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议员和众议员出席仪式。政治家们在发表过一番热情洋溢的演说后，队伍在上午11∶15出发。经过7小时15分钟后，队伍行军46英里来到（马里兰州北部的）弗雷德里克的集市场所宿营过夜。此刻，一辆挂车的挂钩被毁，一辆轿车丢了一条风扇皮带，一辆“B类汽车”由于永磁发动机（用现在的话说是交流发动机）损坏而必须被拖进宿营地。
队伍一日一日地向西行进。最快时，一小时可达10~15英里，但是由于要不断地停下来修理车辆和查看桥梁，平均一天只能行进60英里。在东部，路面一般较好，大多为硬化路面，但是桥梁是个大问题，有些地方的桥梁太窄（或被其他事物占用，大型军用卡车无法通行），不得不绕道行驶。另外，还有一些桥梁需要加固，行军途中工程师们共改建或重建了65座桥梁。
尽管整个行动被假定在敌占区进行，但所到之处的居民非常热情，决意要善待他们。差不多每到一处都受到热烈欢迎，到处是欢呼声，到处是彩旗飘扬，还有精彩的演讲。军乐队也频频出场助兴，音乐会接连不断。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贝德福德镇，欢迎活动达到极致，他们甚至走上街头跳舞狂欢。
在到达俄亥俄州的哥伦比安娜镇时，当地最富有的人—碰巧是热情好客的哈维·费尔斯通—邀请他们在自己家的草坪上野餐。
随着队伍缓慢西进，人口也逐渐稀少，道路也越来越坏，干脆变成了与过去的马路相差无几。当行进至内布拉斯加州中西部的北普拉特境内时，有一天在一阵狂风骤雨过后，道路变成泥沼一片，25辆车不得不从泥沟中推出。
还有一天，队伍行进至内华达沙漠中央，遇到一个300英尺厚、3英里长的大沙丘，周围根本无路可循。幸好，他们还有先见之明，带了几辆履带式拖拉机，把所有的车辆和辎重从沙丘中一一拖出。在11个小时内只向前推进了12英里。
还有一个地方，“由于废弃的铁路上全是深浅不一的路坑，他们只好在滚动、跌倒、摇晃中缓慢地行进……”在加利福尼亚东部的内华达山脉，道路的坡度高达17度（而现在州际公路的坡度还不足4度）。
尽管险况重重，但是在整个3 200英里的征途中，只有两辆汽车遭遇事故，其中一辆翻下万丈山谷。他们终于在9月6日抵达圣弗朗西斯科，比预定时间延迟了2天。毫无疑问，这次行动的成功主要取决于军官和士兵们的诚挚精神，而不是依靠机械装备和道路设施。
作为一次军事行动，队伍正式向上级提交了报告汇报整个远征的情况。报告中指出：“建立一个完善的全国公路系统是必需的和急切的，一个能够从东到西、从北至南横越全国大陆的公路网对于进一步开发和发展人烟稀少的贫穷地区十分必要，也是商业发展和军事防务之必需。”
像其他的军事报告一样，这份报告也很快被扔进档案柜，无人问津。从1923年开始，联邦政府开始向各州提供拨款，在一些条件成熟的地方修建公路，并且开始给公路编号。但是，在48个州分离的管理之下，这些公路还根本不成体系。
然而，当时参加这次远征行动的一位上尉对这次行动却终身难忘，尽管他当时申请参加远征是为了要更愉快地度过一个夏季。
甚至在35年后，这位上尉还认为建立完善的公路系统是国家利益之所在。此时他碰巧是美国总统，完全有能力为此作出努力。
此人正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他努力说服起初不太合作的国会最后通过法案，推动州级公路的修建。
第五部分：“再一次成了旧金山的代言人”纯粹美国式的故事
所有的美国人都有理由为巴林兄弟银行感到悲伤，因为这家公司，从其诞生之初，就是美国的朋友。巴巴里海盗经营着历史上最大的保护费交易，为了保护本国的货船，美国政府做了一笔划算的交易，通过巴林银行向巴巴里海盗行贿，而这个不畏艰难险阻、吃尽苦头的中间人和美国政府的合作也由此拉开序幕。巴林银行对于美国的利益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它为美国所购买的步枪和大炮提供担保，为美国购买路易斯安那州的交易提供担保，但突然之间，巴林公司消失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丢失了一个活样本，而美国也丢失了一个老朋友。
19世纪60和70年代的自由民储蓄银行，由于美国国会未考虑其中蕴藏的风险，却按照法案允许的条件扩大了投资，这个体系最终崩溃了，也付出了极高昂的代价。
美洲银行是一个纯粹美国式的故事，它的创始人是一个意大利移民奇奥里阿尼，在1906年旧金山地震和1907年金融“地震”中的明智反应使他声望日隆，而他也抓住了这个机会，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他的银行飞速发展，在20世纪20年代末，已成为美国最大的银行之一。
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在人们所熟知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上，是否是政治胜过了原则，但无疑事后的结果表明，事实的确如此，通过保持对竞争的限制，它极大地削弱了最强的银行的能力，而保护了市场中最弱的银行。
在20世纪的前50年，格拉斯对银行法的编写有着最重要的影响。在他的余生中，他对被人称为“联邦储备体系之父”备感骄傲。斯蒂格尔则更像一个立法技工而不是一个经济学思想家，他提议进行存款保险，此提议受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包括美国银行家联合会、格拉斯以及罗斯福总统本人。罗斯福个人虽然反对存款保险制度，但是从普遍的公众舆论来看，他的政治角色却告诉他应该同意这个制度。存款保险制度直接导致了存款银行与投资银行的分离，美国银行界最有名的名字J·P·摩根公司也不得不按新政策分离出摩根·斯坦利公司。
第五部分：“再一次成了旧金山的代言人”我们曾经指望过它们（1）
当某一个经济机构消失的时候，即使是最热心信奉资本主义的人，也不会为此叹息，除非他们因为它的消失而遭受了个人损失。
毕竟，就算那个机构消失了，当事人还都在。而且，如果资本资产现在被人接管的话，那么，这些资本资产也还都在。真正损失的只是律师们所作的那些资料，以及用于控制将各个部分组合成一个整体的公司协议或合伙人协议。确实，资本主义核心的一个奇迹就是：如何使整体总是大于部分之和。
但是，巴林银行却不一样。旧式的资本主义机构，就像老一代人一样，如果不能顺应不停变化的经济，就只会慢慢地消失。但是，巴林银行却没有经过如此漫长的消失过程。自1762年以来，即在詹姆斯·瓦特完善蒸汽机之前7年（蒸汽机引发了工业革命），它就一直非常成功地适应时代的变化。当工业革命推进到被人注意的时候，也就是这个词进入英文用语的时候，巴林银行已经86岁了，而且比以前还更加兴旺发达。
它持续地兴旺着—只是在1890年时遭受过一次严重的打击—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95年，在它233岁高龄的时候，它几乎是遭受了一次谋杀。
当然，历史学家有一个缺点，就是如果对于神圣的事物不能给出解释，那么，最好的理由就是：他们本来就是神圣的。但是，有另外一个理由可能会使所有的美国人为巴林兄弟银行悲伤。这个公司，从其最早的时候起，就是美国的朋友，那时，大部分英国公司都把这个国家视作处于叛国者的老巢和香蕉共和国之间的某一种东西。
那么，这是一个多大的朋友呢？只要我们想一想，如果没有它，我们可能在技术上就不能从拿破仑·波拿巴手里买下路易斯安那。我们是从巴林兄弟银行那里买下来的。
巴林家族的始祖在德国。在18世纪早期，他们所经营的木材生意将他们家带到了英格兰西部的埃克塞特。在那里，这个家族迅速地发达起来，很快就跻身于贵族行列，这时，这个家族企业进入了一个新兴的行业，这就是英国人所称的商业银行，而美国称之为投资银行。
粗略地讲，投资银行是一个批发银行。它们不与私人打交道（当然，除非这个私人是特别特别地有钱）。然而，在一开始，他们为外国商人用寄售方式处理货物，也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进行交易。
当他们的贷款业务扩张了之后，商业银行就慢慢地脱离了实际的商品买卖及背后的商品处理，而集中于金融方面。政府与企业同样开始利用商业银行来借贷长期资金，并请商业银行作为代理商在货币市场上出售债券，债券是从伦敦、阿姆斯特丹、法兰克福以及其他地方兴起的。
就是在美国革命之前，尽管巴林银行当时才开张不久，它在美国市场上却很活跃。这13个殖民地，成了英国服装的主要市场，巴林银行对这项交易进行金融支持，而且还参与到这个交易中。
在美国革命后，罗伯特·莫里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政治家和财政专家）与州参议员威廉·宾厄姆，这两个杰出的费城金融家，与其他人一起，很快与巴林银行重新建立起关系，巴林银行主动接受了他们的建议，这与其他许多的英国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是不同的。亚历山大·巴林，是巴林银行的主要合伙人，弗朗西斯·巴林爵士的儿子，与宾厄姆的女儿结了婚。
但是，在美国革命之后，当新成立的美国经济深陷于萧条及金融混乱之中时，经营盈利性企业的可能性是很有限的。只有在美国宪法颁布了之后，而且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将联邦政府建立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上之后，大西洋交易在18世纪90年代才开始腾飞起来。
正是在与巴巴里海盗的交易中，巴林银行才第一次真正地为美国政府提供了服务。巴巴里海盗经营着历史上最大的保护费交易。他们的船只经常攻击地中海里的商船，当然，除非这些商船缴了适当的免受攻击保护费。
第五部分：“再一次成了旧金山的代言人”我们曾经指望过它们（2）
自18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英格兰就深陷于与革命法国的战争之中，它发现支付给海盗保护费还是比较便宜的，因为如果要动用海军对突尼斯、阿尔及尔以及的黎波里的坚固港口进行打击，代价要大得多。在1795年时，美国政府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问题是怎样支付给他们。
不用说，海盗是不会接受欠条的，而这是美国当时惟一能提供的东西了。要将借据转化为海盗愿意接受的东西，美国财政部就需要一个银行家。它找到了巴林银行，以美国债券的形式支付了80万美元。与世界上所有的财政部工作人员一样，他们指示巴林银行将这些债券在伦敦市场上卖出，而不能使美国证券的市场萧条，而且，还要极其迅速地完成这一工作。然后，再将所获得的收入，以银条的形式，运送给戴维·霍姆弗雷斯，当时他担任里斯本的美国大使，将由他向海盗行贿。
巴林不得不克服无穷多的困难，来执行这些相互矛盾的指令，而且，它还经常不能等华盛顿的进一步的指示，从而要承担自作主张的风险。但是，当工作完成之时，鲁弗斯·金，当时任驻伦敦的美国大使，写信给弗朗西斯·巴林，祝贺他“不墨守成规地以娴熟的方式，帮助了霍姆弗雷斯上校完成这一艰难的工作。我已经写信给财政部长了……我确信，美国政府将对你在这一项交易中所提供的服务非常满意”。
与此同时，巴林银行还要为美国所购买的步枪和大炮提供担保，以在与法国之间的日益加剧的“准战争状态”中起帮助作用。为此，它总共运送了将近1万支步枪和330门大炮，提供了4。5万英镑的资金—这在18世纪末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但是，正是因为它在购买路易斯安那州的交易中提供了担保，使得巴林银行对于美国的利益几乎是不可或缺的。路易斯安那，对1801年上台的托马斯·杰斐逊政府来说，既具有地理政治上的意义，也具有国内政治问题上的意义。地理上属于阿巴拉契亚山脉横断的美国西部，在19世纪初，这个地区迅速发展起来，而且，杰斐逊的政治支持力量也大多来源于此地。但是，这里的居民，却为山脉所阻隔，只能依赖于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才能到达东部地区，然后再进入国际市场。
当时，密西西比河构成了美国的西部边界，而新奥尔良和河口都在西班牙人手里。幸运的是，当时的西班牙只是在名义上还有一点威力，根本不能对美国的利益构成严重的威胁。它允许美国在新奥尔良建造仓库，在那儿可以转运，而不必向西班牙人支付关税。
然而，更具野心的拿破仑·波拿巴却在1800年的圣伊尔德丰索秘密条约中，逼迫西班牙将路易斯安那割让给法国。当然，这一个割地新闻很快就泄露出来，而杰斐逊对于法国人将在他的后门口部署军队深感惊恐。英国雄狮静静地吼叫着，说它愿意帮助美国征服路易斯安那，然后在与法国达成和平协议之时，将路易斯安那州移交给美国。但是，不用说的是，杰斐逊既不愿意英国军队来，也不愿意法国军队来。他要将密西西比东岸的所有部分，一直到墨西哥湾，都买下来，他派出了詹姆士·门罗去帮助美国驻法大使罗伯特·利文斯顿与法国谈判。
拿破仑很快就认识到他不能保证路易斯安那不受到英国人的攻击。而且，因为他总是在为金钱发愁，所以，他提出将整块土地都出售给美国。那时候，并没有人知道准确的边界，所以，在谈到价格为1 500万美元时，没有人怀疑这个交易有什么古怪。但是，就如纽约的前任市长有一次所说的那样，“用两头大象换一个夸脱，也是交易—如果你需要大象，而他又想要一夸脱的话”。
联邦制拥护者却认为，这两个情况的答案都不对。“我们要给的钱，