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克服可能伴随电子媒介环境而来的个人孤独感和疏离感，就必须有某种新的一体化使命，它具有改造人的强大力量。如今极度欠缺的是一种具有概括力的理由，解释为什么数十亿人类应当越来越彼此相联。为了什么目的？更发达的商业、更高的政治参与度、更多的娱乐、获得信息的途径，抑或仅仅是好奇？上述所有理由，尽管不无道理，但似乎都不足以辩护为什么60亿人应当在全球化社会里彼此相联、相互交融。六十亿个人联合在一起，却不能提供任何整体的一体化目的，这似乎是场人类精力的巨大浪费。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真正形而上目的的全球联合会带来人类意识狭隘化的风险，而非它的拓展。
令人高兴的是，人类关联性的提高正推动着人们意识到组成复杂、多样世界的所有关系。年轻一代正开始把世界看成是有待于获得进入途径的各种关系的迷宫，而非等待着侵夺、占有的各种对象的仓库。老一辈人更多地把自己的生命看做是财富，一心想要“成就一番事业”；但年轻一代却更多把他们自己的生命看做是不断变动的过程，在无数关系网络中展开。在全球彼此关联的时代，认为意识是固定、自足、自主的旧观念正在为一种新的自我观念所取代，即它是一个逐渐展开的故事，其线索和内容都完全视一个人进入某种关系时不同的性格和事件而定。葛尔根认为，“当个人完全消失为一种关联性的状态时，我们就达到了进入后现代的过渡时期的最后阶段。”葛尔根的结论是，在全球关联的时代，“人们不再相信存在着独立于他或她所身属的关系的自我。……因此，关系取代了西方历史过去几百年间占据着中心位置的个人化自我。”＇32＇西方的意识观念开始与亚洲的相类似，尽管它是通过了完全不同的旅途才抵达了如今的地步。
那么，我们将怎样运用最新发现的关系意识呢？巴菲尔德和其他思想家们认为，人类在自我发展历程中已经成熟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能够做出个人的选择，重新参与组成生物圈的无数关系。我们日益参与网络，我们新发现一种进行多项任务、同时在平行的轨道上操作的能力，我们越来越意识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我们寻求关联性和融入性，我们乐意接受矛盾的现实和多元文化的视角，我们过程定向的行为，这一切都使我们倾向于系统思维。倘若我们能够把系统思维驯化成新的全球伦理，它承认并采取行动来阻止消极罪恶，并致力于协调构成地球生命维系力量的多种关系，我们就将能够跨越这道界限，进入人类意识的第三个新阶段。
旅途成功的关键将视重新参与的程度有多深而定。重新参与自然意味着即时性的亲密关系，不受层层技术壁垒的阻碍。当巴菲尔德谈论“重新参与”的时候，他想到的是：基于深层交流的精神，个人向“他者”伸出双手。这种关系无法在虚拟现实环境里的远程条件下达到。倘若我们仅仅是拓宽我们的联系面，但在这过程中却变得越来越孤单、隔绝——这个世界里，每个人都给其他所有人发电子邮件，却极少彼此接触对方的存在——关系会变得虚幻化，而我们的自我观念会变得虚妄、有消解的风险。重新参与、真正向他人伸出双手，要求的是真实在场。一个人不能同时既超脱又同情。
新的全球化技术的确压缩了时空，把人类家庭带进更紧密的互相依赖的关系网络之中。我们开始更多地意识到许多组成我们身处的大系统的纽带。但倘若这种意识没有和亲密、面对面地重新参与自然之间形成平衡，我们进入新意识阶段的旅行就将流产。我们的关系化的自我将只不过是具有技术的本性，而非真正的人性，仅仅是先前将“死本能”当成拜物偶像的旅程的延续。只有真正鲜活的生命才能重新点燃“生本能”，而鲜活的生命意味着深深地参与身边其他的生命。
因此，只要我们选择与自然世界疏离，不遗余力地扼杀我们的环境，以浪费般的放纵和夸耀来侵占它、消耗它，那么我们自己的生命就都依然被掌握在死亡文化中。每从事一次破坏性的活动，我们就被提醒起一次自己的死亡。倘若被死亡所环绕、被死亡的念头所消耗，我们还怎样体验生命呢？通过选择重新深度参与自然，通过监护滋养生命的许多关系，我们就在身边建立起了肯定生命的环境。通过每一次同情的经验，我们都不断被提醒起生命的内在价值。
《欧洲梦》 第二部分美国梦和欧洲梦（1）
美国梦和欧洲梦
尽管这一切可能听上去都有点神秘、虚幻，但是，在人们梦想他们希望度过并参与怎样的生活、为此展开行动的真实世界里，对个人、人类家庭和地球而言，在“死本能”和“生本能”之间的抉择都会带来真实、深远的后果。
很大程度上，美国梦深陷于“死本能”之中。我们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自主。我们过度消费，纵容每种欲望，浪费地球的丰饶。我们鼓励不受限制的经济增长，强者受奖赏，弱者被边缘化。我们满心要保护自身利益，并组建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事机器，以获取我们想要并相信是分内应有的东西。我们把自己看做是上帝的选民，因此有资格获得一份超出公道份额的地球财富。可悲的是，我们的自身利益正缓慢蜕变成纯粹的自私自利。我们变成了死亡文化。
我所说的“死亡文化”是什么意思？很简单。没有一个人、尤其是没有一个美国人，能够否认我们是全世界最贪婪的消费者。但是我们忘记了，消费和死亡是深深纠葛着的。“消费”（consumption）一词可以回溯到14世纪，并有英、法两种语言的词根。动词“消费”的原意是去毁灭、掠夺、征服、耗尽。这个词浸透着暴力，直到20世纪还只有负面的内涵。别忘了，直到20世纪初，医学界和公众都还把肺结核称作“consumption”。仅仅是在20世纪广告人手里，消费才变成了积极的字眼，他们开始把消费等同于选择。到了20世纪最后的25年，至少在美国，消费者的选择开始取代代议制民主，成为人类自由的终极表述，这反映出它新的神圣地位。
如今，美国人消费了多达三分之一的世界能源，还有数额惊人的其他地球资源，尽管我们只占世界人口的不到5％。我们正迅速地消费着地球剩余的宝藏，来填满我们几乎无厌的个人贪欲。在我们强迫性——倘若不说是病态的——行为背后，是一种通过杀戮、消耗身边的一切来生存、发达的疯狂愿望。文化史学家伊利亚斯·卡内蒂（EliasCanetti）曾经说过，“我们每个人都是遍野尸骸上的国王。”＇33＇倘若我们美国人能够稍稍停步，反思一下我们这辈子为了保持我们挥霍的生活方式，每个人占用、消耗了多少生物，多少地球资源和物质，那么，这个纯粹的数字就足以让我们为这场屠杀感到惊骇了。难怪全世界有这么多人关注美国放纵的消费，把我们看做死亡文化。
但是，难道我们不过如此吗？某些美国经验的批评家会认为，对这个问题没别的可说的了。美国就是变成了这副样子。但他们错了。美国经验还有另外一面。我们向新来者敞开大门。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权利获得生命里的第二次机会。我们支持失败者，赞美那些克服了生活中的厄运，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我们相信每个人归根结底都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我们每个人都为自己承担责任。正是我们个人主义的这一面，如今依然是我们救赎的慈悲。倘若我们个人责任感能够祛除“死本能”，改为“生本能”服务，美国或许将再一次成为世界的领路人。
人类家庭未竟的事业就是把责任的“个人伦理”应用于更广泛的生命共同体，它组成了有生命的地球。从最终分析来看，倘若要发生任何真正的转变，对我们人类同胞、生物同胞和我们共同的生物圈的承诺应当发自个人内心，也应当进行集体的立法。只有在每个人都感到具有个人责任的世界里，伦理才能取得胜利。倘若我们美国人能够调整内心深处的个人责任感的方向，从个人的物质攫取这一较狭隘的目标，转向推进全球伦理这一更加慷慨的奉献，那么，我们还有可能重新塑造美国梦，使它跟上正在出现的欧洲梦的步调。
这种转向在美国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首先，美国人里已经有可观的少数派响应了我们所说的“普遍伦理”。他们以符合新的全球意识的方式，在他们的消费者行为、工作场所和社区里履行个人责任和义务。他们支持拓展普遍人权和保护自然权利的提案，并做出自觉决定，不参与可能导致消极罪恶的活动，不论是对汽车的选择、饮食的偏好还是购买股票和债券。他们已经变成了全球公民。
但是，那些个人责任感几乎从不超越自我利益或民族利益的多数美国人又怎样呢？他们怎样才能突破到另一边，开始“全球性思维，地方化行动”呢？
令人惊讶的是，最大的希望或许来自美国宗教团体。在神学家、传统教派、新教教派、天主教会和犹太教之间，围绕对《创世纪》里创世故事的阐释展开了一场大争论。主题就是《圣经》里上帝对亚当和夏娃说的一段话：要生养众多，遍布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34＇。
在基督教历史的多数时间，管理（dominion）的观念都被用来为无情地脱离、掠夺自然世界而辩护。如今，新一代宗教学者和越来越多的信徒开始重新定义“管理”的含义。他们提出，自从上帝创造天地以来，所有的造物便都被灌输了内在价值。上帝也给了他的造物以目的和秩序。因此，当人类试图削弱自然的内在价值，或者支配、改变它的目的和秩序以适应他们的自我利益时，他们就是在傲慢自专、反抗上帝。
“管理”的观念如今被重新定义为“托管”（stewardship）。人类如今扮演着上帝在地球上的看守者，滋养而非掠夺、毁灭他的造物。在新的宗教事务秩序里，人们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与之分离。我们是上帝造物的一部分，因此依赖着其他所有构成上帝尘世王国的生命体和非生命体。同时，因为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我们就有特殊的责任扮演他的尘世代理人，照料他的造物。
按照基督末世论，每个人都被赋予了自由意志。一个人可以运用自由意志，通过接受基督为吾主而获得救赎。然而，倘若一个人做出这样的选择，他就被要求照料上帝的花园。我们这里看到了基督教版本的巴菲尔德所谓意识的第三阶段——即，每个人都被召唤，做出具有自我意识的抉择，接受基督，并藉此参与和上帝造物整体的深层联合。
尽管对《创世纪》的新阐释在全美宗教团体间正不断赢得支持，但它还没有成为美国宗教生活的中心。然而，倘若这种情况出现，无数美国人就可能发现自己置身于向新的全球意识过渡的关键点。对受难基督的无条件的爱将包括进对他的造物的无条件的爱——这是个潜在的强大的新宗教故事，它能把信仰者带进对地球及其所有居民的崭新承诺之中来。然而，我会警觉到，从雄辩地重新阐释创世纪故事，到千百万美国人做出积极个人承诺，遵照反映出阻止消极罪恶、为了生物圈的利益而行动的道德责任感的方式度过此生之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认为美国梦将经历真正的转型、导致全球伦理的出现，这还为时过早。
《欧洲梦》 第二部分美国梦和欧洲梦（2）
相反，欧洲梦具备一切正确的特征，足以宣称自己占据了向人类历史第三阶段进发的路途中有利的道德位置。欧洲人已经制定了通往新的应许之地的一张展望性路线图，它致力于重新肯定“生本能”和地球的不可分割性。在这个方面，我毫不怀疑欧洲人的真诚性，至少是在精英阶层、受过良好教育者以及作为一体化欧洲表率的中产阶级年轻一代之间。我认识的欧洲人的确有一个梦想。他们想要生活在每个人都被包容、没有人被遗忘在路边的世界里。根据佩尤2003年展开的调查，每个欧洲国家里都有可靠的多数人声称，他们“相信，与保证个人不受政府干涉、自由地追求目标相比，政府更重要的使命是保证没有人生活匮乏”＇35＇。在世界上所有富裕国家的国民中，只有美国人多数——58％——声称，他们更加关心不受政府干涉追求目标的个人自由。但只有34％的人说，更重要的是政府“采取积极态度，保证没有人生活匮乏”＇36＇。相似的是，当涉及向贫困的他国增加援助时，2002年开展的盖洛普调查报告说，几乎70％的欧洲人相信，应该向贫困国家增加经济援助，而几乎一半的美国人相信，富国已经给得太多了＇37＇。
欧洲人同样想要与全球联系，但不丧失他们的文化身份和乡土感。他们在关联而非自主中发现了自由。他们寻求在此时此地拥有良好的生活质量，这对他们来说也意味着和地球建立起可持续的关系，保护后来者的利益。80％的欧洲人说，他们生活幸福；而当问到他们相信20世纪最重要的遗产是什么的时候，在11项遗产的清单上，58％的欧洲人选择“生活质量”作为仅次于“自由”的项目。同时，69％的欧洲公民相信，环境保护是迫在眉睫的使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只有四分之一的美国人对环境感到焦虑。更有意思的是，56％的欧洲人说：“倘若我们要阻止环境进一步恶化，就有必要根本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发展方式。”＇38＇这使他们成为全球各国人民中，对可持续发展的最热情的支持者。
欧洲人工作是为了生活，而非生活是为了工作。尽管工作对他们的生活至关重要，但却不足以定义他们的存在。欧洲人把深度游戏、社会资本和社会凝聚力都置于职业之上。当问到：对他们来说，哪些价值观是极端或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