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尔德把历史看做是人类意识的展开。他对历史的洞察恰好契合了弗洛伊德对每个人自身精神发展史的洞察。我们在第五章里曾经非常简略地——在第十三章里则稍微详细一点地——触及了个人分化与集体整合之间辩证的拉力问题。
回顾一下，弗洛伊德的起点是这样一个观念：在成长的最初阶段，婴儿体验到与自己的母亲不加区分的联合。自我尚未形成。婴儿感觉到母亲和自己是一个整体。这并不是“我”和“他者”的感受，而是弗洛伊德所称的“海洋般的”一体感。当婴儿发现并非自己所有的冲动和欲望都能够立刻获得满足的时候，这种联合就破裂了。母亲的乳房并非随时可得。婴儿开始区别自己的欲望和拒绝了自己的欲望的对象。外部世界强加给他的限制削弱了“他即世界”的全能感。弗洛伊德说，“快乐原则”遭到了“现实原则”的挑战。
婴儿逐渐意识到他与自己母亲及外在世界的分离，还有自己对难以或不能施加控制的外力的依赖。他体验到死亡一般的分裂的痛苦，并开始构筑各种精神防线，否认他所感受到的痛苦。弗洛伊德认为，人生的剩余时间都被用来试图重新捕捉海洋般的一体感，并且否认最初的失落之痛，因为分离、倚赖和死亡的痛苦超过了一个人的承受能力。
弗洛伊德把最初的一体感称为“生本能”，或曰爱欲（eros）。身体接触、性和爱的感觉都是生本能的一部分。当婴儿长大时，通过排泄训练、时间表和其他外部约束，他日益脱离了无条件的爱欲。孩童补偿自己感受到的失落、焦灼和无力感的方式，就是升华他的身体感觉，以弗洛伊德所谓的“死本能”取代“生本能”。通过变得独立、寻求自主，他否认了最初的分裂。他试图控制各种事件，主导他的周边环境，显示自己的个人性。每个家长都知道“可怕的两岁期”（“terribletwos”），这时孩子会开始坚持自我，要求获得在世界上的自主感。
“死本能”的阴影继续笼罩着每个孩子，伴随他走过青少年、成年。人们在身边放满替代品，试图重新获得他们婴儿时代所经历的海洋般的一体感。弗洛伊德相信，通过把无条件的爱奉献给上帝和永恒救赎的希望，基督故事也给原初一体感的丧失提供了某种替代。现代，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就成为受偏爱的替代品。爱国热情使许多人感到自己成为更宏大、充满爱意、不朽的整体的一部分。意识形态常常服务于同样的目的。许多资本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都在网罗万象的意识形态空想中寻求庇护。
同时，我们技术和物质的财产又成为我们自己受抑制的身体失落感的替代品。它们事实上成为我们身体的“假肢”，而我们越来越多地在身边摆满了它们，来填补我们失落母亲的身体而感受到的留下的真空。但是，随着我们越来越追求更进步的科技、更大的物质成功，我们就越来越远离我们试图重新获得的原初参与感。心理学家诺曼·布朗（NormanO。Brown）注意到，“身体里的生命越多地流入物体，身体里余下的生命就越少；同时，物的日积月累越来越充分地表达了身体所丧失的生命。”＇26＇虚拟现实和基因工程技术是希望恢复人类身体而创造技术替代品的最新努力。但布朗认为，不幸的是，以技术和物质进步的名义，“使身体的生命隐退进死物当中”，这只能把人类进一步拉入“死本能”的国度＇27＇。迄今为止，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人类进步的，正是婴儿最初与母亲分离的时刻首次体验到的对死亡刻骨铭心的恐惧。对于弗洛伊德、布朗和其他心理学家来说，一部文明史不过是“死本能”向外部世界的投射。
我们建造了大金字塔、大教堂和雄伟的摩天大楼，以保证某种程度的不朽，希望能欺骗死亡，找到稍纵即逝的存在感，找到那种海洋般的一体感——它深深留存在每个人的记忆痕迹之中，只要他曾经活过。我们近乎偏执地要在现代创造物质的丰饶乐土，这种感情如此强烈，恰是因为它是我们婴儿时代在母亲怀抱里经历过的那片丰饶乐土的替代品。
“死本能”已经随着现代的历程而变得无所不在。我们日益脱离了自然，割断了与它之间的联系，把它碎尸万段，以财产的形式侵占了它——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自我膨胀的努力。启蒙主义科学、市场关系还有民族国家的统治，所有这些都携手创造了不依赖于自然世界的自主个人的幻象。我们日益退居技术和经济自主的茧。我们身边环绕的不再是生机勃勃的自然，而是死气沉沉的人造物。
这一切的悲剧在于，我们长期以来认为，通过变得日益自主、日益不依赖于自然，我们就可以更好地保障安全、获得自由。如今“死本能”——控制、扼杀自然的侵略冲动——已经以各种全球威胁的形式回归来折磨我们，这些威胁包括气候变迁、核扩散、贫困人口增加和社会动荡。我们曾寻求获得更多安全，最终却只落得个空前脆弱。我们事实上已经抵达了自食其果的灭绝边缘。“死本能”占了上风。
在他的时代里，弗洛伊德几乎没有谈论过如何扭转人类的困境。然而，巴菲尔德却尝试着为解决人类境遇提供新的历史框架。在巴菲尔德看来，历史意识所遵循的道路似乎与每个人个人意识的发展所遵循的道路没有多大不同。他观察到，人类历史就像个人历史一样，受到两股竞争力量之间辩证拉力的制约：其一追求联合与互相依赖，或曰“生本能”；其二追求分离和独立，或曰“死本能”。文明所面临的未完成的巨大使命就是如何协调这两种矛盾的力量。
巴菲尔德勾勒出了人类意识史的三个阶段。他指出，在历史多数时期，人类都是作为狩猎…采集者而生存的。究其本性，旧石器时代的生活都是在紧密、深刻地参与自然世界中度过。人类享受着与周围生命、与他们自己的身体未经升华的身体亲密感。在亚马逊雨林、婆罗洲丛林和蛮荒自然里遗留的其他小片地区，还有仅存的几个狩猎…采集者部落与自然世界之间存在着多少未经抑制的纽带。
尽管狩猎…采集者体验到某种自我感，但它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他们以相对未分化的方式度日，每个人都是更大的社会整体的一部分，而后者又被看做是属于更大的未分化的自然。他们在自然世界强加的时间节拍和空间限制深处度过日常生活。他们并不把“地球母亲”看做是隐喻，而是看成原始的母亲，就像对待自己部落里的母亲们一样，对它报以同样的爱、尊重和敬畏。狩猎…采集者依赖地球母亲生存，就像依赖他们的生母一般，并用各种仪式手段来抚慰她，以求确保她的仁慈。
农业的诞生标志出人类意识第二大阶段的开端。人类开始为了生产用途而驯化野生动植物。随着农业而来的，是人类不断疏离了自然，甚至自己身体的自然。自我的观念开始缓慢地从未分化的迷雾里浮现出来。正如第五章里提到的，中世纪晚期、现代早期出现了一种迅速的进步，即“人”疏离了自然、不断异化为我们如今所知的这类自主的自我。完全独立自主的自我的出现给人类带来一种日益增强的自我意识。伴随自我意识而来的是个人意志感，即对自己影响周边世界的能力的信心。然而，赢得自我意识和个人身份感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即与自然世界之间亲密的参与和交流的丧失。
巴菲尔德认为，物种进化史重演了每一个人成长的进化史。人类起步于和自然母亲之间未分化的一体感，走向独立、自觉地与她隔绝。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丧失了海洋般不可分割的原始感受，即“生本能”，而满足于与自然之间的新关系，它以远距离支配为基础，伴随着我们试图统治的尝试所带来的一切有害系统效应。的确，人类从“生本能”过渡到了“死本能”。
那么，人类何时才能和它分手？巴菲尔德提出，我们正处在向人类历史的第三大阶段过渡的时期——我们自觉地选择重新参与自然的阶段。正是在这一点上，巴菲尔德的思想与欧洲知识分子、科学家和空想家们的思考结成了联盟，后者恰恰日益把世界看做是不可分割的生命实体，值得尊重和关怀。
人类意识的第三阶段把我们的契约观念从地缘圈转向了生物圈。地缘政治学向来以环境是一个大战场的假设为基础——一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其中，我们每个人都和其他人战斗，以保障自己个人生存的资源。相反，生物圈政治（biospherepolitics）的基础观念则是：地球是由彼此依存的关系组成的生命有机体，通过扮演我们都是其中一部分的大共同体的托管者，每个人都能够生存、繁荣。
所以，巴菲尔德如何建议我们调和对个人性的冲动和对海洋般一体感的欲望呢？倘若不是“死本能”，我们将永远不可能把自己充分地从海洋般的一体感中分离开来、建立自我观念及与之伴随的自我意识。倘若没有自我意识，我们就无法行使意志、作出个人的选择、实行我们个人的意愿。另一方面，自我意识和个人性更加意识到自身有限的存在和有朽性，从而愈发焦灼。这种焦灼反过来激起了我们侵略的冲动，要统治、扼杀和侵夺身边的一切，希望藉此扩充我们的存在、抵挡自己不可避免的死亡。
解决我们困境的方法在于，把“生本能”和“死本能”融合在新的统一体里。20世纪初的诗人里尔克（RainerMariaRilke）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他写道：“……那正确理解并庆贺着死亡的，同时便赞美了生命。”＇28＇换言之，除非我们接受某天会死亡的现实，我们就不能真正开始生活。我们怎样才能和自己的死亡妥协，选择生活呢？那就是通过作出自觉决定，把“死本能”抛在身后，不再试图统治、控制或支配自然——包括人性——把它们当做抵御死亡的手段。而是相反，接受死亡，把它当做生命的一部分，选择重新参与自然。从自我走向他者，通过同情的纽带，重新连结共同组成了地球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体的关系整体。
决定重新参与、选择“生本能”，这与标志出人类婴儿生命或早期发展阶段的那类原始参与感大相径庭。那时候，参与并非出于意志，而毋宁说是命中注定。自我还没有充分发展到能够做出自觉选择。对婴儿来说，依赖度决定母子关系。对我们旧石器时代的先人来说，对自然怒火的恐惧和依赖程度一样，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条件。借助行使自由意志来自愿重新参与自然，这就使人类意识的第三阶段有别于以往的一切。通过自由选择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一个人就保留了自己独特的身份，同时也融入了生物圈海洋般的一体感之中。
《欧洲梦》 第二部分全球角色
全球角色
身处以日益个人化为标志的后现代，个人身份破碎成无数亚身份（sub…identity）和元身份（meta…identity）；重新融合进生物圈整体或许是唯一具有足够涵盖面的解毒剂，能够保障个人不丧失他或她的一切支柱，避免解体成虚无。
某些后现代心灵的观察家越来越关注在日益高密度的世界里，个人身份丧失的问题。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College）的心理学教授肯尼思·葛尔根（KennethJ。Gergen）注意到，如今的年轻人必须在高度密集的全球化文化里探索自己的道路，各种相互竞争的要求从各个可能的方向涌入他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在他们试图调和所有这些刺激、适应所有可能的联系的努力中，年轻人不断创造新的亚自我（sub…self）和元自我（meta…self）——事实上就是把他们人格角色的片断分配给每种新的关系，目的仅仅是为了同周边所有的网络保持联系。他们所恐惧的就是被排斥。倘若说拥有财产、享受自主和排他性乃是美国梦的必要条件，那么，拥有进入的途径和融入群体就是新时代人们追求的目标。因为他们担心可能丧失进入的途径，年轻人把他们的注意力分散在越来越小的片断上，仅仅是为了保持所有诱惑着他们的可能联系。葛尔根警告道：
这一自我观念的片断化正与大量紊乱、断裂的关系相对应。这些关系把我们拖往无数方向，鼓励我们扮演多种多样的角色，以至于具有可认识性格的“真正自我”的观念从视野中退却了。完全饱和的自我变得根本就不是自我。＇29＇
葛尔根为自我的分裂而担忧，心理学家罗伯特·李福顿（RobertJ。Lifton）却对此更加心怀希望。他认为，多重人格是一种复制机制，它允许心灵进行调整，适应这个日益全球化的社会越来越高的密度。他相信，多重人格代表了意识更加成熟的状态——它允许个人生存在身边的复杂和含混当中，并试图在越来越彼此关联的全球环境里探索自己的道路＇30＇。
葛尔根和李福顿的看法都不无道理。后现代人格越来越片断化、弹性化了。问题变成了：是否有方法让后现代人格的极端个人化重新融入更加统一的全球整体呢？倘若不能如此，那么就只会加重个人疏离感和存在的恐惧感——在这个人们越来越彼此相联但同时却已越来越感到孤立的世界上，许多年轻人已经在体验着这种感觉。根据凯塞家庭基金会（KaiserFamilyFoundation）开展的一项题为“新千年的儿童与媒介”的调查，美国儿童如今平均每天花费五个半小时，每周七天，通过各种互动式电子媒介获得消遣。八岁及以上的青少年甚至把更多的空闲时间花在电视、互联网、电子游戏和其他媒介上，平均每天六小时四十五分钟。更让人担忧的是，调查发现多数儿童仅仅和电子媒介展开互动。年龄较大的儿童把多达95％的时间花在独自看电视上，而两到七岁之间的儿童独自看电视的时间超过81％＇31＇。
克服可能伴随电子媒介环境而来的个人孤独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