拍翅膀，更不用说为产蛋留下筑窝的空间了＇73＇。空间如此拥挤，以至于鸟骨变得脆弱不堪，常常最微小的扰动就能把它折断。养殖场里对母鸡非人道的待遇导致了沙门氏菌和空肠弯曲杆菌在蛋和鸡群间的周期性爆发，也导致了人群食物中毒的爆发。欧盟作为仅次于中国的世界上第二大鸡蛋生产者，已经同意在2012年禁止使用格子笼＇74＇。美国政府尚未通过类似立法，而它可能通过的前景是暗淡的。
或许没有哪个动物保护领域能比用于药物研究的动物实验引发更加激烈的争论。这是因为在科学家和许多民众头脑里，这个问题常常变成动物权利与人类权利的对立。药物研究者争论道，如果他们不能在动物身上试验新的药品或手术步骤，这就可能意味着治疗严重人类疾病的手段无法及时发现，而生命将会毫无必要地丧失。动物权利活动分子反驳说，在这些试验里牺牲的动物远远超过了实际需要；首先在动物身上进行临床研究，然后把结果应用于人类，这种类推的尝试往往收效甚微。并且，即使某些动物实验的确带来了医学上的突破，这也不能证明为了人类生命而牺牲（比方说）黑猩猩生命的合理性。此外，如今已经有了动物实验的替代选择，特别是有了尖端的计算机模拟技术后——这使得此类野蛮做法既过时、又没有必要。
欧盟是最先发出指示宣布“必须采取努力，用替代性方法代替动物实验”＇75＇。当没有替代性模型时，欧盟委员会指示研究者“在两类试验间进行选择：一类使用最低数量或最低神经生理敏感度水平的动物，产生最少量的痛苦、苦难、抑郁或持续的伤害；另一类则最有可能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76＇。委员会甚至建议设定基准和时间表，规定用替代模型取代50％的动物实验的期限＇77＇。尽管这一基准尚未被接受，提出这项建议本身就让欧盟的公共决策意识在这个问题上远远领先于美国。
欧盟已经同意禁止为了化妆品进行的动物实验，而为此美国的动物权利活动分子已经奋斗多年却毫无成效。欧盟的禁令不仅覆盖了各成员国内部的试验，并且同样也禁止在欧盟销售曾经在动物身上进行实验的化妆品，包括欧盟外的舶来品＇78＇。
这些勇敢的事业目的在于增进我们生物同胞的利益，建立人类和动物之间更加平衡的生态关系，但它并非没有付出代价。欧盟担忧，和其他动物保护法律薄弱或几乎不存在的国家相比，它进步的动物政策令自己处在了不利位置。例如，欧盟估计，淘汰个体猪圈的成本是平均每公斤猪肉0。006至0。02欧元。在鸡蛋生产中，为母鸡创造更多空间预计将在2012年增加16％的成本＇79＇。为了迎接这项挑战，欧盟正在把它的动物保护及动物权利的理由带到贸易合作伙伴面前，希望双方致力于在其他国家推动类似的动物福利改革。欧盟同样积极推动贴标签，让消费者了解已经采取过的人道主义措施。给鸡蛋贴标签的法律已经通过。
在2002年11月发布的公报里，欧盟委员会宣布欧盟农业政策将日益注重“质量而非数量”＇80＇。对欧盟而言，“质量视角”意味着思考怎样才能最好地优化包括食品系统在内的整个关系网络。委员会把质量概念定义为“包括了一系列优先权的概念，其中有提高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农村发展、保护自然风景和动物福利”＇81＇。这种恢宏的系统观着眼于把所有这些领域都整合在共同利益的单一网络内，而美国的公共政策就不曾产生这类结果。
人类的同情扩展到关心我们生物同胞的完整性，这个事件标志出人类统治历史中的分水岭。倘若所有生物都真正彼此联系在一张不可分割的生命之网里、置身于生物圈之内，那么，承认、保卫这些关系就是认识更加全面的新科学观、推进可持续发展和真正全球意识的关键所在。
《欧洲梦》 第二部分统一生态系统
统一生态系统
把自然理解为不可分割的生命之网，这种新见解最明显地体现在“跨国和平公园”的提出上。这个全新概念正在全世界迅速获得认可，但在欧洲特别受到欢迎。要点在于建立跨疆界的保留地带，以重新连结从前被民族国家边界所割断的自然生态系统。在1997年南非开普敦召开的跨国保护地带会议开幕式的讲话里，当时的南非环境和旅游部长帕洛·乔丹（Z。PalloJordan）博士有力地陈述了这种跨国保护地带背后的逻辑。乔丹观察到：
南非的河流由多国共享。我们的山脉不会因为某些19世纪政治家在地图上画的一条线而突然中断。风、大洋、雨、气流，它们都不承认政治的国界。地球环境是所有人类和造物的共同财富，在一国发生的事件不仅影响它的邻国，也影响到诸多远邦。＇82＇
跨国保护地带最初也是最主要的设计目的，就是保障地区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及自然栖息地。它们还服务于另外两项相关功能：保存特别是跨疆界民族的文化资源和价值观，以及推进国家间的和平。欧洲以拥有数量最多的跨国公园为荣，总共大约有45个；其次就是非洲，共有34个跨国公园。目前全世界共有158个这类跨国公园，并且它们的数目每年还在迅速增加＇83＇。
留出宝贵的自然环境、建立公园，这并不是什么新观念。国王和领主常常围出一块地方作为专用狩猎保留地，仅供皇室成员狩猎使用。
1872年3月1日，美国政府宣布怀俄明州的黄石地区“为了人们的利益和愉悦而批准成为公园和休闲场所”＇84＇，这是现代国家公园的观念的肇端。随后的一个世纪里，国家公园运动传遍世界。过去，各国把环境看做是为了生产性的经济价值而有待于驯服、支配的力量，但国家公园概念开创了另一种具有内在价值的自然观，即它是一种为了人们的审美愉悦而值得保存、维护的东西。只是到了后来，国家公园还被看做是一种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方式，以求加强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的正常功能。亚马逊公园系统就是这后一种理由的绝佳例子。
不论就概念还是目标而言，跨国公园的想法都更加激进。回想一下，启蒙主义的早期科学乃是致力于分割自然，把它变成可以在市场上交换、在民族国家疆界内受到保护的私有财产。在过去的数世纪里，作为资源的自然都是科学的支配性的主旋律。
跨国和平公园意味着政府承认自然的疆界超越了国家的疆界——它们存在于任何政治边界之前，应该在统一的系统里重新连结、维护。欧洲在推进跨国公园上处于领导地位，尽管非洲国家也在迈出它们自己的大步伐。仅仅在几年前，这些概念都还是不可想像的——自然生态系统应当被重新统一起来，而政府有责任共同协作，创造跨国空间来管理这些生态系统。正如我们在拓展普遍人权的问题上看到的那样，欧洲和其他地区的人们日益意识到，当涉及管理人类事务以及我们同自然世界的关系时，国家边界不再是最后的发展阶段了。
跨国和平公园由所涉及的国家合作进行管理。其目标包括：支持保护生物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